二月河对清史的兴趣，是通过研究红楼梦产生的，他本人是通过研究红学认识周汝昌的，后来给周汝昌看了自己写的康熙，受到周汝昌的赏识和鼓励，是有过这么一段经历的。而且二月河现在还是红学会的理事。

我记得当初拍康熙王朝之前，我去看读书馆，看到一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上面写的是听说要拍康熙，他非常的兴奋，因为他觉得康熙是非常伟大的一位皇帝云云，可见周对于康熙有很深的感情，他讨厌雍正，多少也是认为他处理曹家乃是违背康熙本意的，是和康熙对着来，是不孝的行为。但当时二月河乃是无名后生，如果他刻意希望讨好周汝昌，想借他的推荐而入这个圈子，必然是很利益化的行为，肯定要去按照周的好恶来写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见，这会是怎样的一部小说。但是二月河没有，他自己是做了一番功夫去做这个文案工作的，而不是为了图省事，只看那些红学家研究出来的“清史”，可是因为他先接触的红学的这些东西，你说这个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像田文镜、李卫是藩邸旧人，这些都是周汝昌等红学家们的看法，他看到了，可能就没有去往细里去考据一下，是不是真的，所以他用到小说中去了。

但他看到的资料，又有很多内容，让他对于自己在红学研究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觉得很多事情大家说的都不是真的，都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所以他要去写，他本身有这个目的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二月河自己说的创作的缘由就清楚了。但是他想写的与众不同，就必须刻意突出什么，二月河不是不清楚雍正有残忍的一面，你看他说什么蒸人的，就是想借此表现这一点（虽然这个设定也不怎么好），而他更多的想写大家没有写过的勤政的一面啊，还有对臣下谆谆善诱的一面，那么轻重失当，就有矫枉过正的感觉了。但如果说他写这个的本意就是给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我觉得并非作者的本意。

其实怎么说呢，二月河的这种经历，大家应当能够理解的，看商传先生写朱棣传，就说自己“起初由于我对永乐皇帝有所偏爱，又希望给予他一个完整的评价，因此对于他专制残酷的一面多予谅解，愿意将他写成一个有为而严酷的政治家，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暴君的印象。”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二月河写这段历史的一个心理感触。所以我说他顶多算是轻重失当，对资料的考据不够，但若说他纯粹是以皇帝之是非为是非，倒真的不是二月河自己的本意了。

商传先生的话，对我感触挺深的，他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作了修改，尽量的让自己做到客观，我们也以此自勉吧。看到别人的不足，不要一盘的否则，而是要借鉴，这才是最有益的。其实二月河的小说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他情节上宽紧得宜，情节紧凑，引人入胜，在布局上，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他人物塑造上，性格不突出，形象单一等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了。取其长出，避其短处，这样对我们自身也是有利的。

 

推荐看秦晖先生的《雍正王朝》是历史正剧吗？

不过秦晖是新自由的领军人物，观点也未免有些偏激~~~不过就个人魅力来说我还是挺喜欢他的，上上周刚听过他的讲座，阎扑克老师说他能说得出中国所有县一级行政区的名字及核心信息，绝对才子一个~~~

早就看过了，没和你说过么，我2002年左右，把GOOGLE上此前关于雍正的所有页面的搜索记录都看完了，真的很佩服自己当初的耐心。不过说真的，那个语气就让我觉得难以接受，似乎不是批评电视剧本身，而是对于雍正这个人物就不应当翻案，我记得好像他有一句话说，雍正不是昏君是暴君什么的，通篇给人的感觉不是在批评王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以后再拍类似的题材需要注意什么，而是雍正这个人就不应当被搬上银幕，是这个感觉。

当初除了这个，还有一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王钟翰先生的欺世盗名帝王策，让我非常之郁闷。我觉得他们的口气倒是真的让人对这段历史提不起兴趣，感觉看这段历史，就会受封建帝王思想的荼毒，是有罪的，这让我非常不能接受。而且说真的，越是看到这样的言论，越是让我对某人的喜欢就更多一分。我觉得对于他的苛责，更多的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他尴尬的身份，他的民族，他的阶级。

怎么说呢，历史学或许是一种科学，本身作为学术的对象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阶级属性或者意识形态，就像我们亲爱的扑克老师，他本身是研究制度使的，我大一的时候和他聊过，他当时在研究舆服制度，把等级和人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联系在一起，把中国自古深入人心的官本位思想鞭辟入里。可是他本人呢，言谈举止间，充满了知识分子本身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不了解的人根本看不出他是个研究这种极度不人性，极度不平等自由博爱东西的学者。从他身上我看到，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本身和研究它的学者，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文化传统是可以划开的。

但是文学创作不一样，文学创作本身是人类不断进步着的思想的反映。我当时问阎老师，您这样一个受现代意识洗礼的知识分子，研究这些东西不觉得痛苦么？阎老师说他一开始根本就没想到自己会做这么没人性的东西，即使现在做这个，也没有认同或者觉得如何如何好，只是想通过这些去让人们体会那种传统的影响，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文学创作比历史研究的空间要广阔的多。我不明白二月河的写作动机是什么，但是他的作品写出来，不是让读者对那个时代，那个中国貌似繁荣但实则濒临崩溃的时代有一种危机感，有一种反思，有一种痛定思痛，而是让很多青年人放弃他们本身所拥有的比那个时代合乎人性的多的理想和生活，突然认为那个时代是美好的，是光荣的，作为那个时代的贵族统治者或者他们的妻子妾婢是幸福的，要“穿越”~~我的天哪，多么失败的文学创作，我为近百年来中国的种种苦难换来现代人这样的感受一哭~~~康熙雍正是不是欺世盗名那时价值判断问题，喜不喜欢他们个人或者那个时代那是每个人的感情判断问题，就事实判断来说，这两个人的行为，恐怕都不像二月和说的那样符合“三个代表”吧

俺觉得二月河的人物，根本不符合三个代表。老爷子？小四？小钱？哪个不把别人的人命视如草芥？哪一个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筒子？统治者并不比一般人更高尚，但也未必就见得比一般人恶毒多少（论心不论绩，毕竟一般人有贼心没贼能力）。而且二月河本人恐怕也绝没有让人们怀念那个时代的想法，相反，我觉得他的东西看了只会让我更恨那个吞噬人心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能把好好的人变成那个样子，把好好的父子手足关系变得如同被bt杀人狂分割又在大太阳下发酵了n天的尸体一样让人恶心（不对，应该是像画皮姐姐一样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只是这皮还是地摊货，隔着皮就能闻到臭味了）~~~~~~难道还有人觉得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亲人还是君臣还是上下级，是可以被接受的吗？说句实话，小悠写的人际关系都比二月河写的有人情味。真正把小四变劳模的是胡枚的王朝，胡玫这女人，水平实在有限，又对那段历史不了解，抓住某个已经被二月河同学夸张到120%的小四特点在乘以个2-3的系数（作为文学处理这无可厚非，可是那已经是二月河同学处理过一次的了，她再一放大，完全可以接受的艺术失实就完全成了胡扯了），怎么能扣到二月河头上？说句实话，我不觉得二月河处理的小四比冯尔康同学的过分在哪里，他很多东西，基本就和冯尔康同学一个立场的，因为冯尔康是史学大家，是南开社会史研究的奠基人，就不能骂，二月河不过是个写小说的就可以骂吗？冯尔康不也出了不少错？当时大家能看到的就这么点东西吧，况且他也不过是一个写小说的。（要说硬伤高阳比他多一百倍，光看高阳字里行间对老爷子的那种抑制不了的爱就让人受不了，写作的时候至少应该表面上控住情绪）

真正能伤害人的，从来就不只是憎恨和蔑视，更是爱和正义，即使这种爱和正义已经陷入了妄念，但对持有他的人来说，仍然是正当而贵重的。普通人固然不会整天把天下百姓之类挂在嘴边，但帝王将相未必，对他们来说，这玩艺大概就和我们说绩点一样普普通通，顶多相当于没事干把学术挂在嘴边的学者吧。我们把学术挂在嘴边，不也经常开小差偷懒，一个真心想为民谋福利的君王能把30%的精力放在这上面就不能说他不真心啊。

ps.学者就算再有良心，再有社会责任感，放到那个位置上，未必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司马光这么牛的学者，人品也没问题，一上台不照样弄得天翻地覆，固执的要死，如果不是他执意把“新党”消灭干净，北宋后来能陷入两派无休止的斗争被折腾掉一层皮？（苏轼程颐不也卷入党争了？）宋代牛b的宰辅，没几个学术文学特别棒的（除了王安石，不过他对这朝代起了啥作用不好说），从赵普到李沆王旦到韩琦富弼（其实吕夷简虽然被人骂，还是相当8错的）都是学术文学大差不差，但远远到不了一代宗师的那类，像我们琦哥说的，王安石这样的，当个翰林学士有余，作宰相则不足。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而且二月河虽然没事干就知道写政治斗争实在让人有些受不了，但政治斗争的确好写好看，行政上的东西，琐碎难处理，写了除了粉丝有几个人看呢？人家毕竟是写小说不是写同人。（就是写同人除非深挖原著顺便带点哲学思索型的，没有跌宕的情节都很难让人看下去）

再说关于奴性，我不觉得写的以这个为荣有什么不好，那个时代的人八成真这么想，难道不准人家写？我们不是站在历史的终点，启蒙理性和自由民主也不过是这个时代认同的道德伦理基础而已，功利主义从不把自由民主理性作为至上的信仰，而是论证其在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中将会给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效用应解释为幸福，当然不仅包括物质的），而在中国的帝国时代，至少在帝国体制建立的时代，自由民主不具有此等意义，也就不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人都是生活在既定社会条件下的，人的观念（在统计学意义上）也都是社会的产物，当时人要真以当奴才为荣，那也只能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对于这些人，做道德评价也就顶多是同情或者怒其不争之类，或者态度中立，都无所谓，蔑视或愤恨根本没资格，“现代人”的口味就天下第一吗？唐代人以肥为美，现代人写唐人欣赏美人，如能如实地写他们对肥美人的垂涎，有什么错？只不过“奴性”比“肥胖”被污名化的更厉害罢了。

对了，小悠，没想到你对“奴性”和等级制这些如此反感啊，那你对某只“董事长夫人”如何看？

高阳的历史小说写得更好些，平白如话的白描，透着一股老练的人情世故和洞察，人物可能更真实。缺点是情节太罗嗦，“链接”太多，刹不住车，与其语言的简洁形成鲜明的反比。

我也不爱高阳，最起码二月河自言写的就是小说，不是历史，而高阳常把自己YY的当成真实的历史，话说我觉得现在的那些红学家多多少少都是走的高阳路线。

怎么说呢，三国演义那不也是YY的，我觉得有些史学家没事跟三国演义过不去纯粹吃饱了撑的，从小学咱们就学小说是虚构的故事，那有人没有这个常识，那是他们的事，我觉得要做的就是让大家从小就区分开小说和历史的区别，而不是现在公然的以央视这样一个权威的媒体，去吹捧刘心武这样的胡说八道，这样的流毒之深，远远甚于那些小说。因为吹捧刘心武等于将小说的概念完全的颠覆，什么是小说？大家不再认为是虚构的，而是觉得可以通过猜谜猜出来的历史。公然说自己不符合历史的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是不符合历史，甚至是歪曲历史的，却要冠以考据的名义，冠以揭秘历史真相的名义，这样才可怕呢。

其实说真的，我说过了，我对二月河的情感就经历了喜欢——不喜欢——喜欢的过程，原因就是我觉得二月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说二月河不好，但是像他那么下一番功夫的人却少之又少，更何况，他身在红学界，能够背离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跳出来，却写他自认为自己认识到的东西，这就很难得的。

其实要说不合历史，凌力的少年天子也是不合历史的，写小说就是需要虚构的。而且说个有意思的，大家看到戏说乾隆的前前后后了么，里面刊载了戏说播出后，国内各界的评论，其中有刘恒批评戏说不合历史的，可是当刘恒的少年天子播出后，又有多少批评少年天子不合历史的文章出来呢，可说真的，戏说和少年天子，无疑都是经典，戏说经典在于江湖，少年天子的经典在于压抑的人性，其实写小说是需要虚构的，只要把握住大的脉络，把握住自己想要表现的精髓就够了。而且必须要知道自己写的是小说，不是写历史，在前面标注一下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对那些分不清历史和小说区别的人做一下必要的提示，我想他们应尽的责任也就到了，至于有人要将其作为历史书看，那是读者本身小学语文没有学好，关这些人什么事么。

其实说真的，我一直觉得最好的文章应当具备文以载道功能的，能够让人对社会，对制度，对人性中的某些东西有所反思，我觉得刘恒的少年天子就具备了，沉重但能够让你从中得到什么，思考出来什么。但是这样的少之又少了，像现在的那些清宫文，没有这种写文为了表现什么的目的性，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去写，大多是看到了别人在写自己才去写的，所以千篇一律，看不出作者想要说什么。我觉的一篇文章，没有自身特点，让人常常将其和别人文章的情节混在一起，这是作者最大的失败。

PS：乐乐，你说的正是我所说的，特别是那句，因为他是写小说的，所以就骂得，我觉的是这样的，很多人骨子里都觉得写小说不是正经学问，瞧不起这个（就那个写H倾的明珠还瞧不起二月河呢，真让我觉的恶心），殊不知，那些以名利为目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作欺世盗名之举，自以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学者才真的让人恶心。所以我就说么，某一个领域是高尚的领域，但不意味着在这个领域中的人都高尚。

悠悠本人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加自由主义加无政府主义~~~无论写多少主子奴才史，也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论是谁，哪怕一个我“爱”的男人，也不能用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束缚我半分，当然，我有可能束缚他，如果他也不愿意接受束缚，那么干脆就互相说再见。

另，董事长夫人是偶们俩私下对某同学的称呼，没有任何yy意义，只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下对照满清时期的权力运作方式的一种相应比较关系~~充分说明清代宗王权力性质的变化与某同学的特殊性（汗，最近论文写的脑子有点问题，无视我吧）~~~我欣赏他个人的才能处世方式和性格，不是对价值观的认同。个人最讨厌小钱的一点就是把中国人的奴性思想发挥到极致（最典型的“尹嘉铨”案，越看越恶心），但是平心而论，或许他某位才华出众堪称史上最优秀行政家之一的叔父大人在这个问题上和他的表现有异曲同工之“美”。（不能形容全人同学对于奴似人物的无比偏爱，为什么他喜欢的人要么是揣测上意的奴才高手，要么是俯首帖耳的奴隶典范涅？）只有四在他全人弟弟之上做当时中国的皇帝才可以，这样一个还算一定程度上自信且“不拘若干格用人才”的君主，配上一副豪华的万能手套~~~~

昨天刚看《啸亭杂录》对查郎阿的评价~~平庸到“人皆鄙之”的大学士、大将军~~~受刺激了，真是不明白，怡王那么精明的透亮儿的人物，怎么就喜欢和这样人为伍呢？我看他自卑心理倒是满强的，比四强~~~怪不得四那么“怕”他，迁就到不成~~原来是知道他心理有问题

高扬的小说我觉得味道很对，或许是喜欢他语言风格~~二月河的小说总觉得很“江湖”，说不出来那种味道，反正我不是很喜欢。乐乐说的那个对，政治斗争写多了就有“奴性”的感觉，二月河把老八、弘时的死拖到那么靠后，不就是为了继续政治斗争么

引用

悠悠本人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加自由主义加无政府主义~~~无论写多少主子奴才史，也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论是谁，哪怕一个我“爱”的男人，也不能用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束缚我半分，当然，我有可能束缚他，如果他也不愿意接受束缚，那么干脆就互相说再见。

超级同感，历史观是历史观，人生观是人生观，研究历史不定非得以历史人物的生活模式来套用在自己身上呀！

我们都是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启蒙后的现代人了，热爱民主自由才正常，热爱专制独裁就是食古不化、刻舟求剑、愚昧落后有毛病！

以今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固然有不当之处，但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起码每个人物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人格，立场视角，利害关系，历史作用，知识结构……作为后人，去回顾、总结、臧否前人种种，正应该意识到他们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桐桐你不能因为喜欢赞赏某四就否认某四的阶级性和民族立场亚，那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他不许苏州罢市，铜工集会，这是苏州工人和铜工有错么？这是某四有错么？这难道不是他们各自的阶级利益决定的么？我们若以此指责某四的阶级，指责他的立场是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有什么不对呢？某四是满人，不错，他要统治汉人，在这个前提下他做了一些扼制汉人言论的事，难道他的这一行为没有民族立场在里面？我们以此指责他，又有什么不对？！我们难道应该忽视这一切，否认这一切？！这和我们对某四的好恶有什么关系？事实如此啊！事实是：有的时候他的行为与全中国人民利益一致，有时候不一致，他的行为有的时候有道德缺失，有的时候他受到的指责是出于别人的误解，有的时候他就的确应该得到赞扬……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不管我喜欢不喜欢四（这根本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雍正同志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必须要承受褒贬，我们也不能否认与忽略他的阶级和民族立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他的阶级和民族立场不是我们决定的，这些客观存在，并且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就他的阶级性和民族立场对他的行为作出评判。

评判之人有公允与不公允的分别。桐桐你指责那些排满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恶意批评，那固然应该，但是二月河与那些人犯了同一个错误。那些民族主义者设定了一个愚蠢的标准，然后把所有的人以他们的血统划分善恶，炮制诸如：“满人皇帝都是猪”这种可笑的民粹言论，二月河可厌的是，他也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雍正是个好皇帝，我要为他翻案”，翻案的过程中，许许多多有着自己人格的历史人物都被“刻意地”奴化了（注意“刻意的”三个字），丑化了，因为他们都要为二月河的这个破小说所谓的中心思想而服务。

二月河的人物，特别可恶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无人格或者人格的卑贱低俗化。桐桐你说的那也太绝对了8，“什么叫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你觉得那个时候有么？”，怎么没有？知识分子难道和皇帝不一样是人么？世界上不存在完人，但你不能因此全面否定他们的良知。现在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么？有！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而且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也都存在着良知，人就是这样多元的动物。李绂有不好的地方，他身上就没有好的地方么?二月河的人物黑白分明的太厉害，太文革，如果这个人物与皇帝立场相反，往往他就故意把他的人格丑化，扭曲，脸谱化。这是他的失败，不仅是艺术技巧的失败，而且是意识思想的鄙陋，我不否认他的小说有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他对历史人物的任意打扮或扭曲令我十分十分反感。桐桐你讨厌高阳这一点，我很惊奇你没有注意到，二月河在这一点上，比高阳更甚。你不能因为他对某四是赞誉的，就认为二月河在“以个人的好恶为基础涂抹粉饰历史”这一点上比高阳更加高明。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二月河粗糙的文字水平，我不会因为他是文革成长起来的一代就姑容这一点。就像我不会因为某四的出身与血统而去菲薄他（我批评他的角度与那些排满分子不一样），我也不会因为二月河经历了某个时代而忽视包容他文章的弱脚。高尔基出身在没有文化的小市民家庭，经历了俄国最动乱黑暗的时代，所以高尔基的文章就不应该写的好，写的深刻，是不是呀？！道理不是这样说的8？

 

可是董事长夫人那种性格在那个时代必然奴性十足（他为啥喜欢奴性十足的人，因为在这些人面前不会感到窘迫，他需要自尊，只能把自尊建立在更没自尊的人身上），一是他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的环境决定的，再者他那种工具理性的取向相对来讲更容易选择一种成本较小的思维技术，而他的能力类型和处境无疑选择奴才些（汗，名词作动词用）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