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档案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
杨珍
康熙后期的储位之争与雍正即位问题，是康乾盛世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不可回避的问题。关于康熙在他晚年所属意的皇位继承人，清史学界历来有“允禵说”和“雍正说”两种不同意见。但由于有关原始材料的不足，使最终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面临困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一些满文朱批奏折及朱谕中所见允禵皇位继承人地位的新证据，并就这个问题作一粗浅分析。
一、并非偶然的任命
漠西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是清朝的劲敌。准噶尔汗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为与清朝争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统治权，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与清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战斗，清统治者最后虽处于上风，但也费尽心力。乾隆吸取经验教训，进行了长期准备，终于乘准部内讧之机，利用降人，长驱直入，攻占伊犁，又经过两年激战，才彻底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清朝与准部绵延六十余年的斗争，关系到清朝领土统一还是分裂，以及清朝统治基础之一的满蒙联盟的成败（1），也是清朝统一边疆弘伟事业中的核心问题。
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至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的西征之也是清朝与准噶尔部战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军事、政治较量。噶尔丹败亡后，准部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聚，力量逐步恢复，继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的策旺阿拉布坦依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向清朝提出“今我等喀尔喀、厄鲁特、青诲之众，皆复旧业，以安人众”，也就是企图恢复噶尔丹时期准噶尔贵族集团对各地区的控制。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准部开始在喀尔喀边界进行掠夺，并扣留“哈密之往吐鲁番贸易者者”。（2）五十四年四月袭击哈密，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底，又派策零敦多卜率兵数千，向西藏进发。针对这一情况康熙迅速派遣重兵集结于巴尔库尔、阿尔泰一线，待机进攻伊犁，并于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九月特派侍卫色楞前往青海，准备策应西藏首领拉藏汗。
但是康熙主观上却对策旺阿拉布坦以及率兵入藏的策零敦多卜十分轻视。五十六年七月，他在西部将领的一份疏报上批示：“朕以老年之人，筹画调遣，无不符合者，此即军机之吉兆也。初兆既吉，终无不吉矣”（3），从而主观地为色楞之行做出必胜的估断，认为对方不堪一击：“策旺阿拉布坦之人，皆乌合之众，其心不一，我大兵一到，即或降成散”（4）。同年十一月，他又对大臣们说：“策旺阿拉布坦本属小丑，不足为虐，……彼既可以到藏，我兵即可以到彼，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5）。
事态的发展竞完全出乎康熙的意料。五十七年二月、传来拉藏汗被杀，拉萨陷落，准部己控制整个西藏的噩耗。康熙迅速决定“今即今色楞，统率军兵”，收复西藏，西安将军额伦特、内大臣公策旺诺尔布等“备守青海之众，即今随后助威”（6）。然而总的看来，康熙对策零敦多卜军的作战能力和清军进兵西藏的艰巨性，仍旧估计不足，因此没有派大将军统一指挥收复西藏的全盘事务，只依靠色楞与额伦特，而他们又“彼此不能相让，致生不睦”（7）在康熙轻敌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色楞于五十七年五月孤军人藏，与他失去联系的额伦特仓卒追赶，七月，俩人才在藏北喀喇乌苏会合。由于清军后助工作没有跟上，本应前往策应的策旺诺尔布军“迟疑不前”（8），加上青海蒙古王公违背诺言，“未能派兵，致悮军机”（9），色楞、额伦特军终于陷入重围，全军覆没（10）。康熙亲自决策并指挥的这一战役遇到如此惨败，是他即位近六十年来的重大失误，与他在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三十六年（公无1697年）亲征噶尔丹时取得的辉煌战绩，形成鲜明对比。
清军失利后，全国为之震动，不仅清廷内部存在畏战情绪，青海部分蒙古王公，也吓得“肝胆惧裂”（11）清朝面临着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平）噶尔丹进迫乌兰布通以来最严峻的局势。在这种情形下，康熙恼怒与忧虑的心情可想而知，从他此后的言行来看，他已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不惜—切代价，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以清除清王朝这一最大隐患。于是，康熙在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12），“酌量调遣各路大兵，将泽旺阿拉布坦歼剿廓清，安靖边圉，斯称委任”（13），即让他担负起进军拉萨、收复西藏；直捣伊犁，解决准噶尔问题的艰巨任务。
《孙于兵法》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4）。对于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康熙自然完全清楚，他曾多次向大臣们强调：“军机事务，临期酌量，难以豫揣。唯在领兵大臣，善为筹度耳”（15）。“朕曾亲统大军，经历军务甚多，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16）特别是经历了清军在藏北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他对于大将军的的选择，必定灭为慎重，而允禵膺此重任，也就充分反映出康熙对他的才力、气质、品格、年龄、身体等各方面总的看法与评价。
康熙晚年，允禵在诸皇子中已成为日益引人注目的人物。正象允禵所说：“臣之本事才能，从小即为皇父稔知”（17），此语并非自我夸耀。康熙在允禵就任抚远大将军后，对罗卜藏丹津等青海蒙古王公们讲：“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18），这应是其由衷之言。皇九子允禟说允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19），看来康熙也如是观。
除去才力之外，在康熙眼中，允禵品行何如？二废太子后，康熙几次讲自己喜欢诚实、爽直的人。他说：“存心行事，贵在诚实，开诚示人，人自服之，若怀诈挟术，谁放心服耶？”他认为为尊者应“推心置腹以示人，阴刻何为”。并且指出：“朕之喜怒，无无即令人知者，惟以诚实为尚耳”（21），康熙诸子中最具有坦诚爽直性格特点的，莫过于允禵。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一废太子期间，允禵受允禟之约，在父皇盛怒之下，挺身而出，力保身罹重罪的允禩。虽然此举对于正在气头上的康熙无异火上浇油，气得拔刀相向（22），但旦他冷静之后，对于允禵心直口快，表里如一的人品，自然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这场风波过后不久，康熙便将因罪囚禁的直郡王允褆的佐领及人口一半赏给允禵，（23）使他成为一废太子事件中获利最多的皇子，以此作为对他所受委屈的补偿。康熙信任允禵，欣赏他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年龄与身体状况，也是康熙评价皇子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康熙五十七年除去已被拘禁的皇长于、次子外，康熙的十八个皇子内，允禵正好居中，刚满三十，兼有年龄较轻又阅历较多的长处。康熙的嫡母孝惠章皇后去世前，曾经为年老、牙齿脱落向康熙询问医治的方法，康熙安慰她说：“太后圣寿已逾七旬，孙及曾孙殆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鬚髮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24）可见当时康熙认为年长的皇子们，已经正在由中年向老年过渡，而雍正仅比皇三子允祉小一岁，当然属于年长皇子之列；况且雍正“向来有畏暑之疾”，他继位后不止一次谈到自己因为“受过暑，一点热也受不得”，“每至盛暑之时，心中稍觉畏怯。”（25）说明他的身体原来就不强健。允禵的身体怎样？史料并无记载，但仅从他在西征期间，长期奔波在青海高原这一点看，断非体质孱弱者。雍正享年五十八岁，而帝梦成空并被禁困十余年的允禵，反而得享六十八岁高龄，这固然有着种种客观原因，但也与二人平日的身体素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除此之外，与其他皇子相比较，允禵还具备下文即将谈到的另外一些突出之处。
总之，康熙诸子中虽不乏俊杰之辈，但是，如果从以上诸多因素的总体优势而论，允禵则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这是判断允禵终于处在继允礽成为储君的地位上的重要根据，而他率师西征，不仅是当时迫切形势的需要，也包含康熙对接班人进行考验、锻炼与培养的意图。
正是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与康熙年间历次派出的大将军相比较，允禵显然与众不同，这首先表现在康熙赋予他“掌生杀重任”（26）的大权方面。允禵如何行使这种权力虽不得而知，但从他与青海蒙古王公一次谈话中所言：“我本人承父皇之旨，率大军来至此地，有权定夺一切调换差遣以及应行事宜”（27）也可略见一二；其次，允禵出征仪式之隆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最后，一大批皇室成员随允禵出征，其中年轻的王公子弟，计有一名郡王以及四个亲王、一个郡王和废太子的儿子，这在康熙年间也无先例。康熙明确指示允禵：这些后生“正值效力之际，要让他们（多多）学习！务必将他们带往用兵之地！”（28）说明康熙已将培养与使用皇室年轻成员的重任交与允禵，并借此增加他日后在朝中的影响与实力。
由此可见，清朝在政治、军事上受到准噶尔贵族集团严重挑战之时，康熙从各个方面进行比较与斟酌，并虑及清朝的现实与长远利益，最终选中允禵担任抚远大将军，并非偶然，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