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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分享]记念光绪,慈禧逝世一百周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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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  发表于: 2008-11-16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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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楼  发表于: 2008-11-16   

戊戌六君子


戊戌政变时,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6人于18989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别署东海褰冥氏,湖南浏阳人。他是改良主义运动中的激进派,为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谭嗣同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猛烈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并对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其思想之激进和深刻,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平,并成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先导。谭氏富有文学才华,诗文都写得有气势,有词采。诗作表现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山水诗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感受,抒发了他冲破网罗、追求个性解放的积极进取精神。诗风恢阔豪迈、刚健遒劲,所谓"拔起千仞、高唱入云"(谭嗣同《报刘淞芙书》),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有《谭嗣同全集》。由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较为有
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自少鄙弃八股科考,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曾纳赀为小吏,深感官场黑暗,挂冠而归。从美国人嘉约翰学西医,计划在上海创设医学堂,未成。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和徐勤等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后到上海倡设女学堂。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发起成立戒缠足会。创设大同译书局,刊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1898年春挟金赴京,协助康有为开展维新运动。主张废八股,开民智。与御史宋伯鲁谋议上书,请变生童岁科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得旨允行。由于看到顽固守旧势力强大,变法难以进行,屡劝康有为离京南归,收徒讲学,培养维新人才,待机变法。戊戌政变时被捕,在狱中说:“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从容就义。 0AB a&'h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闒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今年春,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亶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
  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

  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

  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
杨深秀18491898)字漪邨,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山西闻喜人。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97年底授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3月和御史宋伯鲁发起关学会,讲求变法。4月列名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不少奏疏是和康有为商量后写成,或为康有为代拟。61日上新政条陈5篇,请明定国是,宣布变法;请厘正科举文体,废弃八股,改试策论;请议游学日本章程,派遣近支王公游历;请筹款译书。又多次奏劾阻挠变法的守旧大臣。曾对文悌说:“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被文悌告发。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遗著有《雪虚声堂诗钞》、《杨漪邨侍御奏稿》、《闻喜县新志》。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举人出身。好为歌诗。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针对签订《中日马关条约》,上书请拒和议。同年捐赀为内阁中书。1897年进张元济等创办的西学馆学习。1898年创立闽学会,与粤、蜀、浙、陕各学会相呼应,推动维新运动。4月参与发起保国会,任董事。因仰慕康有为,受业于康。曾为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推扬今文经说。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曾把光绪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共商授救光绪的办法。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24岁。遗著有《晚翠轩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1889年(光绪十五年)授内阁中书,后晋为侍读。曾入张之洞幕府,在北京任职期间经常写信向张之洞密报朝中动态。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集精兵猛将大举北援,保卫津沽。1895年参与发起强学会。强学会被封禁后,又联合会中志士抗争。清廷在强学会旧址基础上设立官书局,命其参与选书事宜。1898年春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办蜀学堂,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指南,兼习中学和西学。4月列名保国会,而每于集会时常当众假寐。在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与康有为相交,但变法主张多有不合,攻击康“多谬妄”,声称要对新法“稍加裁抑”。戊戌政变时被捕,张之洞营救不及,被害。遗著编为《杨叔峤文集》和《杨叔峤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1883年(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为官清廉,不媚权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上书建议变法求强,刑部堂官阅后震恐,不敢代递。1898年春列名保国会。百日维新中,受到光绪帝召见,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曾与谭嗣同一起批驳守旧派曾廉请杀康有为的奏疏,但又经常依违于维新与守旧之间,处理政事尽量“无新旧畛域”,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刘光第:《与厚弟书》,《衷圣斋文集》)。戊戌政变时被捕,遇害。年仅39岁。遗著有《衷圣斋文集》、《介文堂诗集》。
  
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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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楼  发表于: 2008-11-16   
八,与慈禧有关的人




恭亲王奕?(18331898),道光帝六子,咸丰帝异母弟。他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王重臣,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为中国近代工业创始和中国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是晚清新式外交的开拓者,建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关,使清朝外交开始步入正轨并打开新局面。他积极出谋献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救清朝的危局,迎来同治中兴。然而他命运坎坷,他支持慈禧太后北京政变,得到了委以重任的报答,但随即而至的是慈禧太后的不安和打击。后期他在统治集团内部浮浮沉沉,意志消沉,无所建树。
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四年连封都统、右宗正、宗令。五年其母孝靖成皇后去世,奕?为其母争封号,被免去军机大臣、宗令、都统,七年才恢复他的都统,九年又授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奕?、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各列强国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清朝有了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成为实力派人物。1861年,他协助慈禧太后,发动动了辛酉政变,处治了咸丰帝临终前立的八个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其中,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被勒令自尽,大学士肃顺被斩首示众,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由于奕欣在辛酉政变中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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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楼  发表于: 2008-11-16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获得“贤王”美称 2)\vj5<~$  
奕?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办洋务,清廷中
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也给予了奕?巨大权力。但随着奕?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一直浮浮沉沉。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p4mY0Y]mP  
  同治八年,奕?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二年,奕?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了慈禧太后。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更为孤立。反复浮沉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折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二十四年(1898)奕?病故,终年66岁。谥“果敏”,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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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楼  发表于: 2008-11-16   
醇亲王奕譞

爱新觉罗·奕譞,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1016日),卒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11日),道光帝旻宁第七子。奕譞生母是道光帝皇贵妃乌雅氏,与第八子钟郡王奕詥、第九子孚郡王奕譓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在道光帝的九子中,除第四子奕詝继位皇帝(咸丰帝)和早死幼殇者外,最出名的两个人,即第六子恭亲王奕?和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奕?出名,是因为他在同治、光绪二朝掌权久,政绩卓著;奕譞出名,则是因为他家连续两代都出了皇帝,前一个是奕譞的儿子光绪帝载湉,后一个是奕譞的孙子宣统帝溥仪。
  奕譞的学识和才智都不及恭亲王奕?,但他在官场上的遭际却远比奕?顺利。奕譞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为人谨慎谦卑,不因身份显贵而稍露锋芒,这是他一生荣显未遇蹉跎的重要原因。
  但奕譞的谦卑与政治的懦弱从来是同义词,尤其在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俯首听命,很少真知灼见。所以尽管他在诡谲多变的政局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上却几乎无所建树。
醇亲王的“智”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以上这段话是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书写于子女房中的治家格言。   
  说到奕譞,他的知名度远不及他的哥哥恭亲王鬼子六奕欣,不过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奕譞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在儿子做了皇帝后,他却做了两件出乎一般人预料的事:
  一是上了一个《豫杜妄论》的密奏。从字面上看,就是预先防止有人提出“妄论”。奕譞没有做过皇帝,他此奏的目的就是怕儿子做皇帝后重蹈明嘉靖帝“大礼仪”的覆辙。二是“诚恳请罢一切职务”,上奏说“唯有哀垦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自古“明荣辱,知进退”的人无疑是智者,这个“智”是大智慧。说到人的贪与智的关系,鱼总是想到“利令智昏”。观古今官场曾炙手可热而结局悲惨者,不可以说无“智”,有的人敛财手段是非常高明的,但这无疑是小智慧。而小“智”在与“利”字的权衡较量中,无疑总是失败的一方。
第二代醇亲王
  爱新觉罗·载沣,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212-195123日)。
  光绪十六年(1890)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成为摄政王。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继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10月),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3日病故。  
  醇亲王府连续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也就是所谓“两代潜龙,一朝摄政”。这本是清朝史上前所未有的荣耀,却因清朝灭亡于其手而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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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楼  发表于: 2008-11-16   
李鸿章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
【入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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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
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湘军幕僚】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q=(% ]BK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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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楼  发表于: 2008-11-16   
【组建淮军】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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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  发表于: 2008-11-16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M)Iu'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13营约9000人。
【镇压起义】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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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楼  发表于: 2008-11-16   
【镇压起义】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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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楼  发表于: 2008-11-16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同治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 7>V4\"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6P!M+PO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2bfKD'!aH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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