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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营建由来之管见 早在清西陵营建之前，爱新觉罗家族已在关外有了永陵、福陵和昭陵，关内遵化州有了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到了第三代雍正皇帝为什么勘定万年吉地时既没有定于关外，也没有定在遵化，最终笃定于易州永宁山下太平峪呢？ 关于雍正不在遵化而改易州选址建陵的原由有很多版本的传说，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躲避父皇说；二是好大喜功说；三是战略防御说；加上正史的风水说，共四种。那么在这些说法当中，那一种营建西陵的原由更准确，更可信？是一种原因，还是多种原因并存呢？ 由于本人对陵寝、风水、康雍乾时期相关的历史了解的不多，故不敢罔下结论。在这里我只是出于对清西陵的特殊关注，粗浅的谈一谈对几种说法的认识。以供大家交流、探讨。 第一种“躲避父亲说”。这种说法认为雍正当时为夺取皇位，故意用参汤将父亲谋害，而后又残忍的将与他争夺皇位的、不服的、对其皇位有威胁的众弟兄或监、或禁、或屠、或杀，担心死后为康熙所不容。为逃避父亲的责难和惩罚，故此远离父亲，另葬他地。这种说法产生时间应是最早的，大概在雍正太平峪陵址堪定初就有了。这种说法可以认为是雍正“即位之迷”的延续或是“改诏篡位”之谜的延伸。因此，产生这样的说法也不足为怪。此外在清代，不按正常礼制随葬的例证，在雍正之前早已发生并有成例。这就是孝庄文皇后没有随皇太极葬于沈阳的昭陵，而葬在了遵化。尽管孝庄太后有“不愿惊动太宗亡灵，愿守儿孙”的懿旨在先，但人们还是根据“太后下嫁”的疑案制造出了孝庄“躲避皇太极”而葬遵化的的假说。“太后下嫁”到底有无此事，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雍正即位”同样是清代四大谜案之一，史学界更是众说纷纭，亦无结果。雍正另建西陵“躲避父亲说”的出现，是否是受到“孝庄躲避皇太极”之说的影响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至于说雍正没有随葬康熙，怕的是死后遭到报复之论，确是荒唐之论，不必理之。即使最新的资料档案、新的研究发现，证实了雍正真是矫诏谋位的，那么雍正另选陵址躲避康熙而营建建西陵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岂知人们寄托的冥冥世界不也是“善恶最终均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吗？难道雍正不知躲避到易州，甚至是逃到天涯海角，又岂是能躲避的了的？ 这种说法还认为雍正崇信佛教是“躲避说”的根据之一。认为佛教的教义主旨是“善、恶”和“因果报应”，雍正相信必遭报应，固而要逃避。我认为这种解释牵强的很。不错，雍正是信佛，但是雍正很会运用“拿来主义”。在雍正眼里“儒、道、释”三教同源，但对于“三教”雍正有自己的理解和运用，“儒治国、道治身、佛治心”。所谓“佛治心”只是雍正在藩邸时抱负难能实现，无奈之下的精神转移或精神的寄托，雍正的信佛根本没像祖父顺治那样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因此，这样的论据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我们再看一看好大喜功是否是营建西陵的一种理由呢？ 好大喜功之本意是指不管条件是否许可，一心想作大事，立大功。当然这里的“好大喜功”已经超出本意，带有突出个人、以我为尊之意。这种观点认为：“雍正是一位雄才大略之英主，从不甘居人下……另辟陵址是为标榜自己，显耀自己。因为只有首陵才拥有陵寝的中心位置，才能拥有自己完整的神道，才能有石牌坊、大红门、更衣殿等等，规制才更完备，气势才更雄伟”。显然是认为“好大喜功”是雍正另辟陵址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古代，帝王“好大喜功”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是帝王的特性，只不过有的表现直白明显，有的表现的含蓄弱隐而已。因此，看一个帝王是好大喜功还是务实勤政，要看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哪一方面更占主流、主体，切不可以偏盖全，主从不辩。早年的雍正在诸皇子中不是最显眼的，地位、实力远不能和储君允礽、大阿哥允褆，甚至和八阿哥允禩相提并论。可以说此时的雍正不具备争功夺名的资本，吃斋念佛，遁世逍遥是其生活的主体，史书也无他此时争功、争名的记载。在康熙晚年的储位斗争中，雍正尽管是王位争夺的重点人物，但活动也大多处于地下的秘密状态，与“好大喜功”相去甚远。在雍正即位之后，他在治国施政上：表现的是刚猛、严厉、勤政；在对待权利上：“惟以一人治天下”的权利观使中央集权达到了高度的集中；对待政敌上：是严酷绝情，心狠手黑。为了政权的巩固，统治的稳固，江山的牢固，雍正什么事都敢做，在他意识里只有江山、政权，根本没有顾及身后滚滚而来的骂名。综观雍正从青年到执政前期，说雍正好大喜功、沽名钓誉，显然禁不住推敲。 雍正“好大喜功”定性的根据又来自何处呢?其依据大概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盛行于雍正朝后期的“祥瑞”。二是泰陵的三架石牌坊。那么什么是“祥瑞”呢？所谓“祥瑞”就是迷信。封建帝王讲“祥瑞”，在古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古人通常把“天降甘露”、“麒麟现”、“瑞芝生”作为嘉庆“祥瑞”来昭示帝王政治清明、百姓乐业的太平盛世。的确，从蓍草到灵芝，从瑞谷到嘉禾，从凤凰到麒麟，从甘露降到黄河清，从日月合壁到五星连珠，凡历朝历代出现的祥瑞，在雍正一代全都再现，有的甚至不止一次出现。如何理解这一现象？透过他即位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形势来分析，就不难理解了。雍正在争议声中即位；在怀疑、对立甚至被颠覆的形势下施政；在吏治废弛、国库虚空的困境中改革。如何让群僚臣服，百姓信服，是他首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手段，从即位初开始，他便利用“祥瑞”为自己造势。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理念认为“祥瑞”的出现，是天人感应的结果，是上天对天子的肯定。雍正以此来证明他就是上天的儿子，他就是英明的，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雍正是在通过“祥瑞”的不断出现来回击对其不利的各种传言，以此来麻痹臣僚和百姓，使他们俯首甘心为其服务。当然，尽管雍正后期大搞祥瑞有标榜、吹嘘之意，也有“好大喜功”之嫌，但是雍正喜祥瑞最主要的目的是巩固其手中的皇权，搞“祥瑞”是手段，不是目的。 对于另一依据，我们可以从泰陵营建实践来分析，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从建筑规模、陵寝规制、单体建筑布局和体量、建材的选择都是中规中矩，一切以风水为重。如在泰陵建置之初，其神道并未设石像生，只是嗣帝乾隆登基后一再干预此事，大臣高其倬等回奏“因风水地势，不宜设置”，当时乾隆也下达了前移大红门后挪龙风门的谕旨，但臣工们旋即回奏“大红门正处于龙盘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之旺气……实天造地设之门户，不便展拓向外”乾隆也未可奈何，最后出于礼制的考虑，只设了区区五对石像生，不足孝陵的三分之一，神道“因地势而修建”亦不足孝陵的一半。 为什么泰陵大红门前石牌坊是三架而不像东陵、十三陵的一架呢？他们认为这正是雍正在炫耀自己的功德。对此，我认为不是很准确，泰陵三架牌坊的设立同样主要是风水使然。一方面，孝陵第一座建筑是石牌坊，而泰陵是五孔桥，若牌坊设于桥前和照山元宝山之间，就会十分拥簇，不符合陵寝“形、势”的要求，而石牌坊又是陵寝规制的重要建置，和石像生可有可无不同，必须设置，现有的三架牌坊成品字形排列，主要是由于组织空间、点缀景观所需，使之和正北的大红门形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界面，也就是风水中的“闭合”。假如大红门前只有一架，东西两侧均为河道，不仅犯风水中“背水”之大忌，而且从视觉来讲，不仅空狭，而且九龙、九凤两山也给人逼迫之感。而轻灵空透的牌坊的设立不仅巧妙的避开了“背水”之弊，而且装点了大红门的威严、恢弘气势，增强了左右两侧的空间层次感，是妙手偶得，更是匠心独韵。尽管有的牌坊设置是为表彰功德，但陵寝的牌坊作用主要是入口标识、行进导向、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在陵寝规制中圣德神功碑楼才是主要标榜功德的标志性建筑。 “好大喜功之说”是不准确，不客观的，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臆断的嫌疑。 关于“战略防御说”。这种说法认为：清西陵的营建是出于雍正战略防御考虑，为加强北京西南军事防御而将陵址选在北京西南的易州。这种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末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尚没有成型的文章论述，更没有真正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 保卫祖坟不受侵扰是礼制的要求，也是后人的责任。京西十三陵建立后明朝派重兵保卫，这对北京的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东、西陵营建后重兵的防护同样对北京的防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京城的防御只是客观结果，而并非是营建陵寝的前提、原由和目的。 以军事防御为目的而建陵的说法与陵寝营建本身的功能、用途及目的不符。陵寝者，万年之地也。据程颐《伊川文集》卷六《葬说》云，坟墓“须使异日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也就是说对于墓葬来讲最基本的是安葬之后不能被外力所危害，另一方面陵寝求的是静穆，就连陵前水流直走的撞击声都是要回避的，将河道设计成曲曲蜿蜒之势，以保持皇陵庄严、静穆。更何况战争的破坏之重、之惨烈决不是以上几种形式所及的。所以，从陵寝本身特点来说“战略防御”与西陵营建是相背而不相容的。 那么，建陵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亿年安宅，巩固丕基，福荫后世。中国人自古就有“敬祀祖先，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历来重视对死者的安葬的祭祀，这不仅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也借此祈求祖先对后世荫护。也就是说，中国人安坟建陵的目的一是安放棺椁遗体。二是为后人祭祀。而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来讲，一方面不仅为安放帝后棺椁遗体，使其安然长眠于地下，使其与天地、山川、河流相生相融，合为一体，为后人祭祀、哀悼、纪念。另一方面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更是将其作为事关国运兴衰、帝运长短的国家重要工程来经营。其三皇陵是皇权物化的标志。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力就求达到恢弘、壮观、精美，以体现皇权至上的思想，炫耀国家的气派和威严。 假如“因战略防御而建西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雍正岂不是在用自己的陵墓做防御京城的盾牌吗？雍正是万万不可能这样想的，更绝不可能这样做。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封建“家天下”的社会里，帝王若想重兵防御何处何地，只需一旨而已，何需以祖陵为“工具”？即使雍正葬在东北的永陵,要想重兵驻守京西南紫荆关，难道还是什么大事、难事？干吗非要以建陵为手段来加强防御呢？“保京都先保祖陵”的逻辑是不准确的。 再者，雍正年代京城的防御内三关战事压力已基本解除。经过康熙朝几次大的西北作战，疆土已达新疆以西的葱岭一带，战事也基本发生在这一带。加之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的胜利，西北战事趋于稳定，京城的防御几乎没有什么压力。而雍正堪选陵址时已是在雍正七年，边疆尽管小有战事，但总体上是稳定的。面对这样的较为和平的环境，难道雍正偏偏要考虑防御吗？这种可能性，我想不是很大。 为证明战略防御说的成立，有人将西陵来龙之上的紫荆关在历代战略、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作为依据加以说明，但也只是强调这座关城历史上曾过重要作用，也没有论及与西陵营建间的因果关系，更没有论及雍正选陵址时的军事形势，所以也就没能证明出想要得结论。 做为军事重镇的紫荆关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重要作用。紫荆关始于战国，兴于两汉，盛于明代，大规模的关城建设，城墙的加固是在明景泰、弘治年间。的确，紫荆关对于北京的战略防御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有“畿南第一雄关”“北京之喉”之称。此前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分界线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国界，如在东汉这里是与匈奴、鲜卑族的边界交战区；在北宋这里是宋朝和辽国的分界线；到了明朝这里是与鞑靼、瓦剌的边界。军事关隘因战争而存在，同时作为一个军事设施，一旦战事解除，其军事职能也即弱化或消失。到康熙二十九年，在全国防御布局上，保定、昌平只划为最后一等防御类别，易州（紫荆关）未列其中。随着西北战争的胜利，紫荆关已属内地，紫荆关此时对京师的防御功能可见一般。随着泰陵的营建，为使西陵龙脉“东西拱卫，左右联属，体统整肃，风水保护，万福攸同，垂之亿冀而愈隆”将山西广昌划归之隶，与涞水共为易州所辖，广昌浮图峪东十八村归易州界。为保卫龙脉，在西陵周边包括紫荆关增加兵力，加强守卫亦是自然。此时，再重兵把守，或是提高军事级别也很正常。 军事防御说只是近几年一些人主观分析的一种假说而已，有因果倒置、逻辑混乱的嫌疑。如果说西陵的营建是由于加强京城的防御，到不如说西陵营建后的重兵保卫对京师的防御起了重要作用更为准确。 皇帝建陵选址，最讲“风水”，确定或迁移全取决于“风水”的优劣吉凶。十三陵的营建是这样的，明朝永乐年间，江西术士廖均卿说昌平北有“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当朝皇帝朱棣决定在此建造陵墓，并改黄土山为天寿山，于1409年6月20日开始修建长陵。十三陵的陵园广袤宽阔，燕山余脉自西北逶迤而来，成为天然屏障，几股河水在平原交汇后，缓缓东去。是这里绝佳的风水环境吸引了成祖朱棣。那么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的孝陵的营建又是出于什么理由呢？清史稿和清人笔记均有记载，是因顺治在行围打猎时发现昌瑞山一带“王气葱茏”，遂钦定为万年之地。无独有偶，又文献记载，明朝皇帝崇祯曾派堪舆之人到这里勘察，几经相度，后相中此地，只是没来的急营建就掉死了。《遵化统志》有这样的记载“吉地并昌瑞一山，期间群峰朝拱，众水环流，清淑之气，有独钟焉”，“前有金星山，后有分水岭，左有鲇鱼关马兰峪，右有宽甸峪、黄花山，环抱拱卫，诸胜回环朝拜，为众星之拱向；左右诸水分流夹绕，外堂合禁，并汇于龙虎一峪，渤海朝宗，势雄脉远”。陵寝建筑总以“地臻全美为重”，十三陵、清东陵均是这样，那么，到了雍正堪选陵址时就要以其他原因为重了吗？
“国家之事莫大于祀和戎”，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没有比祭祀和国防更重要的了，所谓祭祀就是祭天、祭神、祭祖，是中国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礼”的重要内容。“孝天子首重山陵”也就是这个意思。而在事关国运盛衰、帝运长短的重工要典陵寝基地的问题上，雍正是绝对不会含糊的。这不仅是大“礼”的问题，更是国家兴衰的政治。 雍正在对待自己万年吉地的选择上和所有帝王一样，向往的是上上吉之壤,要求的是“十全十美”，条件十分苛刻，任何一点不足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是随葬孝、景?还是福、昭?或是另辟新址?可以说三中情况均有可能。事实得到了证明，自雍正即位之初，便派人在孝陵、景陵附近堪选万年吉地，通过再三卜选，都没有找到“十全十美”的上上吉地。现存的雍正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朕之本意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选将来之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无可营建之处”也就是没有雍正要求的理想之地。雍正此话不假，后来昌瑞山下三座帝陵的风水状况的确没有符合雍正“十全十美“标准的。裕陵的弊病是”惟左右阴砂并近案稍低，须人为培补”；道光帝宝华峪的穴地更是因为透水而废弃拆除移向西陵的龙泉峪；咸丰的定陵是“虎砂余气平铺而下，须要人工开拓整修”；惠陵砂山亦均为人工培植。由此可以断定堪舆之人的上奏应是实情，雍正说的也是真话。这样便放弃了东陵而将范围扩大到遵化州，后来堪舆之人在距离马兰峪东约60里的九凤朝阳山下寻得一块吉地，很快确定下来，并开始准备工程用料。在动工之前又经风水大师们的反复相度、研究，认为九凤朝阳山下“规模虽大，而形具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对雍正来讲这样大的缺憾是其绝不能容忍的，立即颁旨废弃该地他处另行卜选。于是由十三王爷胤祥、大臣高其倬带队在京畿周边寻找理想的宝地，经过长时间的卜择，终于在雍正七年（1729年冬）在京西易州境内太宁山下发现了这块“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雍正满意的吉地，次年兴工，历时六年，泰陵建成。随着泰陵的建成及雍正的安葬，清代在关内以北京为中心，东西出现了两处陵寝。在乾隆初期，为称之方便于是就把京东遵化昌瑞山的陵寝称为东陵，京西易州永宁山下的陵寝为西陵。 这样，是不是说西陵的营建原由除了“风水论”外，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因素了呢？我想是有的，也应该有。风水是最主要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一般帝王陵寝除了风水外，较主要的还有有以下两种。一是政治因素。如明朝确立后定都南京。朱元璋将陵寝定在南京，而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将皇陵定在了昌平后有了十三陵，早在清朝刚刚建立时定都盛京也就是沈阳，奴尔哈赤和皇太极将陵寝按在了关外沈阳郊区。等到顺治入关定鼎北京后便讲陵寝定于遵化。这些都是政治迁都因素所决定的。二是区域位置因素。陵寝的礼制性决定了陵寝的重要性。为便于后人祭祀和保护，陵寝的选择也要距离后世住所要近，以利于后世的祭拜，对于帝王来讲就要离都城要近。秦始皇定都咸阳陵墓按在了附近的丽山，唐陵放在了西安西韩成等六县。明孝陵安在了南京，清朝几陵亦是如此。 西陵的营建除了风水起了决定作用外，区域位置因素也是有的，至于其他原因，现有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他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