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清史考辨之允禵奏折考辨（作者白新良）

原先选录了一部分，后来发现中华文史网有全文，所以转帖全部的内容于此，原文地址见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BJYQY/2004/08/31/5584.html

允禵奏折考辨

作者：白新良 

摘要：本文对今存允禵奏折总量、资料及时间分布、完缺及其原因、翻译、刊印错误和允禵无年月奏折及相关朱批具体写作时间等问题进行了考察，从而论定：现今已刊允禵奏折总量为357份，允禵是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所上奏折数量最多之人，在康熙后期奏折总量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来历，分别是贮于宫中的允禵奏折原本和根据其所进理藩院副本抄录而成的理藩院录副本。其中之奏折原本，曾经雍正帝删毁，删毁数量超过原折三分之二以上。残存奏折原本和理藩院录副本在翻译、刊印中又经删削，从而使今行翻译本残上加残。同时，今行允禵奏折翻译本在翻译编辑质量上也都存在严重问题。现存允禵无年月奏折及相关朱批之相当部分，均可考订出其具体写作时间。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将会进一步推动康熙帝经营西疆和康熙后期争储夺嫡等问题研究的深入。

允禵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原名胤祯，与雍正帝胤禛同母。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他被任命为大将军王，率兵安藏和规划平定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叛乱。数年之中，功勋卓著，朝野瞩目。但是由于他卷入了康熙季年的诸子争储斗争，雍正帝继位后，即将其从前线召回，严加禁锢。同时，还严谕收缴他和康熙帝之间来往奏折及朱批。而后，在纂修《圣祖实录》时，虽然收录了他的个别奏折，但亦大加删节，致使他在康熙末年的政治活动几乎成为空白。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六年先后刊行的《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以下简称《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则向世人展示了数百份允禵奏折和针对这些奏折的康熙帝朱批，使得尘封二百余年的有关允禵的数十万字的历史资料重睹天日。然而，对于这批文献的来历、完缺、价值及存在问题，迄未有文论及。为了便于学界使用，笔者不揣譾陋，对之进行初步清理并试加考辨，以就正于学界同仁。

一

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允禵奏折及其朱批分见于《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清圣祖实录》和《清史资料》第三辑收录之《抚远大将军奏议》四书。就四书各载允禵奏折数量而言，《允禵奏稿》收录允禵奏折255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允禵奏折137份，（内有4折自相重复，实为135份）《清圣祖实录》收录经过删节的允禵奏折21份，《清史资料》第三辑《抚远大将军奏议》收录允禵奏折27份。合以上四书，汰去重复，共计357份。其中仅见于《允禵奏稿》者219份，仅见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者99份，两书互相重复者36份。仅见于《清圣祖实录》者3份。《清史资料》第三辑《抚远大将军奏议》中之27份则完全同于《允禵奏稿》而无别出奏折。就年月分布情况而言，允禵奏折全部集中于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十月之间。其具体分布情况是，康熙五十七年进折6次，奏折7份；康熙五十八年进折23次，奏折125份；康熙五十九年进折27次，奏折111份；康熙六十年进折28次，奏折102份；康熙六十一年进折8次，奏折9份，另加不署年月奏折3份，总计四年中，进折92次，奏折357份。这一数量，在康熙朝满文奏折中，仅次于康熙帝的皇三子允祉（471折），武英殿总监造和素（363折）而位居第三。在康熙朝汉文奏折中，仅次于直隶总督赵弘燮（794折）和苏州织造李煦（429折）。但如考虑到上述四人进折时间皆在十余年以上以至二十余年，而自康熙五十七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十月，允祉仅进1折（另有失载年月折49件），和素并未进折，赵弘燮仅进4折。李煦进折较多，也只有73折。则单就此四年而计，允禵实为臣工进折数量最多的一个人。又据笔者统计，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康熙帝共收到满文奏折604件（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奏折加上《允禵奏稿》中之独有部分），允禵奏折即占其半数以上。即使再加上这一时期收到的汉文奏折305份，在四年奏折总量中，允禵奏折也占三分之一以上。（1）且不说允禵奏折所涉及的康熙帝出兵安藏、经营西疆以及建储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单就允禵奏折数量在当时所有奏折中的比重，也可看出允禵在康熙末年的政治分量了。兹将允禵奏折分布情况制表附于文后，以便学者进行研究。

二

如上所述，允禵奏折集中见于《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二书，那么，这两部分奏折的来历及其完缺情况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重视。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其间之异同。除了上述两部分奏折互相重复及各有特出部分之外，其明显不同之处有四。一是就具折人名称而言，《允禵奏稿》皆作允禵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皆作胤祯；二是前书皆无朱批而后书允禵奏折多有朱批；三是前书不载允禵请安折而后书允禵奏折则载录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10份；四是两者虽有重复，但《允禵奏稿》折数却明显多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之允禵奏折。据此，笔者认为，这两部分奏折满文原稿皆曾经过不同机构和人员的再处理。其中《允禵奏稿》所依据之满文原稿经过再处理而部分改变了其原来面貌，并非原始档案；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所依据的满文原稿虽是原始档案，但在经过再处理后则被删去了三分之二以上的折件。据《允禵奏稿》前言所述，这部分奏折满文原件原存北洋政府蒙藏院，而蒙藏院之前身即清朝时期之理藩院。允禵奏折何以存于理藩院，据《清宣宗实录》载：“理藩院衙门，向有西北两路将军、都统大臣及驻藏大臣等将奏事折底另用副封关会者。”（2）此例虽不详起于何时，但由此可以推断，应从康熙后期允禵率师西征时即已开始。正是因其是奏折副本，所以《允禵奏稿》各篇均无朱批。而后，允禵的这些满文奏折副本便被理藩院归入档册加以保存。雍正七年十月，吏部文选司失火，“延烧房屋十数间，所有档案被毁。”为了汲取教训，大学士、步兵统领、九卿议奏：“各部院一切档案，应另立一册，将全案备录，印信钤蓋，挨次编号。其存贮之所，亦酌派笔帖式值宿巡查。”（3）这时，理藩院又据所贮之允禵满文奏折副本抄录了理藩院录副本。由于雍正帝继位后已将康熙帝之十四子改名为允禵，謄录人员在抄录其满文折件时，自然将其名称作了必要的更动，这当是这部分奏折具折人署名皆是允禵的由来。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允禵满文奏折理藩院副本原件及理藩院录副本也历尽沧桑并仅存其理藩院录副本转入民国蒙藏院。在此期间，先由该院总裁贡桑诺尔布组织人员将其译成汉文。而后，又有该院工作人员吴燕绍雇人抄录其汉文译稿。其后不久，允禵奏折理藩院录副本及贡桑诺尔布组织翻译之汉文本皆流入燕京大学图书馆。其间，又有王钟翰先生就其汉文译稿抄录27篇并于1982年以《抚远大将军奏议》为名刊印于《清史资料》第三辑。而吴燕绍之汉文译稿抄录本则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其子吴丰培再行整理并于1991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印复制中心出版。因为吴丰培在整理时曾进行了文前编目、摘录事由、具折年月提前、疏通文字、统一人名官名诸项工作，故而与王钟翰先生抄录本均有差异。至于这两个版本所依据的满文理藩院录副本及贡桑诺尔布翻译汉文译稿，则于建国后转至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至今。这些，当是《允禵奏稿》的来历及其大致流传情况。（4）就《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而言，其所依据之满文奏折虽系原档，但是却经过雍正帝删毁而非完璧。康熙末年，允禵西征期间，所进康熙帝奏折正本及其朱批分存两处。即部分存于康熙帝身边，部分奏折经朱批之后发回，由允禵保存。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雍正帝刚刚即位，随即通谕内外文武大臣将前此领奉康熙帝朱批“悉封固缴进，无得留匿焚弃。”（5）在此同时，还即命允禵回京并命代其领兵的宗室延信迎其来路而往，“将大将军王之所有奏书、所奉朱批谕旨均收缴，封闭具奏送来。倘将军亲自携来，尔速陈其由，于伊家私书到达前密奏。倘尔稍有怠懈庸懦，使其观家书而未全解送，朕则怨尔。”（6）经过这次行动，两处奏折集中到了一起并被雍正帝作了一次总清理。除其中一些奏折涉及清朝政府经营西疆必须存留，以及一些中性奏折无须销毁外，其他凡涉忌讳、违碍如康熙帝过分关爱呵护期盼勉励允禵之朱批以及允禵奏折中转述青藏各界人士和从军将士称颂允禵之语全被撤出销毁。虽然这一活动并不见于当时和后人记载，但是将《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相核对，证据显然。其一，《允禵奏稿》收录奏折255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收录允禵奏折137份，汰去其中自相重复，为135份。（7）除去两书重复之36折，在雍正帝清理康熙帝、允禵及其三侄之间来往奏折朱批时，至少有219折遭到撤毁之厄运。其二，据统计，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之《允禵奏稿》，收录允禵奏折106份，而同一时期《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仅收录允禵奏折8份，删除部分高达90％以上。其三是删除允禵及其三侄向康熙帝所进之请安折。康熙以后，在外大臣官员凡有具折权利者及皇子远离御前，例须具折请安，而康熙帝也于请安折上或于另纸书写朱批发回具折者本人，互致问候。允禵于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出京，此后即于当月二十四日、次年正月十九日、正月二十七日连续进折请安。就《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所载允禵请安折情况分析，大致每月均进折请安，有时一月中还进折请安两三次之多。以此推论，允禵在外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进折请安当在六、七十次以上。又，根据今存允禵请安折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允禵与前线高级将领凡有具折权利者共同署名请安，此类事属因公，须具副本于理藩院。以此之故，《允禵奏稿》中载录了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允禵以下十八人集体请安折。(8)另一类是允禵与其三侄弘曙、弘智、弘曦一起署名请安。此类奏折因是家庭私事而无须具副，径抵御前。以此之故，此类奏折不见于《允禵奏稿》而仅见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于这两类请安折，从朱批中可见，康熙帝采取的态度并不相同。对于集体请安折，或者不予朱批，或者批些官话及无关痛痒之语。对于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一则皆予朱批，二则畅所欲言，不加掩饰通报各种情况。如其于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七日允禵及其三侄请安折上朱批“朕体安，气色甚好。热河地方六月初八日戌时发生小地震，京城地方稍强，往查各地震情，保安、沙城地方震动较大，震中尚未得知，小报乱载谎称者甚多，恐尔等自远方听闻讹传忧虑，故缮明寄信。倘有乱言者，称皇父已将此等情由写明，寄信前来，并著阅之。今田禾畅茂。”（9）又如其于允禵及其三侄同年六月二十九日请安折上朱批：“前降旨既然已送，无庸复书，惟尔等去处遥远，朕时刻惦念，放心不下，较在宫言谈之人，加倍强也。黾勉。”（10）还如其于允禵及其三侄同年十一月初四日请安折上朱批：“朕体安，气色益加好了。盛京乌拉捕猎归来，依去年编驮遣送。分散贮藏，缓慢食之。”（11）可见，此类请安折虽然千篇一律，但其朱批却都是私房话。令人骇怪的是，康熙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此类请安折今存9份，而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却仅存1份。（12）据史载，康熙六十年二月十八日，在康熙帝寿诞即将来临之际，大学士王掞及陶彝等十二御史先后具折要求康熙帝“独断宸衷，早定储位”。康熙帝乃手书谕旨，痛加驳斥并于当年三月下令将十二御史及王掞之子王奕清以额外章京发往允禵军前。（13）这些事情，因与允禵有关，康熙帝一定在朱批中通报此事并谈及这一决定的用意。联系到这一时期允禵请安折几乎全部荡然无存，岂不正好说明，这一时期的允禵请安折因其朱批有关于建储的敏感内容而被雍正帝删毁净尽吗？除此之外，康熙六十年康熙帝之生辰、元旦，依例应进贺折，细阅两书，也毫无踪影。总上所述，允禵在外计三年零八个月中，所进各种奏折至少当在400份以上，而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仅保存135份。也就是说，至少被雍正帝删除了三分之二以上。所幸的是，由于即位之初缺乏统治经验，雍正帝在对允禵奏折进行清理时，忽视了理藩院还存有允禵奏折副本，才使其得以保全，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允禵奏折原貌，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雍正帝删毁允禵奏折的有力证据。就此而言，依据理藩院允禵奏折录副本而译成的《允禵奏稿》可以说功不可没了。

除了雍正帝须对允禵奏折的残缺负主要责任外，还应指出，《允禵奏稿》的编者以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的翻译编印主持者又都使允禵奏折残上加残。据王钟翰先生抄录之《抚远大将军奏议》前言，贡桑诺尔布主持翻译之《抚远大将军奏疏》汉文译稿收录允禵奏折凡274件，而吴丰培所辑之《允禵奏稿》仅收允禵奏折255篇。其原因，或是其父吴燕绍雇人抄录贡桑诺尔布汉文译稿时没有全抄，或者吴丰培编辑《允禵奏稿》时因原稿部分散失而未行辑入。不管是属于哪种情况，都说明其并非足本。又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译编说明中称，还有部分请安折因其内容皆是“套话”，而朱批又“千篇一律”，“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而未曾译入。显然，这种说法很难使人苟同。须知，在研治清史中，包括允禵请安折在内的片纸只字，均可宝贵，并非“不具有什么史料价值”，而是价值极高。笔者很关心这些未译请安折内是否还有允禵请安折并亟盼有关方面采取补救措施，组织力量，将包括允禵奏折在内的所有康熙朝满文奏折翻译刊印，以为史学研究提供完整而准确的历史资料。

三

《允禵奏稿》和《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允禵奏折不只皆有篇目脱漏，而且在翻译抄录编辑中也都存在不少问题。就《允禵奏稿》而言，主要是译者缺乏历史知识和抄录人不负责任而导致的各种错误。举例而言，如该书卷三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上之《奏报贝子丹钟与亲王察罕丹津不睦事》误将“郡王”译为“亲王”。该书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所上之《准噶尔败逃情形并议撤兵事宜折》误将“荆州”译为“景州”。而且，就其译稿内容看，译者满文程度亦甚低劣，关键词翻译与原义完全相反。如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按照军事部署率师自西宁南下，前赴青藏交界之穆鲁乌苏。本来是一路进军形势，而《允禵奏稿》有关各折在叙及此事时，却连用“撤回”字样。如该书卷七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所上之《据将军延信禀报准噶尔情况转奏折》称，“臣于本年五月十九日撤回楚尔德玛口地方。平逆将军延信等禀报，五月十六日撤回德拉布尔时，……”又如该书卷八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初二所上之。《赐药谢恩折》称：“五月二十一日撤回布拉哈齐地方时，蒙皇父赏药三瓶。”则不但将“进军”误译为“撤回”，而且还将“赏药三箱”误译为“赏药三瓶”。以抄录编辑而言，则出现了一书中两份奏折部分段落互相窜乱的现象。如该书卷三康熙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所上之《公策妄诺尔布禀报藏情折》于“并无闻知之事等语，马志道与刘臣报称”以下竟窜入同日所上之《呼毕勒罕差往里塘人员回报各情折》内五百字，更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幸《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45、3447两折与此重复。经过比勘，始行发现《允禵奏稿》致误情况及其原因，否则，真将使读者不知所云了。上述例证之外，《允禵奏稿》其他错误还所在多有，为惜篇幅，不再赘举。《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一书中的允禵奏折虽在翻译整体水平上高于《允禵奏稿》，但是错误之处亦复不少。其一是人名翻译不统一甚至错误。其中之满人名字，虽系音译，但如涉及一人，则应使用已经约定俗成之固定汉字而不能任意使用汉字。而该书于此却不甚留意，于延信或作阎欣（14），于卢斌又作鲁彬、鲁斌等（15），多次自乱其例。其中之汉人人名，因有固定汉字，尤当参阅《清圣祖实录》、《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等书以求统一，而该书亦未作到，而将王以谦译为王义前、王宜前（16），王景灏译作王景豪（17），范时捷译作范士杰（18），司九经译作斯九经等（19）。其二是一些关键词翻译错误。即如其中之第3319条，就其具折内容看来，明明是胤祯（即允禵）所上奏折，而其标题却译为胤祉。又如该书之第3456条，苏尔杂之妻和拉藏汗的关系，本来是翁媳关系，拉藏汗乃是其公公，而该书却译为“岳父”。还如该书之第3541条载：“臣于十一月十二日奏报，十一月十六日抵达。”亦极为不通，，允禵自西宁军前所发奏折，焉能四日之内便经康熙帝朱批之后返抵西宁。其中拜发奏折日期，应为“十月十二日”，方与前此各折相合。三是《允禵奏稿》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于相重折件内容翻译歧异，因为《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出版在后，应作考释，而该书于此竟置之不议。如该书第3545条记允禵进折日期为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折中载驻防得卜特尔之平王讷尔苏返抵西宁日期为是年十二月初九；而《允禵奏稿》则记该折进折日期为该年十一月二十日，讷尔苏还至西宁日期为十一月初九日，（20）从而使人无所适从。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书质量。对于初学者，甚至还可能起到误导作用而使其得出错误结论。

四

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还有三份允禵奏折未署年月和十数份朱批不详其依附允禵哪一份奏折的问题值得探讨。就不署年月而言，计有第4114、4115、4117等三折，其中之第4114折，观其内容，乃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自西宁进军穆鲁乌苏途中所进。其折中叙及日期，至五月初九日。据《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所载允禵奏折，是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自西宁起行之日曾拜发奏折八份，而后至五月二十一日，始又拜发奏折六份。故知此折为于五月二十一日与其他六折一起拜发之折。第4115折与《允禵奏稿》卷一《遵旨详查阵亡官兵赏恤片》内容相同而后者载其进折日期为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二十日，可使其进折时间问题应然而解。第4117折《抚远大将军胤祯奏报侍卫射断兔之双耳折》内容为允禵奏报他率领侍卫射猎中的祥瑞情形。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29折，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允禵具折奏请欲于八月间农田收割后，“往查我军所驻博罗冲克克、青海等处，行猎十余日”。同书第3456条同年八月二十二日允禵奏折又奏报了这次行猎始末时间，即于“八月初四日，自西宁启程”，八月二十日，返抵西宁。又，第3461条同日所上奏折奏报具体围猎情形：“青海周围兔甚丰，全围场一日共得近一千五百只，我等各自均获有百余只。”则可断定，此折亦为康熙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所进。关于无年月朱批，由于康熙帝致允禵不少朱批皆书于另纸，致使折批分离，兼之以后来不少允禵奏折又遭撤毁，故而搜罗证据考订其写作时间及所依奏折更为困难，仅能就其可考者考之，其他则以其内容作些大致推测。据笔者检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针对允禵奏折而又失载年月之朱批大致有19条，它们是3690、3691、3701、3844、3845、3846、3848、3849、3850、3851、3852、3853、3854、3855、3856、3857、3858、3859、4116诸条。其中五条即第3845、3846、3858、3859、3701等在允禵各篇奏折中均有称引而可以确定各自针对奏折及其大致写作时间。如第3845条朱批与3541条奏折所引朱批内容完全相同，可以确定其为对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折之朱批（21）第3846条朱批又与第3430条奏折所引朱批内容相同。虽然该奏折并未说明此朱批针对前此何日奏折，但是前此五十八年四月十六日折（见3381折）、、同年五月十二日折（见3399折）允禵均提及康熙帝为其子女嫁娶事，故可就此判定，该朱批写于康熙五十八年五、六月间，极有可能是对允禵同年五月十二日所进奏折之朱批。又，第3859条朱批与第3476条允禵奏折所引朱批内容相同。可见，该条朱批是对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所进奏折之朱批。第3701所载康熙帝旨文同于第3481条奏折称引，允禵具折时间是康熙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事在收到康熙帝送鱼七驮四日之后，扣去路上奔走时间，康熙帝降旨送鱼日期当在同年十月十三日或十一月十三日。再，第3858条朱批也同于第3511折引朱批。又据第3518条奏折，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康熙帝降旨拣派御马二百余匹解送大将军王。为此，允禵曾具折谢赏。此一朱批当即同年三月为此而作。上述五条朱批之外，另有第3691、3853、4116三条朱批也可考出其大致写作时间。其中3691条朱批称：“闻王患病，深为轸恻，著即遣满喇嘛同伊等乘驿速往。王一向喜食罗贝、挂面，照前包装干净，一同带去。”据允禵奏折，允禵患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八月驻守穆鲁乌苏期间。当年四月二十二日，允禵率师自西宁南下。六月二十日，到达青藏交界之穆鲁乌苏。七月二十五日，亲送平逆将军延信及小呼毕尔罕率师入藏，自己则按照原定部署驻守穆鲁乌苏，催运粮草及保持驿路通畅。但因水土不服，“官兵病者甚多”，且因其“于木鲁乌苏应办之事，均已办理完竣”，遂于八月初十日启程，自穆鲁乌苏返回并于九月二十六日抵达西宁。在此期间，“官兵仍有病者，臣（允禵自称）及诸子亦稍有不适”。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允禵曾将上述情形具折奏报，（22）以此可知，此一朱批即为此而作，事在康熙五十九年十月。第3853条朱批内容，是康熙帝以天气渐热而赐寄允禵扇子及鱼等，而第3418条奏折内容，是允禵收到这些赐物之后具折谢恩，其具折谢恩日期是五十八年六月十三日，事在收到赐物两天之后，以此可知，康熙帝朱批写作时间，当在康熙五十八年四、五月之交。又，如将第4116条朱批与第3505条奏折互读，则可断定，康熙帝向出征将士赐保心石、神符等，是在康熙五十九年二、三月间。其余十数份朱批，虽不见于允禵奏折称引，但是一则与上述奏折称引之朱批集中存放，二则就其内容分析，大多与允禵西征相关连。将其判断为针对允禵奏折之朱批，应该说是大致不误的。另外，在对允禵奏折进行考辨的过程中，通过对允禵各篇奏折内容寻绎，笔者还发现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五十八年正月十九日、六月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五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八月初二日，六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八月初一日均曾进折请安，（23）共计8次，其折件，《允禵奏稿》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皆未刊载。分析其原因，有的当是已被雍正帝删毁，有的则被《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译者认为“不具备什么史料价值”而未行翻译。虽然如此，经过笔者探索，却可使允禵奏折确实可知数量由357份增至365份，请安折数量也相应的由21折增加为29折。（24）这些，对于研究允禵奏折数量及探讨雍正帝删毁允禵奏折情况，还是有些用途的。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8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1985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因为上述两书均有不著年月奏折，且有失载佚折，故而上述统计只是估计数字。

(2)《清宣宗实录》卷三十五 道光二年五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3)《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七 雍正七年十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参见吴丰培著《〈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序》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年版。

(5)《清世宗实录》卷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658条

(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20折与3322折内容重复，第3323折与第3334折自相重复。究其原因，其中重复部分似是允禵自留奏折之底稿，奏折批复后又抄朱批于其上。

(8)《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

(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16条

(1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20条

(1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38条

(1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71条

(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九 康熙六十年二月、三月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5、3487条

(1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01、3467、3498条

(1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5、3422、3455、3505、3529、3578诸条

(1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97条

(1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32条

(1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445条

(20)《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十一《讷钦王纳尔苏等已撤兵至西宁折》

(2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41条奏折载“臣于十一月十二日奏报，十一月十六日抵达”句中之“十一月十二日”当误，应为“十月十二日”

(2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534条

(23)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19、3329、3454、3532、3571等折及《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请安折》

(24)允禵历次请安折具见《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一《请安折》及《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3357、3368、3382、3401、3425、3454、3467、3482、3490、3491、3507、3512、3516、3517、3520、3524、3535、3537、3538、3571，共计21折。就其内容而言，允禵与前线将领共进者11折，允禵与其三侄自上请安折10件，大致各具其半。

允禵奏折分布表

附表说明：

(1) 表中将《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分别略称为《允禵奏稿》和《奏折全译》 。

(2) 《清圣祖实录》中如有特出之折，则于其前加署序号并于当日实进折数中加其折数。如无特出部分，则不加序号，于当日实进折数亦不加其折数。同时，因其所载各折日期并非进折日期，故仅笼统称月或加至该月首次进折日下。

(3) 表中重复折序号仅指《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之序号，读者可据具折之日期自行寻找《允禵奏稿》内之重复折。

清代官员进折，为省驿马，有积攒数折始行拜发之例，故表中所列序号，仅止表示允禵进折的大致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