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在位的十七八世纪，世界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造英雄，也造就英雄的对手。在一向平乏庸碌的各国君主中，此时突然站立起一批伟岸之君，如英国查理二世，法国路易十四，俄国彼得大帝等。康熙的文韬武略远胜于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即使在西方传教士心目中，康熙也是“帝王当中最圣明的君主”，是“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连他幼时患天花留下的麻脸，也不影响他们对他的赞美及崇拜。他们这样描述康熙的容貌：“他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两眼比他本民族的一般人大而有神。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影响他英俊的外表。”康熙大帝有可能认识中西文化碰撞的实质和结局；有可能将对西方先进的科学的炽烈追求从一身推及一国，带领古老的中国走一条振兴科学，发展实业的维新之路。若如此，中国的历史将会产生怎样的面貌呢？
康熙尽管集满汉文化于一身，却最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肩荷者。他走进了世界的无涯学海，涉猎了新鲜的科学，却用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古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在自己的治世思想中筑起了一道亦新亦旧的屏障。
康熙始终认为，学问中最游泳的是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的儒家经典，是“事关前代得失，甚有禆于治道”的中国史乘。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四月，康熙亲莅国子监祀孔，恢复以八股文取士。擒拿
鳌拜后，康熙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由儒学大师充任经筵讲官，进讲儒学经义。康熙五更即起诵读儒学。理事稍暇，即与讲官“讲论琢磨”；外出巡视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往往不顾一日鞍马劳顿，读书直到三更。同他父亲一样，诵读儒家竟至过劳吐血。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年），康熙向全国颁布了以儒学治国的“圣谕十六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息误告，以全良善；训子弟，以禁非为；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免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恨，以重身命。”
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九年），康熙请传教士巴明多将法国人皮里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唯恐宥于中国礼教，特谕“身体上虽任何微小部分，也必须详加翻译，不可有缺。朕所以不怕麻烦，命你等详译此书，因此书一出，必定大大造福于社会，人之生命或可挽救不少。”而这部历时五年译出的著作（后又用汉文译出两部），康熙终于自己宥于礼教，没有将其出版，只是藏于深宫，供自己浏览研习。康熙下大力气宣传推广的是传统儒家的义理经学，宋明理学。他本人反复研究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捍格；他并亲自主编《性理经义》，重新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颁行全国。
康熙尽管主持过科技的公平竞争，却最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宰者。他将可能敞开的大门重又紧紧关上，构筑了亦新亦旧的屏障。
平定三蕃后，康熙曾在云南实行鼓励开采铜矿的政策：“听民开采”《只抽矿税２０％；放本收铜，由官府每年预借铜本１００万两给各铜厂，所采之铜由官府收购。铜产量大增，最高时年产１０００多万斤。其他各地矿业也有较大发展。然而，矿徒“聚众几十余万，强梁竞争，时时有之”，有官员上疏请以明末矿徒造反为鉴时，康熙从开矿转向禁矿，谕令：“嗣后有请开采者。俱着不准行。”接着，封闭了几个最大的民办矿厂，又陆续将湖南、广西、四川、河南的诸多矿厂“永行封闭”。矿业生产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