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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15 15:15

[录入]雍正另辟陵区by杨珍

by杨珍

曾被父皇康熙“常称为诚孝”,一继位便声称永遵(皇考)成宪,不敢稍有更张”的雍正,却率先打破子随父葬制度,远离东陵,在易县泰宁山(后改为永宁山)太平峪为自己修建万年吉地,即泰陵。此后,嘉庆、道光、光绪三帝也先后葬在这里,这就是清西陵。

对于雍正另辟陵区一事,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违背康熙意旨取得皇位,心怀恐惧,于心有愧,所以远远避开东陵。另一种说法是雍正过于迷信风水,由于在东陵找不到上吉之地,被迫另寻陵址。前一种说法缺乏史实根据,后一种说法虽然与雍正本人的解释基本吻合,但实际情况恐怕也并非如此简单。

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的一条上谕中说:“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可是“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就是说一致认为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后来总算选择到“九凤朝阳山吉壤”,“与朕初意相合”。不料“精通堪舆之臣工,再加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否定了这块“吉壤”。雍正紧接着说:“今据怡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等语。朕览所奏,其言山脉水法,条理分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详悉会议具奏。”朝臣们当然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于是在太平峪为雍正修建万年吉地的方案最后确定下来,清帝陵寝从此一分为二。

雍正关于另辟陵区缘由的解释,有几个疑点。第一,“堪舆之人”俱称孝、景二陵附近已无吉壤,但后来乾隆、咸丰、同治三帝却为何又都在二陵近旁相继找到万年吉地?第二,距离孝、景二陵较远的九凤朝阳山吉壤被否定后,雍正为何不指示“堪舆之人”在东陵其它地区堪察万年吉地?因为其后乾隆已明确指出:“遵化(东陵)、易州(西陵)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第三,怡亲王允祥和“通晓堪舆术”的高其倬,为何也不在东陵广大陵区内寻找吉壤,偏偏跑到远离东陵数百里之外的易县地区进行勘察?对于另辟陵区这一违背子随父葬制度且又劳民伤财之举,他俩岂敢自作主张?唯一合理的解释是,雍正得到“堪舆之人”关于孝陵、景陵近旁已无吉壤的奏报,以及九凤朝阳山的吉壤被否定后,萌发了另辟陵区的想法,所以有意不发出在东陵其它地区继续寻找的命令,却指示允祥和高其倬等人到易州地区勘察。据乾隆年间撰修的《易水志》记载:“雍正八年(应为七年——作者),世宗宪皇帝钦命怡贤亲王会同两江总督高其倬在京师西南一派山麓间往来采卜,至易州之西太平峪兴隆庄,万峰环列,百泉回绕,四周佳气共抱龙穴,敬谨择定万年吉地,奏准。”可见另辟陵区是雍正的决定,出自其本意。

雍正这样做的真正意图何在?不妨从其政绩与抱负、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形势等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雍正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对清朝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康熙晚年,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动荡不安,盛世笼罩着停滞甚至倒退的阴影。雍正继位后开始全面整顿,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几年内便基本改变了康熙晚年的局面,使原已激化的各种矛盾有所缓和,社会再度向前发展,为盛世进入鼎盛阶段创造了条件。他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帝王。

雍正又是一位很有抱负的皇帝。他的治国目的是“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移风易俗,跻斯世于熙皞之盛”,并认为科举出身的朝廷大员们如“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果能尽行洗涤,则天下永享太平。”

知子莫如父。康熙在雍正二十二岁时曾对他做过如下评语:“朕于阿哥等留心视之已久,四阿哥为人轻率。”还有人指出雍正“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果敢刚毅,自视甚高,容易急躁,一定场合下唯以个人意志行事而不顾及其它等等,确实是雍正鲜明的个性色彩中十分突出的特点,对于他做出另辟陵区的决定不无直接影响。

雍正继位后的改革举措,充分表明他绝非亦步亦趋、因循守旧之辈,恰恰相反,他不仅大胆清除前朝败政,而且敢于标新立异,行前人所未行。打破子随父葬制度另辟陵区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他不具备很大勇气与胆识,无疑不敢如此行事。不过,这样做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带来了不少麻烦,从这一角度看,不能不说他做此决定时带有一定的轻率性。

雍正的自视甚高,也表现在他对父皇康熙的真实看法上。他除去对康熙晚年的储位安排及一些失误深为不满外,还认为在为政最重要的问题上,自己胜过康熙:“朕事事不及皇考,而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所亲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言外之意,康熙既然并不完全“洞悉下情”,那么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当然也就不能十分恰当并行之有效。雍正贬低康熙之意十分明显,《清世宗实录》转引这番话时,不得不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一语删去。

事实上,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人,康熙的治国才能与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在古代帝王中都属佼佼者,从起居注及实录看,他对官场恶习也是相当了解的。只是在其晚年,保守思想不断增长,大半精力又消耗在处理储位之争与西征之役两件大事上,顾此失彼,朝政因此逐渐废驰。

雍正另辟陵区还与当时朝廷内外总的形势有关。雍正五、六年(1727、1728年),初政时期的改革与整顿已大见成效,清王朝各个方面又重新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政敌允禩、允禟集团已被肃清,雍正在这一关系到皇权是否得以巩固的斗争中获得全胜,中央集权也随之进一步加强;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进展顺利,取得很大成功;经过长期、周密准备后,清军对准噶尔部的征讨即将开始,雍正自以为胜券在握。这些十分有利的条件,无不使他更加踌躇满志。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堪舆之人报称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而九凤朝阳山吉壤也被否定后,雍正终于萌发了远离东陵另辟陵区的想法,旨在为自己身后安排一个与生前业绩相适合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虽然并非开国之君,但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所以也就有理由远离东陵,去做新陵区的第一位主人。

尽管雍正此后从未发表过关于东陵做何处置的言论,然而以孝、景二陵附近已无吉壤为根据另辟陵区的做法,不仅使东陵可能遭受不再被使用的厄运,而且为后代清帝各自选择陵址开了一个不良先例。首先面临这一难题并予以解决的是雍正的继承人乾隆。

乾隆七年(1742年),王、大臣及钦天监官员在孝陵、景陵附近的胜水峪,为乾隆找到一块上吉之地。此外“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不久就在这里兴建了裕陵。乾隆所以不顾雍正关于孝陵、景陵附近已无吉壤的说法,违背子随父葬之制,远离泰陵,将自己的万年吉地设在此处,实在有难言之隐。

乾隆成为太上皇后,在嘉庆元年(1796年)十二月的一道谕旨里,追述了他在继位初期对东陵前途的忧虑:“乾隆元年朕绍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伸爱慕。”因而他在乾隆七年才断然决定:“是以朕万年吉地,即建在东陵界内之圣(胜)水峪。”

对于雍正留下的这一棘手问题,乾隆本人已受其累,决不愿让自己的子孙仍旧处于两难之中:“若嗣皇帝(指嘉庆——作者)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于是他制定出一项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此后“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

乾隆在这条谕旨中还进一步指出:“且遵化(东陵)、易州(西陵)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

虽然作了上述指示,乾隆还是放心不下,三个月后再次发出谕旨,除去强调东、西二陵吉地甚多,后世子孙“断不必另择他处,有妨民业”外,还特别告诫说:“堪舆术士,每多立异邀功之习,所言最不可信。即如朕选择万年吉地时,定于东陵界内之圣(胜)水峪,而进爱(当时的钦天监监正——作者)又欲改卜,经朕察其言虚妄,即将进爱治罪示惩。万世子孙皆当以为法,庶不为形家之言所惑”。

乾隆传位后连续发出的这两条指示,表明了他对雍正另辟陵区的看法,以及为消除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第一,东陵吉地很多,勿须另卜他地;第二,另辟陵区“有妨小民田产”,劳民伤财,有弊无礼;第三,后世子孙不得再以已无吉地为理由重复这种做法;第四,东、西二陵轮流使用,不可偏废;第五,通过披露勘察裕陵风水时,进爱为“立异邀功”,“又欲改卜”一事,暗示雍正另辟陵区是误听术士之言所致。

从此后东、西二陵交替使用(尽管与乾隆制定的方案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看,乾隆确实解决了雍正另辟陵区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是乾隆继位后不断纠正雍正的不当举措的典型事例之一,也是他去世前所做的最后一项纠正。

清帝陵寝的一分为二,是由雍正本人的成就与抱负、性格特点以及当时的形势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同时也是他与康熙之间关系的一个反映。而乾隆煞费苦心地从中弥缝、遮掩、调和的迹象,更是显然可见。在陵寝的问题上折射出的康、雍、乾三帝父子祖孙之间错综复杂且又微妙的关系,委实耐人寻味,很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这对康乾盛世后期政治史的研究将有所裨益。




维乐 2006-12-16 23:35

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能不能把杨珍大姐,请到咱们坛子上来玩一玩。她虽说研究康雍,但她的“情”在康熙上,正因为如此,她才对老爷子到底选择谁继位耿耿于怀,不断地写文章说这个事情,因为她潜意识里觉得,老爷子选的人必定是好的。她尽管多有掩饰,其实在用词用句的字里行间,处处体现了她对康熙的喜欢和对雍正(某种程度上)的不满。像这件事,她和咱们的分析,就很不一样,因为视角不一样。(本来后面写了很多分析,觉得没必要,又删了)

如果不能去掉对某些人的感情因素,就不要做清史,挑一个对每个人都能抱着善意欣赏态度的时段来做,不是更好?


飞天199 2006-12-16 23:39
杨珍的观点基本上不能认同,不过,东陵的确后来找到不少适宜建陵的地方,看来四当时并没有非在东陵选陵址的打算。

洗桐女史 2006-12-17 12:29

商传先生在《永乐皇帝》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起初由于我对永乐皇帝有所偏爱,又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个完整的评价,因此对于他专制残酷的一面多予谅解,愿意将他写成有为而严酷的政治家,而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暴君的形象。”

我觉得这种情感是互通的。可能每个人看一段史料,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如果自己所分析和研究的那段历史,并不单纯的只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个人的兴趣,那么观点中所带的好恶就更突出。

其实无论杨珍女士,还是冯尔康和杨启樵先生,只怕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可能因为杨珍是女性,感情更为敏感,恐怕表现的就更为突出。

前几天和猫猫还有白菜在MSN上聊天,谈到到底是三和八审问索额图,还是三和四审问索额图,因为大多数书都翻译成三和四,但是杨珍却翻译成三和八。我觉得杨珍的满文比较好,她所翻译的远比第一历史档案馆翻译的文雅,而且错误也较少,不过也不能据此断定杨珍的翻译就是准确的,而且白新良先生的勘误表中,也没有指出来这个错处,所以想看一下台湾故宫那边到底是怎么翻译的。

当时猫猫很有感慨的说,杨珍说三和八审问索额图,康熙对于审问结果很满意,但实际上老爷子对于他们的审问结果有疑义啊,如果要真是四参加审问的话,只怕杨珍对于这次审问的评价就是另外一番言论了。对此桐桐也是深有同感的说。

呵呵,据一个学历史的JJ和我说,她见过杨珍,说她最喜欢的其实是八呢,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十四的说。所以这就不值得奇怪了啊。就像我自己,恐怕在赞扬某四的时候,也会忍不住踩踩八和十四的,而且还会故作客观公正的模样

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同一种信仰争辩往往无济于事,虽然这种信仰和他的性格并不一致。我觉得真的是太精辟了!


维乐 2006-12-17 15:04

所以建议她别做清史,换一家,我当时选宋史作为未来的方向,很大一个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对宋中期那几派人都有好感,觉得立场不同,彼此有多误解,又爱走极端,最终一步错一步,把北宋推向了绝境,如果我对任何一派有偏好的话,我根本就不敢选宋,杨珍的语言,过于感情化(冯尔康也有,但比杨珍好得多,杨珍已经到了影响分析的程度了,比如你说的上面一个例子,还有这一篇,明显先存了结论的,论证根本不充分,而且没引几条有关的一手史料和每一个年月的相关事情分析,外行人看着是篇不错的文章,做这一段的一看就没对“这件事”下足功夫),看看康熙一家人那本书,感觉像在描述自己的父亲一般(原谅我吧,我知道这个词不是很恰当),充满了孺慕之情。同志,他是历史人物好吧,何况你是出专著,又不是论坛上花痴,怎会写成那种语气。不说了。


魔力神眼 2006-12-17 17:16

可是乾隆的陵墓修的也很别扭,记不清是内墙壁是歪着的,还是柱子是歪的?!而且地下水很丰富.

其实康熙老爷子选四做皇帝,必然有十三做贤王.四四的超前集权意识和果决对夯实大清的根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的延缓了清朝土崩瓦解的时间.

换了老八做,他解决不了吏治问题,他之所以被别人在康熙面前说他贤,必然是文武百官说他贤,他如何能痛下杀手整顿吏治.而吏治是康熙留给新君最大的难题.

康熙晚年的怠政,导致吏治腐败.各位看清世宗实录和永宪录中,雍正前期整顿了大量的挪用亏欠,抄了多少大官的家来填补亏欠.当年被老爷子宽容的官员,最后被雍正铁面整的满地找牙.

等到国库充实,又减免百姓的赋税.摊丁入亩制度的本身也是缓解下层百姓的负担.对缓解当时社会矛盾有很好的作用.

清中期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富人并不热衷于兼并土地.这个偶在看清人笔记中提到,扬州的富商便是如此.


维乐 2006-12-17 19:19
不热衷于兼并土地,可人生得太多,照样会出事情,清后期的n多事情,不就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吗?在这里,摊丁入亩,百姓负担较轻,未必就没有责任(当然,这是始料未及的),经济容量有限的话,无论怎么折腾,也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走向灭亡罢了,最终还得通过改朝换代时期的混乱减少人口,才能开始新的发展周期。(我们选择用来逃避的那条路恰恰是通向我们所逃避的命运的捷径)

千里之外 2006-12-19 13:13

嗯,我也觉得杨珍这个人喜欢在论文中掺杂太多个人感情,这是治史者第一大忌。她一个专业人士怎么就不明白呢?

第一次知道她是女的。


水晶儿 2006-12-20 14:11

其实关于八阿哥,首先,我知道这里是九州清晏,冒着被扁的危险,说上几句话。

窃以为八阿哥真做了皇帝也未必不如四阿哥,四阿哥的个性行事作风的确给人一种雷厉风行的感觉,但八阿哥,虽然他的立场决定了他可能不太会对众多支持者痛下杀手,但是做了皇帝以后未必如此,就像康熙,也是经历了多少改革,只不过不如四的明显,所以大家对于康熙的感觉似乎就是一个守成者,况且四阿哥有许多有名的改革举措,是在他即位后才提到的,有许多并不是他本人的谋划。

诸子中俺最喜欢的是十三,但是对二、四、八、十四都有好感,所以,呵呵,偶看到有人说康熙家的孩子就忍不住要说上几句了……别砸我,还有话说!

嘻嘻,维乐:看看康熙一家人那本书,感觉像在描述自己的父亲一般!嗯,俺也有这种感觉。杨珍也是偶喜欢的,虽然偶不同意康熙属意的十四这一看法,但因为偶的立场是希望康熙的一生完美,也有私心的说,所以大家半斤半两,偶也就不好说她太主观了!默!

偶一直认为选谁不是因为谁的才能如何,因为儿子们都很优秀,才能到了一定的地步就比不出高下了,那就是人品的比较了,而雍正是在他所有儿子中心性最好的,起码给他的感觉如此,那选四阿哥,多正常啊!不信比一下,谁在他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些阴影,唯有四阿哥,多纯洁的孩子……


维乐 2006-12-20 15:05

能不能改革,不全是性格立场的问题,因为如果他是靠nnnn多人的继位的,上台后必然会对nnnnn多人的利益有所顾忌,如果他动一个,就会牵扯另一个,而另一个有牵扯另一个…………他又必须靠这些人稳固皇位,于是…………

四靠了少数核心骨干成员上台,这些人碍事了,只要把这些人干掉就成了,虽然也牵扯政治斗争,但牵连面会比较有限(即使这样也相当可观了),八要想改革,动一个人,就牵出一个大网,他就算为了朝局考虑,为了江山考虑,甚至为了老百姓考虑,都不能动。(不时有人分析唐太宗之所以这么容忍长孙无忌,也是因为长孙党力量巨大,虽然未必会造反,但如果动他却会造成朝局震动,得不偿失)其实,十四继位也多少有这样的问题(我没就此认为老爷子不会选他,我在这件事上没看多少史料不敢说话),他和八的关系,将极其难相处,他要改革,就要顾及八,顾及八党,因为,八党并不是“敌党”,到时候也相当麻烦尴尬,除非八对十四能像十三对四一样小心谨慎鞠躬尽瘁,否则“缠绵”的政治斗争,将耽误很多事情


羽衣星冠 2006-12-30 16:33

怪不得我怎么看杨珍的文都不顺眼,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当你看到某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强烈的熟悉和亲切,你自然而然直觉上就知道他会作些什么事情,哪些是他不可能做的事情。我看雍正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坚信雍正是正常即位,非常坚信。


素音 2006-12-30 23:35

   我也认为他是正常即位的,只不过他得罪的人太多,官员也好,士绅也好,文人也好,得罪的太多,以致没有好的评价.自己觉得委屈,搞了个<大义觉迷录>好像此地无银一样,却又被小四给禁了,于是八卦越传越离谱,都快变成真的了.

    至于他的陵墓,可能还是要求太高、太挑剔、条件太苛刻了的原因才没能在东陵找到他的万年吉地。东陵是有吉地,但是还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要求吧。


大白菜 2006-12-30 23:55
我觉得8根本不配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不过是明珠党的傀儡,而明珠党又是一个裙带关系的庞大毒瘤。这个群体是因利益关系结合而存在的,如果是8即位,大权必然旁落,清帝国必然完蛋。



魔力神眼 2006-12-31 00:10

哦,大白菜乖乖,偶们俩终于知音了一回.(肉麻中,一地鸡皮疙瘩).

8可以守成,无法改革.那些利益同盟会瓜分利益.

不过对中国的历史很难说祸福.

毕竟某四让皇权实现了高度统一和集中.封建制度又多延续了时间.

打拼回来了新疆还让小四乾有些功绩.可是他的闭关锁国又贻害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


PS:乐乐,偶们观点经常交集哦.

维乐 2006-12-31 00:41

可能我和魔力姐思维方式差不多吧,都不够残酷,有点理想主义~~~~~~~~

历史这个东西,本身就没办法预测,所以,有的时候,真有种浮在虚空中的感觉,如果没有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中世纪的大倒退,哪来的源自简单民主的“代议制”呢?没有代议制,法治再好,民主意识再强,民主也是没办法在一个较大的领域内实施的,罗马的共和不就倒在这上面吗?可是,谁又愿意经历中世纪呢?文化的衰退,黑死病~~~~~~~他们得到的和他们付出的,我们得到的和我们付出的,究竟又怎么算呢~~~~~~~

今人不比古人有更多优越性,最讨厌那些历史学家跟算命的巫婆似的,埋怨那些专制君主的某项制度如何如何耽误了中国发展,要是把他放在当时的信息条件下,他能做出的“理性”选择,不会比那些人更好,况且,“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的做法,当然反映他们自身的一些特色,但也很大程度上是行政趋势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就像希特勒顺应了一战后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排犹思潮)。不管对于四四的加强专制,还是小四乾闭关锁国,我都这样看。他们固然要承担大半指责,但我们民族的每个人身上,也都不免分担一份责任。自己的选择,去怨恨别人,就是蔑视民主原则的懒惰和怯懦(这句话送给那些自恋的历史学家)。

不过我不觉得八当了皇帝,中国的近代化就会加快,八当了皇帝,吏治得不到整顿,清代早早完蛋,上台的就一定比清代更好?第一代皇帝未必就英明,看看太平天国,如果当时清政府处置不当,真就有可能是太平天国的天下了,可是他们怎么样呢?比清政府还要愚昧固执专制!


维乐 2007-01-02 13:29

翻陵寝书翻到的,裕陵地宫漏水很严重,据说被挖开的时候都积了好几米了(肯定超过一米),现在每逢雨季,裕陵工作人员都必须在雨后用抽水机排水,否则只要下一场雨,地宫就会积好几十厘米,但裕陵的排水系统,经检查又正常,所以至少那本书说搞不明白啥问题,应该还是地形水土等的问题,比如说可能像我们济南,盆地很浅,但周围都是不透水的岩石,所以水都往中间汇~~~~~~~~~~

录一段清东陵史话上的

    裕陵于乾隆十七年建成后,当年地宫里就发现了渗水,费了很大事才维修好。当年就葬人了孝贤皇后和两个皇贵记。乾隆二十二年和四十年又分别葬人了淑嘉皇贵妃和令懿皇贵妃,一直到嘉庆四年九月乾隆帝入葬地官,在这长达四十七年的时间里,始终未发现再次渗水。可是过了一百二十九年,在1928年孙殿英盗墓时,地宫里已有二米深的积水。自1978年裕陵地宫对外开放以来,每到雨季,每天必须袖水,否则一天就会积几十厘米深的渗水。裕陵地宫下面未设龙须沟,可是从乾隆十七年到嘉庆四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什么未出现渗水?在乾隆十七年维修地官时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至今尚未找到文字答案,仍是一个谜。



瑶台月下 2007-01-05 19:17
西陵有什么不好,山清水秀的.至少不像东陵被盗的那么惨.去年去东陵时,记得导游讲过裕陵的水好大,盗墓者炸开地宫时,棺材都在水上漂着.

sjaqiu 2007-07-16 00:48
其实我觉得雍正重僻陵地,是因为他很迷信,而且那确实是块风水宝地,跟什么篡部篡位的,没多大联系,那时候的人就爱乱想!

J-HCL 2007-07-16 08:50
历史就像十八岁的大姑娘,你爱怎么打扮怎么打扮~

铖儒 2007-07-27 17:45

这篇文章是杨珍先生的《顺治自卜陵地与雍正另辟陵区》,楼主只录了后半部分。

不知道能不能把前半部分也传上来啊!

很期待哦!


毛毛 2007-09-04 09:44

我说句话,话不是太好听,但我决不是为杨珍辩解,请大家不要砸我啊。

其实历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种看法,你可以跟杨珍辩解,但不能说杨珍的观点不对。其实针对四把陵选在易县这件事,我认为,四就是自己想把陵建在那的,没有那么多的理由。


易州知府 2007-09-07 09:00

清西陵营建由来之管见

早在清西陵营建之前,爱新觉罗家族已在关外有了永陵、福陵和昭陵,关内遵化州有了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到了第三代雍正皇帝为什么勘定万年吉地时既没有定于关外,也没有定在遵化,最终笃定于易州永宁山下太平峪呢?

关于雍正不在遵化而改易州选址建陵的原由有很多版本的传说,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躲避父皇说;二是好大喜功说;三是战略防御说;加上正史的风水说,共四种。那么在这些说法当中,那一种营建西陵的原由更准确,更可信?是一种原因,还是多种原因并存呢?

由于本人对陵寝、风水、康雍乾时期相关的历史了解的不多,故不敢罔下结论。在这里我只是出于对清西陵的特殊关注,粗浅的谈一谈对几种说法的认识。以供大家交流、探讨。

第一种躲避父亲说。这种说法认为雍正当时为夺取皇位,故意用参汤将父亲谋害,而后又残忍的将与他争夺皇位的、不服的、对其皇位有威胁的众弟兄或监、或禁、或屠、或杀,担心死后为康熙所不容为逃避父亲的责难和惩罚,故此远离父亲,另葬他地。这种说法产生时间应是最早的,大概在雍正太平峪陵址堪定初就有了。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雍正“即位之迷”的延续或是“改诏篡位之谜的延伸。因此,产生这样的说法也不足为怪。此外在清代,不按正常礼制随葬的例证,在雍正之前早已发生并有成例。这就是孝庄文皇后没有随皇太极葬于沈阳的昭陵,而葬在了遵化。尽管孝庄太后有“不愿惊动太宗亡灵,愿守儿孙”的懿旨在先,但人们还是根据“太后下嫁”的疑案制造出了孝庄“躲避皇太极”而葬遵化的的假说。“太后下嫁”到底有无此事,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雍正即位”同样是清代四大谜案之一,史学界更是众说纷纭,亦无结果。雍正另建西陵“躲避父亲说”的出现,是否是受到“孝庄躲避皇太极”之说的影响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至于说雍正没有随葬康熙,怕的是死后遭到报复之论,确是荒唐之论,不必理之。即使最新的资料档案、新的研究发现,证实了雍正真是矫诏谋位的,那么雍正另选陵址躲避康熙而营建建西陵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岂知人们寄托的冥冥世界不也是“善恶最终均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吗?难道雍正不知躲避到易州,甚至是逃到天涯海角,又岂是能躲避的了的?

这种说法还认为雍正崇信佛教是“躲避说”的根据之一。认为佛教的教义主旨是“善、恶”和“因果报应”,雍正相信必遭报应,固而要逃避。我认为这种解释牵强的很。不错,雍正是信佛,但是雍正很会运用“拿来主义”。在雍正眼里“儒、道、释”三教同源,但对于“三教”雍正有自己的理解和运用,“儒治国、道治身、佛治心”。所谓“佛治心”只是雍正在藩邸时抱负难能实现,无奈之下的精神转移或精神的寄托,雍正的信佛根本没像祖父顺治那样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因此,这样的论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我们再看一看好大喜功是否是营建西陵的一种理由呢?

好大喜功之本意是指不管条件是否许可,一心想作大事,立大功。当然这里的“好大喜功”已经超出本意,带有突出个人、以我为尊之意。这种观点认为:“雍正是一位雄才大略之英主,从不甘居人下……另辟陵址是为标榜自己,显耀自己。因为只有首陵才拥有陵寝的中心位置,才能拥有自己完整的神道,才能有石牌坊、大红门、更衣殿等等,规制才更完备,气势才更雄伟”。显然是认为“好大喜功”是雍正另辟陵址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帝王“好大喜功”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是帝王的特性,只不过有的表现直白明显,有的表现的含蓄弱隐而已。因此,看一个帝王是好大喜功还是务实勤政,要看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哪一方面更占主流、主体,切不可以偏盖全,主从不辩。早年的雍正在诸皇子中不是最显眼的,地位、实力远不能和储君允礽、大阿哥允褆,甚至和八阿哥允禩相提并论。可以说此时的雍正不具备争功夺名的资本,吃斋念佛,遁世逍遥是其生活的主体,史书也无他此时争功、争名的记载。在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中,雍正尽管是王位争夺的重点人物,但活动也大多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与“好大喜功”相去甚远。在雍正即位之后,他在治国施政上:表现的是刚猛、严厉、勤政;在对待权利上:“惟以一人治天下”的权利观使中央集权达到了高度的集中;对待政敌上:是严酷绝情,心狠手黑。为了政权的巩固,统治的稳固,江山的牢固,雍正什么事都敢做,在他意识里只有江山、政权,根本没有顾及身后滚滚而来的骂名。综观雍正从青年到执政前期,说雍正好大喜功、沽名钓誉,显然禁不住推敲。

雍正“好大喜功”定性的根据又来自何处呢?其依据大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盛行于雍正朝后期的“祥瑞”。二是泰陵的三架石牌坊。那么什么是“祥瑞”呢?所谓“祥瑞”就是迷信。封建帝王讲“祥瑞”,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古人通常把“天降甘露”、“麒麟现”、“瑞芝生”作为嘉庆“祥瑞”来昭示帝王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的确,从蓍草到灵芝,从瑞谷到嘉禾,从凤凰到麒麟,从甘露降到黄河清,从日月合壁到五星连珠,凡历朝历代出现的祥瑞,在雍正一代全都再现,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出现。如何理解这一现象?透过他即位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了。雍正在争议声中即位;在怀疑、对立甚至被颠覆的形势下施政;在吏治废弛、国库虚空的困境中改革。如何让群僚臣服,百姓信服,是他首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手段,从即位初开始,他便利用“祥瑞”为自己造势。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理念认为“祥瑞”的出现,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是上天对天子的肯定。雍正以此来证明他就是上天的儿子,他就是英明的,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雍正是在通过“祥瑞”的不断出现来回击对其不利的各种传言,以此来麻痹臣僚和百姓,使他们俯首甘心为其服务。当然,尽管雍正后期大搞祥瑞有标榜、吹嘘之意,也有“好大喜功”之嫌,但是雍正喜祥瑞最主要的目的是巩固其手中的皇权,搞“祥瑞”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于另一依据,我们可以从泰陵营建实践来分析,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从建筑规模、陵寝规制、单体建筑布局和体量、建材的选择都是中规中矩,一切以风水为重。如在泰陵建置之初,其神道并未设石像生,只是嗣帝乾隆登基后一再干预此事,大臣高其倬等回奏“因风水地势,不宜设置”,当时乾隆也下达了前移大红门后挪龙风门的谕旨,但臣工们旋即回奏“大红门正处于龙盘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之旺气……实天造地设之门户,不便展拓向外”乾隆也未可奈何,最后出于礼制的考虑,只设了区区五对石像生,不足孝陵的三分之一,神道“因地势而修建”亦不足孝陵的一半。

为什么泰陵大红门前石牌坊是三架而不像东陵、十三陵的一架呢?他们认为这正是雍正在炫耀自己的功德。对此,我认为不是很准确,泰陵三架牌坊的设立同样主要是风水使然。一方面,孝陵第一座建筑是石牌坊,而泰陵是五孔桥,若牌坊设于桥前和照山元宝山之间,就会十分拥簇,不符合陵寝“形、势”的要求,而石牌坊又是陵寝规制的重要建置,和石像生可有可无不同,必须设置,现有的三架牌坊成品字形排列,主要是由于组织空间、点缀景观所需,使之和正北的大红门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界面,也就是风水中的“闭合”。假如大红门前只有一架,东西两侧均为河道,不仅犯风水中“背水之大忌,而且从视觉来讲,不仅空狭,而且九龙、九凤两山也给人逼迫之感。而轻灵空透的牌坊的设立不仅巧妙的避开了“背水”之弊,而且装点了大红门的威严、恢弘气势,增强了左右两侧的空间层次感,是妙手偶得,更是匠心独韵。尽管有的牌坊设置是为表彰功德,但陵寝的牌坊作用主要是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在陵寝规制中圣德神功碑楼才是主要标榜功德的标志性建筑。

 “好大喜功之说”是不准确,不客观的,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臆断的嫌疑

关于“战略防御说”。这种说法认为:清西陵的营建是出于雍正战略防御考虑,为加强北京西南军事防御而将陵址选在北京西南的易州。这种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末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尚没有成型的文章论述,更没有真正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

保卫祖坟不受侵扰是礼制的要求,也是后人的责任。京西十三陵建立后明朝派重兵保卫,这对北京的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东、西陵营建后重兵的防护同样对北京的防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京城的防御只是客观结果,而并非是营建陵寝的前提、原由和目的。

以军事防御为目的而建陵的说法与陵寝营建本身的功能、用途及目的不符。陵寝者,万年之地也。据程颐《伊川文集》卷六《葬说》云,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也就是说对于墓葬来讲最基本的是安葬之后不能被外力所危害,另一方面陵寝求的是静穆,就连陵前水流直走的撞击声都是要回避的,将河道设计成曲曲蜿蜒之势,以保持皇陵庄严、静穆。更何况战争的破坏之重、之惨烈决不是以上几种形式所及的。所以,从陵寝本身特点来说“战略防御”与西陵营建是相背而不相容的。 

那么,建陵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亿年安宅,巩固丕基,福荫后世。中国人自古就有“敬祀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的祭祀,这不仅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也借此祈求祖先对后世荫护。也就是说,中国人安坟建陵的目的一是安放棺椁遗体。二是为后人祭祀。而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来讲,一方面不仅为安放帝后棺椁遗体,使其安然长眠于地下,使其与天地、山川、河流相生相融,合为一体,为后人祭祀、哀悼、纪念。另一方面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将其作为事关国运兴衰、帝运长短的国家重要工程来经营。其三皇陵是皇权物化的标志。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力就求达到恢弘、壮观、精美,以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炫耀国家的气派和威严。

假如“因战略防御而建西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雍正岂不是在用自己的陵墓做防御京城的盾牌吗?雍正是万万不可能这样想的,更绝不可能这样做。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家天下”的社会里,帝王若想重兵防御何处何地,只需一旨而已,何需以祖陵为“工具”?即使雍正葬在东北的永陵,要想重兵驻守京西南紫荆关,难道还是什么大事、难事?干吗非要以建陵为手段来加强防御呢?“保京都先保祖陵”的逻辑是不准确的。

再者,雍正年代京城的防御内三关战事压力已基本解除。经过康熙朝几次大的西北作战,疆土已达新疆以西的葱岭一带,战事也基本发生在这一带。加之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的胜利,西北战事趋于稳定,京城的防御几乎没有什么压力。而雍正堪选陵址时已是在雍正七年,边疆尽管小有战事,但总体上是稳定的。面对这样的较为和平的环境,难道雍正偏偏要考虑防御吗?这种可能性,我想不是很大。

为证明战略防御说的成立,有人将西陵来龙之上的紫荆关在历代战略、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作为依据加以说明,但也只是强调这座关城历史上曾过重要作用,也没有论及与西陵营建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论及雍正选陵址时的军事形势,所以也就没能证明出想要得结论。

做为军事重镇的紫荆关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重要作用。紫荆关始于战国,兴于两汉,盛于明代,大规模的关城建设,城墙的加固是在明景泰、弘治年间。的确,紫荆关对于北京的战略防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畿南第一雄关”“北京之喉”之称。此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分界线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界,如在东汉这里是与匈奴、鲜卑族的边界交战区;在北宋这里是宋朝和辽国的分界线;到了明朝这里是与鞑靼、瓦剌的边界。军事关隘因战争而存在,同时作为一个军事设施,一旦战事解除,其军事职能也即弱化或消失。到康熙二十九年,在全国防御布局上,保定、昌平只划为最后一等防御类别,易州(紫荆关)未列其中。随着西北战争的胜利,紫荆关已属内地,紫荆关此时对京师的防御功能可见一般。随着泰陵的营建,为使西陵龙脉“东西拱卫,左右联属,体统整肃,风水保护,万福攸同,垂之亿冀而愈隆”将山西广昌划归之隶,与涞水共为易州所辖,广昌浮图峪东十八村归易州界。为保卫龙脉,在西陵周边包括紫荆关增加兵力,加强守卫亦是自然。此时,再重兵把守,或是提高军事级别也很正常。

军事防御说只是近几年一些人主观分析的一种假说而已,有因果倒置、逻辑混乱的嫌疑。如果说西陵的营建是由于加强京城的防御,到不如说西陵营建后的重兵保卫对京师的防御起了重要作用更为准确。

皇帝建陵选址最讲风水,确定或迁移全取决于“风水”的优劣吉凶。十三陵的营建是这样的,明朝永乐年间,江西术士廖均卿说昌平北有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当朝皇帝朱棣决定在此建造陵墓,并改黄土山为天寿山,于1409620日开始修建长陵。十三陵的陵园广袤宽阔,燕山余脉自西北逶迤而来,成为天然屏障,几股河水在平原交汇后,缓缓东去。是这里绝佳的风水环境吸引了成祖朱棣。那么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孝陵的营建又是出于什么理由呢?清史稿和清人笔记均有记载,是因顺治在行围打猎时发现昌瑞山一带“王气葱茏”,遂钦定为万年之地。无独有偶,又文献记载,明朝皇帝崇祯曾派堪舆之人到这里勘察,几经相度,后相中此地,只是没来的急营建就掉死了。《遵化统志》有这样的记载“吉地并昌瑞一山,期间群峰朝拱,众水环流,清淑之气,有独钟焉”,“前有金星山,后有分水岭,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甸峪、黄花山,环抱拱卫,诸胜回环朝拜,为众星之拱向;左右诸水分流夹绕,外堂合禁,并汇于龙虎一峪,渤海朝宗,势雄脉远”。陵寝建筑总以“地臻全美为重”,十三陵、清东陵均是这样,那么,到了雍正堪选陵址时就要以其他原因为重了吗?

“国家之事莫大于祀和戎”,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没有比祭祀和国防更重要的了,所谓祭祀就是祭天、祭神、祭祖,是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礼”的重要内容。“孝天子首重山陵”也就是这个意思。而在事关国运盛衰、帝运长短的重工要典陵寝基地的问题上,雍正是绝对不会含糊的。这不仅是大“礼”的问题,更是国家兴衰的政治。

雍正在对待自己万年吉地的选择上和所有帝王一样,向往的是上上吉之壤,要求的是“十全十美”,条件十分苛刻,任何一点不足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是随葬孝、景?还是福、昭?或是另辟新址?可以说三中情况均有可能。事实得到了证明,自雍正即位之初,便派人在孝陵、景陵附近堪选万年吉地,通过再三卜选,都没有找到“十全十美”的上上吉地。现存的雍正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选将来之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无可营建之处”也就是没有雍正要求的理想之地。雍正此话不假,后来昌瑞山下三座帝陵的风水状况的确没有符合雍正“十全十美“标准的。裕陵的弊病是”惟左右阴砂并近案稍低,须人为培补”;道光帝宝华峪的穴地更是因为透水而废弃拆除移向西陵的龙泉峪;咸丰的定陵是“虎砂余气平铺而下,须要人工开拓整修”;惠陵砂山亦均为人工培植。由此可以断定堪舆之人的上奏应是实情,雍正说的也是真话。这样便放弃了东陵而将范围扩大到遵化州,后来堪舆之人在距离马兰峪东约60里的九凤朝阳山下寻得一块吉地,很快确定下来,并开始准备工程用料。在动工之前又经风水大师们的反复相度、研究,认为九凤朝阳山下“规模虽大,而形具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对雍正来讲这样大的缺憾是其绝不能容忍的,立即颁旨废弃该地他处另行卜选。于是由十三王爷胤祥、大臣高其倬带队在京畿周边寻找理想的宝地,经过长时间的卜择,终于在雍正七年(1729年冬)在京西易州境内太宁山下发现了这块“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雍正满意的吉地,次年兴工,历时六年,泰陵建成。随着泰陵的建成及雍正的安葬,清代在关内以北京为中心,东西出现了两处陵寝。在乾隆初期,为称之方便于是就把京东遵化昌瑞山的陵寝称为东陵,京西易州永宁山下的陵寝为西陵。

这样,是不是说西陵的营建原由除了“风水论”外,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因素了呢?我想是有的,也应该有。风水是最主要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一般帝王陵寝除了风水外,较主要的还有有以下两种。一是政治因素。如明朝确立后定都南京。朱元璋将陵寝定在南京,而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皇陵定在了昌平后有了十三陵,早在清朝刚刚建立时定都盛京也就是沈阳,奴尔哈赤和皇太极将陵寝按在了关外沈阳郊区。等到顺治入关定鼎北京后便讲陵寝定于遵化。这些都是政治迁都因素所决定的。二是区域位置因素。陵寝的礼制性决定了陵寝的重要性。为便于后人祭祀和保护,陵寝的选择也要距离后世住所要近,以利于后世的祭拜,对于帝王来讲就要离都城要近。秦始皇定都咸阳陵墓按在了附近的丽山,唐陵放在了西安西韩成等六县。明孝陵安在了南京,清朝几陵亦是如此。

西陵的营建除了风水起了决定作用外,区域位置因素也是有的,至于其他原因,现有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fenixia 2007-09-08 10:13
康师傅已经成了某人的信仰了……这算不算走火入魔?

yundanfq 2012-01-28 16:55
虽然是N年前的帖了,还是忍不住想回。首先很感谢楼上各位,让偶又长了不少见识;另外,对10楼、14楼的观点深有同感,强顶了!!

那蓝 2012-04-09 21:06
其实各人看历史多多少少都带了个人色彩,有个人喜好~
以及,不负责任的说一句,他不仅违背了子随父葬的习俗……他还差点开了弟从兄葬的壮举……囧rz

犀乔 2012-06-04 20:04
要说躲避不躲避的,那乾隆呢,是他定出从此帝王东西陵轮流安葬的,可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率先安葬在泰陵让嘉庆到祖爷爷那边去呢,是不是说他也怕见他老爹呢?慈禧那么可恶不照样心安理得的入了景陵,有什么怕不怕的。无聊!!!!

lingqiaoxi 2012-06-29 10:24
我觉得雍正选址更多的是他考虑风水的问题,不是是不适合建陵的问题。这孩子迷信风水啊,信道信佛的哪能不信那个。且不说他是个君主又有那么高的佛道学造诣。就是百姓选墓也是看风水的。西陵研究所的老师都不得不承认西陵风水确实比东陵好。

lingqiaoxi 2012-06-29 10:25
认同。

lingqiaoxi 2012-06-29 10:26
其实我挺喜欢他这点的,做事不拘一格,雷厉风行,

steppenwolf 2013-06-08 04:01
上面有人说杨珍那本康熙皇帝一家充满了对康熙孺慕之情,像是写父亲,深有同感啊!!!杨珍写书还是不错的,每个人写书都会有主观偏好。杨启樵也有,也很明显。尽管如此,他们的书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和某些徒有其名的作者比起来真的强很多!)我认为学会分辨是读者的事情。
特别同意某楼上所说的上层重大的政治决策事实上反应的是当时社会的特点、趋势和“潮流”,包括所谓“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某些知识分子故作清高,用今天的价值去要求古人,将一切责任推到某个人的身上是及其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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