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铖儒 2007-02-19 21:13

[录入]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by杨珍

 后宫制度是皇帝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同位号、不同等级的皇帝妻妾，构成后宫的上层群体，而后妃制度则可视之为后宫制度的核心。《礼记.昏义》中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这表明至迟西周时期，有关“天子”妻妾的等级规制已经出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中央王朝，确立皇帝制度。秦始皇虽然拥有众多妻妾，但尚无暇关注后宫建制，史籍中对这方面的记述也十分简略。汉承秦制，直至汉武帝以后，后宫制度方逐步改进、健全。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后妃制度发轫于西周，形成于西汉[1]。要之，与中国皇帝制度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后妃制度，在皇帝制度确立前，就已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初始阶段。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古代传统婚姻形态是一夫多妻制[2]，以及夏、商、周时期王权、宗法制度的先后建立等多种社会因素，有着因果关系。
   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大一统中央王朝，清朝后妃制度则处于中国后妃制度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它充分吸收前代利弊得失，具有总其成并更为完善的特色。1644年清朝入关，清朝皇权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性政权，转变为君临天下，统治全国的最高权力，清朝后妃制度也在顺治年间最终确立，并于“康熙以后，典制大备”[3]。与清朝皇权的发展曾经历了它的先期阶段，即天命、天聪及崇德时期相一致，清朝入关前，其后妃制度也有一个渐进的产生过程，即它的发轫阶段。这一阶段历时28年（1616-1644年），它与清朝入关后总计268年（1644-1911年）的后妃制度史，是一个无可分割的整体。
   关于清朝入关前的后妃情况，不少论著中已有析述。本文拟在学习、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并探讨清朝后妃制度发轫时期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同清朝（后金）社会、政治、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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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2]朱子彦在《后宫制度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婚姻形态一夫多妻制，是帝王家庭婚姻形态------妃嫔制度的渊源。参见该书第46页。
[3]《清史稿》卷214，《列传》1，《后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册，第88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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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天命年间的前期、天聪年间的中期与崇德年间的后期。
   历时11年（1616-1626年）的天命朝，是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前期。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即汗位，建立后金，年号天命。这是清朝皇权的初期形态后金汗权确立的标志。后金是努尔哈赤以其家庭成员为核心，以八旗为统治基础而创建的地方政权。天命汗权既后金政权的出现，为后金后妃制度的酝酿与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这是清朝后妃制度漫长发展历程的起点。
   努尔哈赤妻妾的下述情况，构成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前期的若干特色。
   （一）“毳俗无改，制尚淳朴”[1]
   女真人实行一夫多妻制，努尔哈赤生前至少有14位妻妾[2]。整个天命时期，“宫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福晋盖‘可敦’之转音，史述后妃，后人缘饰名之，非当时本称也。”[3]。14位妻妾中仅有三位享有谥号或尊封，但都是在崇德或顺治年间所得[4]。
   （二）无嫡庶之分
   虽然努尔哈赤妻妾的实际地位，受到其本人归嫁早晚、是否生子以及为夫君喜爱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高下之别，另一方面，在“礼绝等差，号敌体者，并曰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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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卷上，第3页。
[2]据《星源集庆》（奉天爱新觉罗宗谱修纂处，1936年版）第15-16页记载，努尔哈赤有妻妾14人。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后妃》（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年印本，第5页）指出：“太祖殂时，大妃（乌拉纳喇氏）从殉外，仍有二庶妃亦从殉，一名阿济根，一名德因泽（按，《满洲实录》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条记载，2人名为阿吉根、代因扎）。”她们是否应包括在《星源集庆》所述努尔哈赤妻妾14人之内，待考。
[3]《清史稿》卷214，《列传》1，《后妃》，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册，第8897页。
[4]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逝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33年后（崇德元年）追谥孝慈高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尊封寿康太妃，距其初嫁努尔哈赤（1615年）已46年。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乌拉纳喇氏的情况较为特殊。她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被立为大福晋（大妃），顺治七年（1650年）追谥皇后，翌年（1651年）因多尔衮获罪而被夺谥。参见《星源集庆》，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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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1]的同时。诸福晋中有大福晋、小福晋之称，但是，这并不表明天命汗妻妾已有严格的嫡庶之分。当时，后金社会尚未建立宗法制度，清朝后妃制度发轫初期的上述情况与此相符合。
   天命元年（1616年）即奉父命“共理机物”[2]的四大贝勒中除去阿敏（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子）外，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分别为努尔哈赤的三位妻子所生（元妃佟佳氏、继妃富察氏、孝慈高皇后纳喇氏）。努尔哈赤生前，这三位天命汗之子的身份、地位并无差异，可见他们的生母亦无嫡庶之别。八年（1623年）六月，努尔哈赤在一此谈话中说：“四贝勒（皇太极）乃为父我之爱妻所生之唯一后嗣，故不胜爱怜......。”[3]表明直至天命后期，皇太几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在其夫君眼中，尚无嫡妻身份，尽管叶赫纳喇氏在亲子皇太极继位后，被追谥为努尔哈赤的皇后。
   天命时期，“大福晋”乌拉纳喇氏曾颇为得宠，[4]但其身份并非等同于中宫皇后。她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均为旗主，同在八王（八和硕贝勒）之列。按照努尔哈赤制定的汗位推选制原则，阿济格等三人都有推选或被推选为嗣汗的权力，然而他们并为因其生母是大福晋而享有优先权。[5]
   （三）生活氛围相对开放
    与清朝入关后历朝后妃均被禁锢在深宫之中迥然不同，天命汗之妻妾与外界的交往尚未受到限制。仅举数例。
   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克辽东城”。努尔哈赤遂谴（参将）阿胡图等大臣“往家中，......引众福晋前来”。众福晋自萨尔浒抵达辽东城（今辽阳市）后，“总兵官等诸大臣迎至城外教场，下马步行，导引众福晋之马入城。众军士沿街列队相迎。自城内至汗宅，地设白  ，上敷红毡，众福晋履其上进见汗。”[6]众大臣亲率天命汗妻妾赴辽东城途中，双方自然与之多有接触，而诸妻妾抵达后骑马从列对相迎的八旗将士前经过，毫无忌讳众人一睹其芳容。
   又如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努尔哈赤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及其福晋、蒙古诸贝勒及其福晋、众汉官及其妻子等来到盛京城外太子河上，“玩赏踢球之戏”，直至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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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卷上，绿樱花馆平氏墨版，第3页。
[2]《清太宗实录》卷1。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上册，第508页。
[4]参见《满文老档》，上册，第134页、197页。按，《满文老档》所述之“大福晋”未书其名，我认为即指大妃乌拉纳喇氏。祥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注释。
[5]有关情况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汗位推选制》，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
[6]《满文老档》上册，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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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兴方归。[1]
   再如努尔哈赤曾托付大阿哥代善，让他在自己身后代为抚养“诸幼子及大福晋（乌拉纳喇氏）”。[2]天命五年三月，代善被人揭发与努尔哈赤的大福晋之间有暧昧关系，并因此受到努尔哈赤的严责而失去原有的汗位继承人地位。是年代善38岁，乌拉纳喇氏31岁。努尔哈赤托付代善的做法本身，即为儿子与比其年少7岁的年轻继母之间进行密切交往，提供了极好机会，如果两人确有暧昧之事，努尔哈赤本人亦难辞其咎。
   后金汗（清帝）之妻妾与外界交往时所受约束相对较少的特点，与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阶段相始终。下文还将进一步析述。
   （四）整体地位较低
   后金汗妻妾地位之高低，与后金汗权之强弱有直接关系。努尔哈赤本人在后金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操生杀予夺之权，但这与天命汗权的集中与强化还不能划等号。事实上，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始终是以诸贝勒大臣议政会议为辅助，[3]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天命汗权所存留的氏族民主制残余。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提出在其身后实施带有浓厚氏族军事民主制与部落联盟色彩的八王共治制。这一具有倒退性质的举措，进一步表明后金汗权还不成熟，同时也反映出八王（和硕贝勒）权力甚大，八旗分权倾向较重。天命汗权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天命汗妻妾的威信与地位。
   前述天命六年四月，诸大臣护送努尔哈赤众妻妾自萨尔浒前往睐哦东城途中，因“天色已晚，行则不达，众臣遂议于十里河驻宿”。当诸臣与努尔哈赤的妻妾们商议时，“因遇他事外出之（参将）布三。布三谓众福晋曰：‘继续前行可至矣，何必驻此？’遂逼众起行，至夜始抵”。其后努尔哈赤令审此事，“布三强迫情事属实”。然而当他受到斥责后却“拒不认错”，于是被革职惩处。[4]布三对“众福晋”的命令口吻、他的逼众起行之举及其在受审中的强硬态度，都间接表明努尔哈赤妻妾同大臣之间虽是主仆关系，但实际上她们在众臣心目中的地位、威信并不高，双方的尊卑界限尚不分明。
   努尔哈赤死后，发生大妃乌拉纳喇氏被迫从殉的事件。乾隆年间所修《满洲实录》中的满文记载，有“汗（努尔哈赤）留之恐后为国乱，故预先遗文诸贝勒，其死后，务必令之从殉”[5]等语。努尔哈赤是否真的留下让乌拉纳喇氏从殉的遗命，若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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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上册，第619页。
[2]《满文老档》上册，第134页。
[3] 如努尔哈赤所言：“我国之汗与诸贝勒大臣，日必聚议国民劳逸之事，军旅得失之计。”参见《满文老档》上册，第171页。
[4]《满文老档》上册，第129-193页。
[5]《满洲实录》。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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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实原因何在，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可以姑且不论，但努尔哈赤死后，诸贝勒对大福晋严行相逼，迫使其从殉一事，终究透露出八王势力强大，努尔哈赤之宠妻受制于彼，难以自保身家性命的部分情况。除去乌拉纳喇氏外，为努尔哈赤殉葬者还有阿济根、德因泽等两位福晋。[1]满蒙贵族有人殉旧俗。皇太极死后，章京敦达里、安达里从殉；[2]顺治帝死后，庶妃董鄂氏（追封贞妃）、侍卫傅达礼殉葬。[3]然而乌拉纳喇氏身为大福晋，是努尔哈赤生前最为宠爱者，却为众贝勒所逼殉，故此事与上述事例有所不同。这惟有在天命汗权尚处于一个较低发展阶段，天命汗妻妾的实际地位也相应较低的情况下，方有可能发生。
   （五）满蒙联姻特色尚未凸显
    首先应指出，据《星源集庆》及《清列朝后妃传稿》、《清皇室四谱》等记载，努尔哈赤的14位妻妾，全部是在后金建立之前归嫁。整个天命时期，即努尔哈赤58岁至68岁之间，未再婚娶。
   努尔哈赤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至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前30余年期间，先是统一建州，继而统一女真各部，这是此一阶段其戎马生涯的主要内容。所以，努尔哈赤的14位妻妾中，蒙古族仅有两位，即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先后嫁给努尔哈赤的两位堂姐妹，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与宾图郡王孔果尔之女博尔济吉特氏，[4]余者皆来自女真各部。“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恩格斯的上述名言，可以在天命汗的大多数婚娶中得到诠释，这也是清朝后妃发轫时期乃至清入关初期清帝婚姻的一个特点。[6]
   1612年（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娶明安贝勒女为妻，是为满蒙联姻之始。尽管天命时期满蒙贵族之间联姻频繁，然而从努尔哈赤本人的婚姻状况看，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初期，满蒙联姻的特色尚未凸显。
   天命十年三月（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并修建了汗宫。直至十一年（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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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洲实录》，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2]《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辛未。
[3]《清圣祖实录》卷1，顺治十八年二月壬辰；《一等公哈哈番下谥忠烈傅达礼碑文》，参见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25页。
[4] 参见《星源集庆》，第15、16页。按，明安、孔果尔分别为纳穆塞第2、3子。参见高文德、蔡志纯编著：《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第37-28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38页。
[6] 有关案例参见刘潞：《清初四帝婚姻的政治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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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这座“长方形两进院落组成的建筑”始终是“太祖居住之宫”，[1]但后宫建制依然阙如。
 
                             二
 
天聪朝是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中期，历时十载（1627-1636年）。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册立东宫福晋，是后金重视后宫建制，并付诸行动的一个标志。
   据《满文老档》天聪二月十二日记载：“汗集诸贝勒大臣于内廷筵宴，以戴青贝勒之女册为东宫福晋。此福晋乃蒙古扎鲁特部戴青贝勒之女。汗以册立中宫福晋、西宫福晋，惟东宫未立福晋。时值选贤，遂遣人往聘此福晋。转谕其父曰：‘我召来观之，中则留于宫内不中则遣之还。’遂召福晋至，暂憩城外。汗命有眼力者往观可否留于宫中。观者前来报于汗曰：‘无需众多人，汗宜斟酌而行。他人观之，岂可相信乎？汗应亲往观之。若可册为东宫福晋，宜按典礼聘之矣。’汗遂亲率从者数人往观之，迎入内廷。以聘礼设宴。”[2]该书的修撰者还在“迎入内廷”句后加有按语：“（汗）非好多娶，按例需备三福晋。”[3]
   按，扎鲁特部是内蒙古二十四部之一。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之父，即扎鲁特贝勒色本。“清初与札（扎）鲁特内齐汗结亲。后贝勒色本引兵助明，太祖击擒之，旋释归。天聪二年，色本等为察哈尔所侵，与内齐举部来降，封内齐贝勒，主左翼，色本贝勒，主右翼，世袭。”[4]扎鲁特部归附后，贝勒色本之女成为皇太极的东宫福晋，显示出后金以联姻方式，加强、巩固这一政治联盟的良苦用心。
   《满文老档》、《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等史籍中，并无册立中宫福晋或西宫福晋的记载。这两位先于东宫福晋而册立者，均指何人？
   天聪六年，继承汗位已越六载的皇太极41岁，当时其妻妾总数已无考。扎鲁特贝勒之女入宫之际，皇太极有5子5女，分别为其6为妻妾所生。这6位女子是，皇二女固伦温庄长公主（生于天命十年，1625年）、皇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生于天聪二年，1628年）的生母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下文称孝端），皇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生于天聪三年，1629年）、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生于天聪六年，1632年）的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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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关于后金曾先后数次迁都的情况，参见该书引言部分。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1233、1234页；另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六年二月己卯。
[3]《满文老档》下册，第1233页。
[4]《清史稿》卷77，《志》52，《地理》24，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册，第2406页。

铖儒 2007-02-19 21:21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下文称孝庄），皇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生于巳酉年，1609年）、皇二子洛格（生于辛亥年，1611年）以及皇长女固伦公主（生于天命六年，1621年）的生母乩妃乌拉纳喇氏，皇三子洛博会（生于辛亥年，1611年）的生母元妃钮祜禄氏，皇四子奉恩辅国公叶布舒（生于天聪元年，1627年）的生母庶妃颜扎氏，皇五子和硕承泽裕亲王硕塞（生于天聪二年，1628年）的生母侧妃叶赫纳喇氏。[1]根据《星源集庆》的有关记载，此时6人皆无位号。
   《清列朝后妃传稿》述及皇太极册立东宫福晋时写道：“始，太宗立孝端嫡妃曰中宫大福金，又立西宫福金，惟东宫未备员。”[2]又据《清皇室四谱》载，孝端于“天聪初称为中宫大福晋”。[3]《清列朝偶妃传稿》与《清皇室四谱》皆成书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其可信度低于《满文老档》等更原始的史料，不过，根据孝端母家所在的科尔沁部与后金的特殊关系，[4]天聪年间科尔沁大妃（孝端之母）、小妃（孝庄之母）、国舅吴克善等“数来朝，帝迎劳赐赉之甚厚”，[5]以及崇德元年（1636年）孝端被册立为“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6]等一系列情况看，天聪六年二月前已有的中宫福晋之位，非她莫属。
    西宫福晋应是除去孝端以外，其他5位已生育子女的皇太极妻妾之一。需要对此5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皇四子、奉恩辅国公叶布舒的生母庶福晋颜扎氏的地位甚低，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皇三子洛博会的生母元妃钮祜禄氏，是清朝开国元勋、巴图鲁宏毅公额亦都之女。当她尚在盛年之时，皇太极又娶了一位继妃，即博克铎贝勒之女乌拉纳喇氏。乌拉纳喇氏较钮祜禄氏早两年生子（皇长子豪格），其第二子洛格与钮祜禄氏的独子博洛会同年出生，然而博洛会7岁而殇。天聪年间，即使钮祜禄氏依然在世，也已步入暮年。这位嫁与皇太极最早，不久即受冷落的女子，自然与西宫福晋之位无缘。
    继妃乌拉纳喇氏是努尔哈赤的大福晋乌拉纳喇氏的叔伯姑母，其父博克铎是乌拉贝勒布延次子。乌拉纳喇氏在十余年间（1609--1621年）先后生育二子一女（皇长子豪格、皇二子洛格、皇长女固伦公主），是皇太极早期妻妾中生育次数最多的一位，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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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星源集庆》，第28--31页。
[2]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50页。
[3]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后妃》，第5页。
[4]蒙古各部中，科尔沁部“首内附。既灭察哈尔，诸部踵降，正其疆界，悉遵约束。”参见《清史稿》卷77，《志》52，《地理》24，《内蒙古》，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册，第2395页。
[5]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21页。另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七年四月已丑；卷27，天聪十年正月庚戌。
[6]《满文老档》下册，第1530页。

铖儒 2007-02-19 21:25
一度较得宠。可是，1614年15岁的孝端嫁与皇太极后，乌拉纳喇氏在众妻妾中的居首之位逐步发生变化，最终为孝端取而代之。虽然皇长子豪格自幼跟随祖、父征战，功绩卓著，初封贝勒，天聪六年六月晋升封和硕贝勒，但乌拉纳喇氏终因其本人既无家族背景优势，且已相对年老色衰，并无可能在天聪时期被册立为东宫福晋。
    侧妃叶赫纳喇氏是贝勒阿纳布之女，她于天聪二年十二月生皇五子硕塞，表明其年龄较皇太极的元妃、继妃小，属于皇太极的中后期妻妾。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星源集庆》中的记载，这位叶赫纳喇氏是皇太极仅有的两位侧妃（福晋）之一。[1]既然该书述及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的情况时，只字未提她的东宫福晋（东宫妃）位号，只是称她为侧妃，[2]那么，侧妃叶赫纳喇氏有否可能也曾是西宫福晋，而《星源集庆》对此同样隐而不书呢？再者根据《星源集庆》所载皇太极妻妾的位号与排名顺序，可以将她们分为4组。第一组是盛京五宫后妃，第二组是两位皇太极早年的主要妻妾，即元妃与继妃，第三组是两位侧妃即叶赫纳喇氏与博尔济吉特氏，第四组为众多庶妃。博尔济吉特氏与叶赫纳喇氏的排名均在庶妃之上，且两人地位相当，如果两人曾分别为东、西宫妃，亦合乎情理。因此，叶赫纳喇氏曾为西宫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况且她乃于天聪二年生子，这同直至崇德三年（1638年）方生子（顺治帝福临）的孝庄相较，也是一个优势所在。
   孝庄是科尔沁贝勒莽古斯长子塞（亦做寨、宰）桑女，孝端的侄女。优越的家庭背景以及同孝端的姑侄关系，使她很有可能成为皇太极册立西宫福晋时的首选。可是，有关史籍中，并无孝庄曾为西宫福晋的记载。或可作出以下几种解释。既然《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等史料中，均无关于皇太极册立中宫福晋的记载，大约与此同时进行的册立西宫福晋事，只能一并阕如。此其一。由于体制初创，天聪六年册立东宫福晋时，只是将佳人“迎入内廷，以聘礼设宴”，数日后“以汗纳福晋礼，诸贝勒进礼”，[3]全无清朝入关后逐渐增补的繁缛礼仪。而此前册立中宫福晋与西宫福晋，有关程序当更为简略，故史籍未载。此其二。崇德元年“五宫并建”，[4]孝庄居崇德五宫后妃之末，由天聪年间的第二位降之第五位。[5]这一变化终究有悖于她在顺康两朝的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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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星源集庆》，第27页。
[2]《星源集庆》，第27页。
[3]《满文老档》下册，第1233-1234页。
[4]《清史稿》卷214，《列传》1，《后妃》，中华书局点本，第30册，第8897页。
[5]据《天聪九年档》（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载，成为东宫福晋的“扎鲁特巴雅尔图代青之女”乃“汗之第三福晋”。当时皇太极的三福晋中，西宫在东宫之上，与崇德元年五宫并建时西宫位次在东宫之下的情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大约与西宫、东宫册立时间之先后、两宫母家与后金关系之亲疏以及后妃建置初创，尚无定规等因素，有一定关系。

(未完待续)

铖儒 2007-02-20 10:01
地位，所以《满文老档》等史籍中有关她曾为西宫妃的记述全部删除。此其三。
    总之，以侧妃叶赫纳喇氏与孝庄两人的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天聪初年册立的西宫福晋为孝庄的可能性，显然更大。[1]而崇德元年（1636年）全部以蒙古族女子充任五宫后妃，其中三人均来自科尔沁部的后宫格局（见下文），也为天聪年间孝庄曾为西宫福晋，即“按例需备”的“三福晋”中是以蒙古科尔沁部女子为主，增加了一个注脚。
    天聪年间中宫及西宫、东宫“三福晋”之设，表明以中宫居首，西宫与东宫并建的清朝后妃建制，已初露端倪。由于中宫福晋与西宫福晋的册立无载，因而或可认为，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东宫福晋之封，是后金首次正式册立后宫主位。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乃由诸多因素所促成。
   天命十一年皇太极继承汗位至天聪六年的数年间，他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三大贝勒势力，力图以惟汗独尊的集权统治，取代八王共治国政的分权统治。天聪六年元旦，皇太极南面独坐，接受诸贝勒大臣的朝贺，汗与三大贝勒并坐受礼听政之制，自此不复存在。这意味着自皇太极继位后即全面实施的八王共治国政制已临近终结，后金汗权逐步集中、稳固，并开始向清朝皇权转化的进程。与此相适应，后金汗权初创时期“宫闱未有位号”，后金汗妻妾“并称福晋”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变，出现了以中宫为核心，西宫、东宫为辅翼，具有帝王婚姻形态特点的后妃建制。这不仅为崇德元年五宫并建奠定基础，也是清朝皇帝制度建立前的一系列准备步骤之一。
   后金政权的饿机构建设，亦于天聪年间提上日程。天聪三年设立文馆，五年仿照明制，设六部，八年设立蒙古衙门。在抑制八旗贝勒的权势，树立汗之权威的过程中，皇太极高度重视对“辨等威，昭法守”[2]起有重要作用的礼仪制度。六年二月册立东宫妃前数日，“命管礼部事萨哈廉更定仪仗之制”。[3]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后金进入经济、文化均已高度发展的汉族聚居区。女真社会受到汉族文化愈来愈大的影响，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在逐步发生变革。较之父辈目光更为远大的皇太极继位后，改变其父“诛戮汉人，抚养满洲”[4]的方针，优礼汉官，将更多的汉族知识分子吸收进入后金政权。这些人积极地为皇太极出谋划策，据《天聪朝臣工奏议》中反映的情况统计，仅天聪六年正月，即有6位汉官向皇太极建白，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民族关系更各个方面。[5]皇太极本人也较喜爱汉文化，对于明朝制度表现出浓厚兴趣，下令“凡事都照大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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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的学者已提出这一看法。参见佩环、霁虹：《塞外汗王宫》，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2]《清太宗实录》卷42，崇德三年七月丁丑。
[3]《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六年二月壬申。另参见《满文老档》下册，第1229-1230页。
[4]《清太宗实录》娟4，崇德元年正月辛酉。
[5]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1-11页。

铖儒 2007-02-20 10:02
典行”。[1]尽管未见史料记载，但似可肯定，皇太极开始重视后宫建制，与受到谂知明制，并屡屡进言献策的汉官的启发影响，有一定关系。北京紫禁城内东西十二宫，即明朝后妃居所的建筑格局，当是皇太极考虑后妃建制时的一个重要参照。
   已有研究者指出，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大约是在其原建王府（府邸）的基础上拓建了皇宫；《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中有关记载反映，天聪六年前后，盛京（今沈阳市）皇宫的主体建筑已陆续建成，并付诸使用。[2]从这一角度看，是年以中宫及西宫、东宫“三福晋”之设为主要内容的后妃建制得以实施，也是水到渠成之举。
 
  
                          三
 
   清朝后妃制度发轫中期，具有以下特点。
  （一）位号与称谓不统一
   天聪六年以前，《满文老档》中述及皇太极的妻妾，全部通称为“诸福晋”或“众福晋”，[3]并无中宫福晋、西宫福晋之称；记述六年元旦皇太极举行家宴一事时，对于皇太极的妻妾仍以“汗之妻及诸福晋”或“众福晋”等称谓，统而称之。[4]天聪六年以后，上述情况逐步发生变化，《满文老档》中始见“（正宫）大福晋”、“小福晋”等称号。[5]自天聪六年二月东宫福晋册立后至十年三月天聪朝终止，《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等史籍中凡述及皇太极的妻妾，除去泛称“诸福晋”外，只有“中宫福晋”以及“小福晋”、“侧福晋”等称谓，[6]而西宫福晋、东宫福晋之号再未见到记载。[7]天聪七年四月孝端母“科尔沁大嫫嫫（大妃）”、孝庄母“科尔沁小嫫嫫（小妃）”以及国舅乌克善、满珠习礼等一行来朝，分别向“大福晋”、“小福晋”、“新福晋”三人进献礼品。其中，“小福晋”与“新福晋”当分别是指西宫福晋与东宫福晋。[8]然而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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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聪朝臣工奏议》，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1页。
[2]参见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第38页。第46-48页；佩环、霁虹《塞外汗王宫》，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3]参见《满文老档》下册，第1023、1023、1028、1035、1092页。
[4]《满文老档》下册，第1189页。按，“汗之妻”是否专指中宫福晋，待考。
[5]参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上册，第12、25页；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6]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3、25、180、192页。
[7]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被另改嫁；《满文老档》记载此事时，只是称其为“汗之第三福晋”。参见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第128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3页。是年七月初八日所述情况类同。参见该书第25页。

梦吟 2007-02-20 17:54
恩 这个我在<清史论丛>上看到过,可以问下楼主贴的出处吗?在网上哪里可以看?

铖儒 2007-02-20 18:56

这个是我按照<清史论丛>2005年号上逐字逐句打上去的,网上目前还看不到全部原文.

不过,我会尽快上传完全.

梦吟 2007-02-24 15:24
辛苦啦!!!

铖儒 2007-06-22 09:30
情况下，“小福晋”是对地位很低的庶妻（妾）的称呼。如天聪八年三月，“天聪汗分叙父汗诸小福晋所生诸子”，此处所言努尔哈赤第四子汤古代的生母钮祜禄氏、第三子阿拜的生母兆佳氏等，在《星源集庆》中都被称为庶妃，即地位甚低之妾。[1]又如，天聪九年七月“汗之大福晋以秋节率两福晋设盛筵进太祖两福晋（寿康妃博尔济吉特氏与侧妃博尔济吉特氏）前，行妇礼”；[2]是年九月，归降后金的察哈尔汗遗孀苏泰太后及其子额哲（额尔克孔果尔）至，“汗大福晋三侧福晋携率诸贝勒福晋出营乘马迎见”。[3]与大福晋同往的“两福晋”、“三侧福晋”各指何人，待考。[4]
       可见，虽然“洎乎太宗乃有东西中宫之建”，[5]但实际上在天聪时期，中宫以下诸福晋的等级划分尚不明确，西宫福晋与东宫福晋之位若有若无，其位号与称谓不符。
      此外，检阅《满文老档》等史籍，天聪朝自六年二月册立东宫福晋后，再无册立福晋的任何记载。然而天聪六年二月后至崇德元年四月改元前，天聪汗的妻妾中至少又增加3位新成员，即分别于天聪八年闰八月、八年十月、九年七月嫁与皇太极的三位博尔济吉特氏，她们在天聪年间均无位号。[6]
     （二）诸贝勒大臣等参与确定福晋人选
      综览有关史籍记载，由诸贝勒或大臣等参与选定汗之福晋事，在天聪朝起码有过三例。
      已如前述，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应召于盛京城外暂候时，皇太极曾令有眼力之人“往观可否留于宫中”，虽然其后皇太极收回成命，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将选择东宫福晋的决定权授予他人。
      天聪八年闰八月皇太极纳归降的原察哈尔汗妻窦土门福晋为妻，以及天聪九年七月皇太极与归降的原察哈尔汗妻囊囊太后成婚，起码从表面看，皇太极无不是在有所犹豫的情况下，经诸贝勒力劝而为之。[7]
      上述情况表明，刚刚脱离八王共治国政制束缚的后金汗权，尚不具备专制独裁性质，后金汗亦未树立起绝对权威。天聪七年二月，册立东宫福晋前数日，皇太极“往诸子避痘所”，未按规定“具降伞”。于是礼部启心郎“议罚羊”，皇太极接受这一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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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第73页，《星源集庆》第16、18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80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92页。
[4]按，崇德元年（1636年）封为宸妃的博尔济吉特氏由其母、兄等护送，于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抵后金（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上册，第117页）。至此，她是否具有同西宫、东宫福晋相埒的地位，是上文所述三位“侧福晋”之一呢？
[5]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3页。
[6]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07、116、179页。
[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07、179页。

铖儒 2007-06-22 17:17
罚，“以羊付礼部贝勒”。[1] 这是后金汗权仍处于权力集中的初期阶段，氏族民主制特征尚未完全退去的又是一实例。
     （三）遴选标准多样化
      汉族王朝皇帝采选秀女时，一般要经过初选、验身两个程序。除去年龄限制外，被选者是否具有美貌，是否为处女，身体有否缺陷，是衡量其合格与否的主要标准。[2]顺治年间制定实施，康熙以后逐步完善的清代选秀女制度，除去将应选者年龄范围大为缩小，仅限于满、蒙、汉八旗女子内部，有关程序也相对简化外，仍明确规定了应选者的年龄期限，“自十四岁至十六岁为合例”，年已在十七岁以上，“谓之逾岁”。[3]
      天聪时期后金汗福晋的选择标准，则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中宫福晋孝端、西宫福晋孝庄均于天命年间嫁给皇太极，故另做别论外，天聪时期皇太极所娶的几位主要福晋之所以被选中的原因，各不相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相当明确的以贤作为主要遴选标准
     例如天聪二年六月东宫福晋之选。[4]
     闻某女之贤名而遣使往聘的做法，努尔哈赤时期似曾有之，但又有所不同。[5]无论从选择标准或择选方式而言，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东宫福晋之选，都是一个特例。
     这种选贤以充后宫的做法，与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所定立的汗位推选制，有一定相似处。汗位推选制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最高权力传承制度，也是八王共治国政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汗位推选制的核心，是以贤能与否作为八王（八和硕贝勒）推举新汗的主要标准。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通过汗位推选制继承汗位。随着后金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迅速发展，天聪六年前后，带有氏族民主制特征的八王共治国政制走向终结，汗位推选制亦名存实亡。不过，人们既有观念、价值观的改变，则需要一个相对更长的时期。天聪六年“选贤”而立东宫福晋之事，乃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从氏族制社会走出仅三个世纪（元末至明末）的女真人的思想观念，仍然受到氏族民主制的较大影响。
     天聪六年选立东宫福晋时，对于被选者不仅先要闻其贤，而后还要观其人。换言之，遴选时乃以贤德放置首位，其次方为容貌。综合有关情况看，被选者是否为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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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文老档》，下册，第1231页。
[2]参见朱子彦《后妃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3]吴振域《养成吉斋丛录》卷25，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4]另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1，天聪六年二月己卯条：“上已册立中宫皇后及西宫妃，惟东宫未备，闻蒙古扎鲁部落戴青贝勒女贤，遣使往聘之，迎至册为东宫妃。”
[5]参见《满洲实录》卷3，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册，第148页。

铖儒 2007-07-15 11:02
尚未被作为决定取舍的一个主要依据，因而对年龄也就不会有严格限制而相对放宽。这种选择边准和选择方式，较之历代王朝采选秀女时的有关举措，略胜一筹。虽然这种做法尚未定立为制度并在其后继续实施，但仍可视为清代选秀女制度的先声。
     2. 主要根据后金汗本人的感情好恶而选定
     如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皇太极娶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妻。
     此前，皇太极已册立科尔沁莽古斯贝勒之女为中宫福晋（孝端），莽古斯之之子、科尔沁贝勒塞桑之女为西宫福晋（孝庄），何以再娶孝端的另一侄女，孝庄的胞姐为妻？其原因史籍无载。[1]根据崇德元年博尔济吉特氏被封为宸妃后，宠冠后宫等情况看，在此个案中，通过继续联姻，以示宠科尔沁部，巩固满蒙联盟的政治因素，乃退居次要地位，起有主导作用的，是皇太极的个人情感。天聪朝皇太极的婚娶案例中，惟有此例相当突出地体现了他的个人意志。
     3.以政治因素置于首位，皇太极本人的饿好恶降至次要位置，而他所采取的态度也相对被动
     如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和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他先后与归降的原察哈尔林丹汗妻窦土门福晋与囊囊太后成婚。
     （四）满蒙联姻的鲜明特色
      统一漠南蒙古，是天聪时期后金的政治、军事举措中的一项至要内容。天聪二年、天聪六年，皇太极曾两次亲自率兵征伐察哈尔部林丹汗，迫使其败亡青海大草滩。九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率军往征。是年九月，多尔衮等顺利招降林丹汗余部，获元朝传国玉玺。[2]至此，漠南蒙古全部归入后金版图。这一重大胜利，极大地提高皇太极的威望，增强了后金实力，为清朝的建立既后金汗权向清朝皇权的转化，进一步创造了条件。上述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进展，在皇太极的婚姻中也有所反映。换言之，后金的发展态势，要求皇太极继承、发展其父制定的满蒙联姻策略，并提高实施力度。所以天聪年间皇太极所娶的上述4位福晋，虽然被选中的原因各有不同，却无一例外是（漠南）蒙古族人，分别来自扎鲁特部（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部（寨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与阿巴亥部（察哈尔林丹汗的两位遗孀，同为阿鲁特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这既为保证后金在与明朝对抗中得到科尔沁等部的配合支持，加强后金的政治、军事力量所必需，也显示了皇太极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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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的学者指出，这段婚姻大约与天聪七年（1633年）科尔沁二妃（按，即孝端之母与孝庄之母）来朝有关。此行很可能携其后成为宸妃的博尔济吉特氏而来，皇太极一见钟情。参见王佩环《清宫后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8页。
[2]参见《天聪九年档》，第67-68页；《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67-168页；第189-190页。

铖儒 2007-07-15 11:04
（五）主要妻妾中多有改嫁女子
    皇太极妻妾中的改嫁女子，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归嫁皇太极之前曾为他人之妻
    皇太极的妻妾中，曾为他人之妇者并非个别人。除前述被皇太极纳为福晋的原察哈尔汗林丹汗的两位妻子外，[1]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嫁与皇太极时已26岁。女真、蒙古族皆有早婚习俗。[2]岁饿按史料无征，但据有关情况分析，这位博尔济吉特氏嫁至后晋前，很可能有过婚嫁。[3]天聪年间皇太极所娶4位主要妻妾中，3位是已曾出嫁之妇，这与汉族王朝采选秀女时惟处女是选的情况，大相径庭。
    2.皇太极之妻改嫁他人
    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的归宿十分奇特，有必要对她成为东宫福晋后的有关情况略作考察。
    博尔济吉特氏嫁至后金的翌年（1633年）十一月，生下一女（排行第六女，封固伦公主）。同年七月，其母、父先后来到后金，住了大约一个月。[4]色本夫妇至后金汗婿家仅此一次，虽然受到款待，但与天聪年间孝端、孝庄的母家戚属数次而来，优礼甚隆的情况相比，仍相差较远。这反映出后金与科尔沁、扎鲁特两部之间关系的亲疏，以及两部在满蒙联盟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同时也间接透露出东宫福晋在后金的实际地位。
    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博尔济吉特氏又生下一女（排行第九女)。这时距其嫁至后金已有3年零7个月（天聪六年二月至九年九月）。在此期间，除去她曾两次生育外，皇太极的妻妾中只有孝庄与孝端各生育一次。[5]而东宫福晋则是这一时期内皇太极所有妻妾中生育次数相对最多者，看来她曾一度颇受宠爱。除去东宫福晋、孝庄、孝端等3人外，皇太极的其他妻妾于此期间概未生育。[6]出现这种情况并非仅为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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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邦治先生在《清皇室四谱》中率先指出：“疑二妃（懿靖大贵妃与康惠淑妃）即林丹汗两福晋也。”参见该书卷2，《后妃》。
[2]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户部贝勒格格类传上谕曰：“......凡女子十二岁以上者许嫁，未及十二岁而嫁者罪之。”参见《清太宗实录》卷23，天聪九年三月庚申。按，孝慈高皇后叶赫纳喇氏、大妃乌喇纳喇氏、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等人的婚龄，分别是14岁、12岁、15岁、13岁。参见《星源集庆》，第15、16、26页。
[3]有的学者已指出这一点。参见王冬芳《满族崛起中的女性》，第147-148页。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8-19、25、26、27、30页；另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七月戊戌、壬寅、丁巳。
[5]参见《星源集庆》，第31-32页。
[6]东宫妃生第九女后一个月，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庶妃纳喇氏生第十女（封县君）。参见《星源集庆》，第32页。

铖儒 2007-10-19 19:50

它表明,在“按例需备”的“三福晋”全部册立后,皇太极对此三位后宫主位另眼相待,给予了更多眷顾.这或可作为孝庄曾为西宫福晋的又一佐证.

     天聪九年十月初七日,东宫福晋因“不遂汗意,改适叶赫部德勒格尔台吉之子南褚”,[1]生下皇太极第九女仅有11天的博尔济吉特氏被令改嫁,事出何因?

     九年四月,东宫福晋之父色本曾数次谴使向皇太极进献马、牛、羊等,并得到赏赐.五月初,皇太极又借四大贝勒之一莽古尔泰之子阿喀达往会其岳父(色本)之便,将鞍辔、银壶等“悉数赐给”.[2]十年,色本“来朝,得优赉归,寻卒”,[3]崇德元年五月,皇太极派人往祭,祭文称色本“曾效力国家,尔生前我垂眷恩养,今虽逝去,何能忘怀.”[4]可见,色本与后金的关系始终较好,即使在其女与皇太极的婚姻破裂后,这种关系亦未发生改变.东宫福晋被令改嫁,并非受母家所累.

     九年九月,皇太极因大贝勒代善宴请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同母妹,哈达公主莽古济之事,对代善大加挞伐,并将莽古济削格格号为民,禁与亲戚家往来.[5]这一矛盾暴露出后金汗与八旗贝勒之间的权力斗争仍相当激烈.由此为隐线,是年十二月发生蓝旗事件,其结局是“以正蓝旗附入汗之旗份”.[6]通过此次事件,皇太极有效地加强对诸王贝勒的控制,汗权进一步集中.博尔济吉特氏身为东宫福晋,当与其夫姐哈达公主多有接触.但是,现存史籍记载中,并无东宫福晋与上述事件有所牵连的蛛丝马迹.其被令改嫁之事,看来与此无关.

     皇太极所指定的东宫福晋再嫁之夫南褚的有关情况,为我们审视此事提供了另一视角.

     南褚,叶赫纳喇氏,正黄旗人,叶赫贝勒金台石长孙,其父为金台石长子得尔格尔台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金台石“原系叶赫东城贝勒.太祖高皇帝征服叶赫时,授其子德尔格尔为三等男,卒,起子南褚袭职,缘事革退,其弟索尔和袭职”[7].金台石之妹、南褚的姑奶叶赫纳喇氏是皇太极的生母,即孝慈高皇后,皇太极与南褚乃为表叔与表侄关系.

     南褚于何时“缘事革退”,不详,但起码直到其承令迎娶皇太极的东宫福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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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第128页.

[2]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第46,48,52,54页.

[3]包文汉、奇.朝克图整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4]<满文老档>下册,第1452页.按,顺治五年(1648年)色本被追封为札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参见高文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5]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96-200页.

[6]<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上册,第214页;<清太宗实录>卷26,天聪九年十二月辛巳.

[7]<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影印本)卷22,<纳喇氏>,辽沈书社1989年版,第280页。

铖儒 2007-10-19 19:50

一直较受器重.如天聪九年正月,“免诸功臣丁役,并令专管各牛录”.正黄旗大臣得享这一特权者仅8人,其中就有南褚.[1]其后不久,在后金招降察哈尔林丹汗余部的过程中,南褚在立殊功.

是年五月,多尔衮等率军抵察哈尔汗之子额哲(额尔克孔果尔)部所在地,“恐惊其部,乃停止不前”.遂命南褚携其祖叔等人,前往察哈尔汗福晋、南褚胞姐苏泰太后(德尔格尔之女)、侄额哲处转告:“奉汗谕旨,满洲诸贝勒率大军来取尔等,秋毫无犯.”苏泰太后闻信,令叶赫旧人往认,当确知为南褚后,惊喜涕泣,亲自出迎胞弟,并令子额哲率众迎接满洲诸贝勒.多尔衮等招降察哈尔余部大获成功.[2]九月初七日,后金“赏出征诸臣”,南褚名列其中.[3]

  一个月后(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令东宫福晋改嫁凯旋而归的表侄,实有褒奖南褚之意.这种做法在当时并非少见.例如,天聪八年秋,察哈尔林丹汗属下衮楚克僧格寨桑,携林丹汗掌郭尔土门旗事福晋归降后金途中,娶这位福晋为妻.皇太极认为“衮楚克僧格叛其主后,又擅娶其主之福晋,非臣子之义”,遂勒令离异.不久,皇太极将此女“赐来归者齐塔特车尔贝为妻”.[4]

  天聪汗娶曾适他人之女为妻或令己妻改适他人的做法,反映出包括女真、蒙古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婚姻习俗与价值观.

十七世纪初叶的女真族社会,尚未受到封建礼教的影响,女子再嫁的现象较为普遍.[5]例如,努而哈赤的继福晋,皇五子莽古尔泰、皇十子德格类与皇三女莽古济的生母富察氏,“初适人,生子昂阿拉.后复归太祖”.[6]又如努尔哈赤总计10个女儿(包括两位抚养之女)内,即有4人(皇二女嫩哲格格、皇三女莽古济、皇四女穆库、抚其侄图伦之女肫哲公主)在初嫁后,又因不同原因“复嫁”.[7]皇太极总计15个女儿(包括一位抚养之女)内,也有2人(皇二女固伦温庄长公主马喀塔、皇五女固伦淑慧长公主阿图)于初嫁之夫去世后“复嫁”.[8]

另一方面,女真、蒙古族已婚女子由于不同原因离异后,并不像深受封建礼教浸染的汉族社会中的离婚女子,受到人们的非议.天聪七年,皇太极幼弟多铎欲娶科尔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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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嘉录等译<天聪九年档>,第20页.按,南褚“管两个牛录”,所管牛录的数目在8人中居第三位.

[2]关嘉录等译<天聪九年档>,第67-68页.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92页.

[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04、142页.

[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中记述了女真人的婚姻现象:“娶嫁则不择族类,父死而子妻其母”.参见该书第45页.这种收继婚是女真女子改嫁的方式之一.

[6]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2,<皇后>.

[7]参见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4,<皇女>.

[8]参见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4,<皇女>.

铖儒 2007-10-19 19:51

妃之女(孝端之妹).“因此女非有出众之才貌”,皇太极担心幼弟反悔,起初未允,而多铎“坚意欲娶”.皇太极不愿拂幼弟之意,勉强允准,但在诸贝勒商议此事时提出一策:“(多铎娶大妃之女后)将来相得则已,如不相得,可密送于我,我密转送大妃.”[1]在皇太极与诸贝勒看来,果若如此,尽管“反伤外戚之谊”,但对于该女自身,并非是一很大伤害.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清朝入关后,由于双方感情破裂而将女方遣返娘家,而后者得以复嫁的现象,在清初帝后婚姻中亦未绝迹.[2]

天聪八年闰八月.护送察哈尔窦土门福晋归降后金的大臣多尼库鲁克等得知皇太极拟纳福晋后,“甚喜,言我等此行,乃送福晋,非私来也,盖天父所赐.汗若纳福晋,来归部众及我等亦不胜喜悦.”[3]多尼库鲁克之言,也反映了窦土门福晋本人的意愿.皇太极在众贝勒的力劝之下娶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为妻,主要是出于团结林丹汗余部,加强满蒙联盟,以有利于后金发展的政治用意.但是,“语言虽异,衣冠则同”[4]的女真、蒙古族都具有不以再嫁为非的观念,也是其婚姻契约之所以能够达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至于皇太极“恐(此举)有悖礼义”的犹豫与推辞,[5]在政治与社会习俗的双重因素推动下,终究只是一个无力借口而已.

总之,皇太极令东宫福晋改适在劝降察哈尔余部中立功的表侄南褚这一做法,与当时的女真族、蒙古族习俗并无相违.而他之所以有此决绝之举,更大可能还是由于与东宫福晋性情不合等情感方面的原故所致.博尔济吉特氏复嫁南褚后事迹不详.尽管她因此而承受别女之痛,但与清朝后妃制度确立后因夫妻反目而被打入冷宫的后妃(如乾隆帝皇后纳喇氏)相较,博尔济吉特氏还算是一位幸运者.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清朝后妃制度在其发轫阶段,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皇太极于天聪年间所娶的4位主要福晋,或前或后都曾经历再嫁(改嫁)之事,这位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历史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由此亦可看出,清朝后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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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太宗实录>卷13,天聪七年五月丁酉.

[2]据<星源集庆>第37页载,顺治帝第一位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于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被废黜,降为静妃,改居侧宫.然而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出使清廷的朝鲜使者返国后报告:“闻蒙古之女,曾为顺治君之后,失宠黜还其国而生子,年今十四.清人屡请于蒙古,而终不送还.蒙古素恃强不用命:蒙女所生子亦贤.若拥立而争天下,则必为大患.故清人甚以为虑云.”康熙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朝鲜使者又向其国王报告从一位年已七旬的汉人口中所闻之言:“皇帝尝有东西两皇后;所谓西后,蒙王之妇,东后汉人之女.而惑于黑舍里氏(按,康熙帝皇后赫舍里氏),黜西后于本国,有娠而往,问已生子.……”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册,第3917页;第10册,第3997页.按,七旬汉人所言“(清帝)黜西后(蒙王之妇)于本国”,应为顺治朝史事.顺治帝的废后被遣返娘家事,大约并非无稽之谈.她是否“还其国而生子”,待考.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07页.

[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81页.

[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107页.

铖儒 2007-10-19 19:52

发轫时期,女真族、蒙古族传统婚姻习俗的遗存痕迹相当显著,而共有的婚姻习俗与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是满蒙联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

姑侄、姐妹同嫁一夫等满蒙旧俗,在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也有所反映,清朝入关后,类似现象在清帝婚姻中仍然存在.关于这一问题已多有论述,[1]此处从略.

天聪年间中宫福晋与西宫、东宫福晋的册立,表明后金汗妻妾的身份开始出现嫡庶差异,这在客观上为崇德年间册立五宫后妃,并进一步明确嫡庶之分,打下基础.

 

                              四

 

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崇德朝历时八年(1636-1643年),这是清朝后妃制度法人阶段后期.

清朝皇权的确立,对于清朝后妃制度的发展,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皇太极即位伊始便着手进行的后宫建设,是清朝建立、健全皇帝制度这一总体步骤中的一个重要环节.[2]

崇德元年四月十二日,即皇太极改元称帝翌日,定盛京皇宫内后妃所居宫殿之名.[3]是年五月,“制定汗之福晋,女儿格格、女婿位号”.“汗之清宁宫正宫大福晋为国君福晋,东关雎宫福晋为东大福晋,西麟趾宫福晋为西大福晋,东衍庆宫福晋为东侧福晋,西永福宫福晋为西侧福晋.”[4]七月,册封五宫后妃,以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为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为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阿鲁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为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阿鲁阿巴海博尔济吉特氏为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为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5]<满文老档>中详尽记载了此次册封后妃过程中的繁琐仪式,兹不赘述.五宫后妃的册立,是清朝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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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刘潞<满洲婚俗与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2期;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5页;杨珍:<清代后妃两三事>,<紫禁城>1990年2期.

[2]按,除去册立五宫后妃外,这一总体步骤的有关举措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健全国家机构.如崇德元年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同年设立都察院,三年(1638年)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加之六部,是为三院八衙门.二是颁行多项法规定制.如皇太极称帝后颁发的大赦诏内,将“犯上”罪列为“十恶”之首;崇德元年四月论功册封皇太极的兄弟子侄以及“外藩蒙古诸贝勒”;是月“议定会典”;等等.参见<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元年四月丙戌;<满文老档>下册,第1440-1441页;<清太宗实录稿本>卷14,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3-15页.

[3]<清太宗实录>卷28,天聪十年四月丙戌条载:“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

[4]<满文老档>下册,第1463页.

[5]<满文老档>下册,第1529-1533页。

铖儒 2007-10-19 19:52

制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清帝妻妾的有关情况已脱离其原有的无序、半无序之态,开始具有制度化特征.

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后期,有以下特点.

(一)后妃位号体现满汉文化双重特

    崇德元年定立的五宫后妃的位号,没有完全采依汉制,而是兼容满汉传统习俗所谓一个混合体.

    <爱新觉罗宗谱>所载皇太极的妻妾共有15人,除去于天聪七年(1633年)被令改嫁的东宫福晋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年间总计14人,其中得有位号者,惟有上述五宫后妃.[1]崇德元年所定皇后位号为“清宁宫中宫国君福晋”,乃依据“国俗”,沿用了女真人对于妻妾的称谓(福晋),而未采用汉制,称之为皇后.可是,同时册风的4为妃子的位号,却是满汉称谓兼而有之,既冠之以福晋,又谓之某妃(或贵妃).如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无宫后妃的位号或仍循旧俗,未采汉制,或兼采满汉叫法,从而使两个民族的有关称谓并列出现在同一位号中,这种情况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乃为那一特定时期满族(女真)社会政治与文化演进状况使然.

皇太极继承汗为后,大力改善满汉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取得显著效果.随着后金对明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明朝降官人数日益增长,汉文化对于后金(清朝)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族贵族急欲学习、吸收汉族文化,以促进后金的发展,同时又力图保持本民族文化传统,因而对汉文化本能地抱有一定戒备心理.册封五宫后妃4个月后,皇太极在诸王贝勒前道出的一番话,或许对于我们理解后妃位号中满汉称谓兼用现象,不无启发.

崇德元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王贝勒等,令弘文院大臣诵读金世宗本纪.他对金世宗“奋图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孙仍效汉俗,预为禁约,屡以无忘祖宗为训,衣服语言悉遵旧制”等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2]看来,皇太极对于变更祖制,完全效法汉俗的做法保持着高度警觉,皇后位号仍依旧俗,乃是其遵循旧制的举措之一.崇德后妃位号在采用满汉称谓时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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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爱新觉罗宗谱>,第25-27页.

[2]<清太宗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另参见<满问老档>下册,第1696-1697页.

铖儒 2007-10-19 19:53

一致性,既表明满族最高统治者维护满洲旧制的坚定信念,也透露出皇太极等固守满洲旧制与吸收汉文化之间的艰难抉择也矛盾心态.而4为妃子位号所显示的满汉文化双重内涵,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个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逐步交融的前景.

(二)五宫后妃的人员构成显示满蒙贵族联盟的加强与巩固

崇德年间皇太极的14位妻妾,分别来自满蒙两个民族.[1]其中,(漠南)蒙古族女子6位,[2]越占妻妾总数的43﹪.皇太极的妻妾中有位号者5位,即五宫后妃,皆为蒙古族女子,5人约占皇太极蒙古族妻妾总数的83﹪.五宫后妃中,清宁中宫国君福晋(孝端)、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西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孝庄)等3人均出自科尔沁部. 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等3人,都是在嫁于皇太极不足两年内,成为后宫主为,而皇太极的一批年来妻妾(如元妃钮祜禄氏、继妃乌拉纳喇氏等),无不屈居其下,未有位号.可见,崇德改元后,蒙古族女子在后宫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与努尔哈赤14为妻妾中,蒙古族女子仅有两人,占其妻妾总数的14﹪,而且两人皆未受到夫君宠爱的情况,[3]形成鲜明对比.清朝入关后,清帝妻妾中虽也曾有蒙古族女子,但无论是在后妃总数中所占比例,[4]还是在后宫的总体地位,皆与崇德时期的蒙古族后妃有霄壤之别.

五宫后妃的册立,进一步加强、巩固通过联姻而实现的满蒙贵族联盟,从而为清朝入关,完成从地方政权向全国性政权的转变,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崇德年间在客观上成为满蒙联盟有力促进者与忠诚维系者的五宫后妃,是一个对于清朝最终建立在全国的统治作出贡献的特殊群体,功莫大焉.

(三)皇太极个人意志决定帝后(妃)关系之亲疏

虽然五宫后妃人选的确定,主要为政治因素使然,但在皇太极与5位妻妾的关系中起有至要性作用的,还是他本人的感情好恶.与大多数清帝于后妃的关系相比较,皇太极与后妃的情感中,更多一些较为真实,少有修饰之处.历来为人们所瞩目的皇太极与宸妃的关系,便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5]

     册立五宫后妃时,皇太极以自己深为喜爱的博尔济吉特氏居第二位,使她仅次于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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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有两位庶妃氏族未详.参见<星源集庆>,第27、28页.

[2]除去五宫后妃外,另一位是庶妃奇垒氏,察哈尔额尔济图固英塞桑之女.参见<星源集庆>,第27页.

[3]努尔哈赤的两位蒙古族妻子寿康妃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八年尊封)与侧诽博尔济吉特氏的情况,参见<星源集庆>,第15-16页.

[4]清朝历代后妃中蒙古族(包括内蒙古)后妃人数,参见孟昭信<辅佐大清三代帝君的幕后女人孝庄文皇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5]关于皇太极与宸妃的关系,不少论著中均有析述,例如前文注释述及的<盛京皇宫>、<清宫后妃>、<满族崛起中的女性>等.

（未完待续）

莫令仪 2008-02-23 17:00

宸妃海兰珠

清太宗皇太极是满清的开国皇帝，跟随努尔哈赤发动了对明朝的叛乱，生于公元1592年，卒于1643年，活了52岁，在位17年。皇太极征战多年，为满清占领全国打下基础。

皇太极时的沈阳故宫中，有所谓“崇德五宫”后妃，这五宫为中官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崇德五宫后妃的地位远高于其他妃子，其他妃子尚有元妃、继妃、侧妃等。皇太极的后妃见于史籍者计有15人，史籍之外的更有多人。

在这众多后妃中，天生丽质者不乏其人，然而皇太极惟独钟爱宸妃海兰珠。

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的两个女性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姑姑居中宫，享“椒房之尊”，二侄女为永福官庄妃。后来在一次亲戚会面中，庄妃的亲姐姐海兰珠随母朝见皇太极，皇太极见海兰珠长的漂亮，就生了爱慕之心，于是顾不得从博尔济吉特氏家族中已纳了一后一妃，还一定要娶这位美女。第二年海兰珠与皇太极成婚，于是，后宫中出现了一姓姑侄三人同事一夫的“新鲜事”，海兰珠被封为东宫（天雎宫）宸妃。皇太极对这三位后妃恩宠有加，其中尤以宸妃最受宠爱。

海兰珠与皇太极成婚时已经26岁，并非豆蔻年华，但是她长的漂亮，又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受皇太极青睐。此时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比宸妃大16岁。皇太极封她为“东宫大福晋”，仅次于皇后，位居四妃之首。东宫也赐名为“关雎宫”，因为《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取名关雎是对海兰珠容貌的赞美。

崇德二年，宸妃在关雎宫生下一位皇子，按长幼排列，这是皇太极的第8子。在过去，即使在中富有子嗣的情况下，宠妃生子，亦有希望成为太子，将来可以继承皇位，何况中宫皇后自人宫以来，一直未生个皇子，立嫡已不可能，那么宸妃的这位皇子很有可能成为太子。

爱妃产子，皇太极大会群臣，盛筵宾客，同时颁发大赦令，释放了许多囚犯。他的理论根据是“自古以来人君有诞子之庆，必颁大赦于国中，此古帝王之隆规”。

然而，前7个皇子诞生时，并未举行什么大型庆典活动，也未大赦。之后，庄妃生第9子，麟处宫贵妃又生下第11子，亦未如此隆重地办理。由此可见，皇太极是将宸妃生的皇八子作为“储君”来对待的。因庞爱宸妃而宠皇八子，也算是“爱屋及乌”吧。

皇八子诞生之庆典，蒙古各部落的首领均来供奉大量贺礼，一时间，盛京（今沈阳）城内热闹无比。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加之娇妻产子，诸事顺遂，可谓得意之极。可是真应了“好景不长”这句俗语，倍受娇宠的皇八子不到1岁便夭折了。痛失爱子，使皇太极十分悲痛，然而他毕竟还有健在的7个儿子，而且两天之后，庄妃又给他生了一个皇子，得子的喜悦在某种程度上又缓解了他的悲痛。庄妃也是他倾心喜爱者，虽不如其姐宸妃，但也是四大妃了之一。

受打击最大的是宸妃，皇八子从诞生到将近1岁，给她带来了诸多辛苦，更带来了难以形容的欢乐。‘母以子贵”，她对皇儿抱着多大的希望啊！然而，这一切都成为泡影。皇儿去后，她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夜晚彻夜难眠，不久便身染重病。皇太极除多方安慰开导外，又厚赐宸妃财物仪仗，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医治她失子的心病。海兰珠终于撒手人衰，命归西夭，年仅33岁。

宸妃病危时，皇太极正率军在侵略大明，作为三军统帅，是不应该离开阵地的。可是，宸妃不是一般的妃子，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皇太极还是决定返京探望宸妃，便启驾返还盛京。刚人盛京城，就传来宸妃去世的噩耗，来晚了一步，未得与心爱的人诀别。皇太极抢入大清门，直扑关雎宫，出现他面前的只是宸妃的遗体。皇太极泪如雨下。宸妃之死，对皇太极精神打击极大，于是“饮食顿减，圣躬违和”，以致害了一场大病，自此后再没有重返松锦战场，从而也结束了他40余年的戎马生涯。

宸妃的死，使皇太极难以自拔。自宸妃死后，皇太极频繁地举行各种祭典活动，并请僧道人等为宸妃布道诵经，超度亡魂。皇太极亲撰了祭文。

松锦大战后，关外四座重镇全部沦陷于后金，关外障碍既除，那么满清挥师人关，侵略中原亦指日可待。然而，胜利的喜悦，似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对宸妃的思念与难解的忧伤，严重损害了皇太极的健康，以致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甚至连日常朝政也“难以躬亲办理”。在宸妃去世两年之后，皇太极也病人膏盲，死在清宁宫，享年52岁。

历史记载皇太极是“无疾而崩”，年仅52岁怎么算是无疾而终呢？传说与多尔衮有关，但史学界对他的死至今尚无定论，也许宸妃海兰珠的早逝，是一个重要原因。

静怡轩 2008-06-06 16:21

对于宸妃,我不知道是喜欢还是........


有时候觉得可怜,有时候觉得别人可怜


总之当皇帝的女人就是可怜

a734776910 2008-06-06 20:47
可是如果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呢？别的王公大臣不也是三妻四妾的，所以说只要彼此相爱，当皇帝的女人也没什么不好的。

a734776910 2008-06-06 20:48
杨珍的文真的不错    还是手打得    辛苦了   鼓掌~鼓掌~鼓掌~

心筠 2010-06-17 23:54
很精彩，不过关于皇太极元妃钮祜禄氏的记叙不太恰当，所谓继妃，那应该是在先前那位过世之后继立的意思。

东游西逛 2010-06-18 15:55
楼主辛苦啊，皇太极和宸妃的爱情还是蛮感人的，其实就画像看宸妃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天香国色，和庄妃比她的脸型稍长，眉目和庄妃很像，看着端庄清秀。也许在一夫一妻的社会中，皇太极自由恋爱的对象会选择宸妃吧，成就一段美满、长久的婚姻。

福尔雅蒂 2010-08-04 16:39
楼主辛苦了

不过因为对清初历史不太了解，所以看的有些晕乎。等再多看几遍，慢慢消化

铖儒 2010-08-10 10:55
皇后，而将林丹汗的两位遗孀以及归嫁以逾十载（天命十年至崇德元年，1626-1636年）的孝庄全部置之其后。博尔济吉特氏封为宸妃，“宸”乃指帝王的宫殿，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宸妃的住处以《诗经》中《国风.周南》的首篇《关雎》命名，曰雎宫。崇德二年七月宸妃生子，皇太极颁诏大赦，将该子称之为皇嗣，[1]这实际上是推翻努尔哈赤生前制定的汗位推举制成例，欲以爱妃之子定立为皇位继承人。崇德六年九月宸妃患病，正在松锦战役中指挥清军对名作战的皇太极得知后，立即踏上返途，未抵盛京而闻宸妃已逝。他悲痛至极，“不能自持”，为亡妻隆重治丧，规格逾制。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人为之奏言：“此正我国兴隆，名国败坏之时也。皇上宜抑体天意，自保圣躬，勿为情牵，珍重自爱。”[2]不及两年（崇德六年九月至八年八月），52岁的皇太极去世，这显然同他在宸妃死后过度忧伤有关。
    崇德年间皇太极与后妃的关系，还反映了以下问题。
    在排列妻妾名位、选立皇位继承人等重大问题上，皇帝可以按照个人意志行事,这表明确立未久的清朝皇权,已开始具备专制独裁特征.自然,也只有在皇权确立,皇帝威信大为提高,权力的集中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背景下,皇太极方有可能掌握上述问题的决定权.这同天聪六年二月,皇太极将选取东宫福晋的权力交付其下属的做法截然不同,实则是后金汗权向清朝皇权转化后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皇太极的地位、威信、权力有很大差异的客观反映.此其一.
    皇太极在宸妃生前死后所倾注的情感,至深至重,这对帝妃的爱情故事,为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历史增加了一个亮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去皇太极的性格、感情因素外,同他的文化背景也有一定关系.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女真人于东北一隅迅速崛起,皇太极则属于开创大清基业的第二代.他比其父努尔哈赤受到相对较多的汉文化影响,总体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又未像顺治帝以后历代清帝那样,自幼接受严格的汉文化教育,熟读儒家典籍.所以,皇太极的头脑中尚未树立伦理纲常观念,遑论封建礼教的约束.与努尔哈赤为人"猜厉威暴,虽其妻子及素亲爱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是以人莫不畏惧"[3]有所不同,皇太极较有涵养,也较重感情,这在他与五宫后妃的关系,特别是与宸妃的关系中有充分表现.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像清朝入关后受到儒家思想深深浸染的部分清帝那样,在处理帝后(妃)关系时过分理智,循规蹈矩,乃至缺乏感情,或有做作之态.与之相反,皇太极表露其感情好恶,宣泄其喜悲情绪时,相当直率,少有遮掩.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之子顺治帝对于宠妃董鄂氏的情感及其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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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太宗实录>,崇德二年七月壬午.
[2]<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九月癸巳.
[3]李民寏<建州见闻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45页.

铖儒 2010-08-10 10:56
些做法，[1]与其父颇为相似，其中也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本文从略。此其二。
      尽管皇太极对宸妃情有独衷，特选寓意深长的“宸”字作为她的位号，但在册封五宫后妃时仍将她置之与孝端之下。孝端无子，宸妃则是五宫后妃中首先生子者。如果这位娇儿并未在出生数月后（崇德三年正月）早殇，皇太极最终是否会以宸妃取代孝端而正位中宫？从皇太极的经历、处事作风、气质、个性等综合因素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政治家，虽然皇太极亦有感情用事之时（对待东宫福晋与对待宸妃是完全相反的两例），但从总体看，并未以情误国。宸妃病故后翌月（崇德六年十月），被追封为元妃，谥曰敏惠恭和。[2]元，有“第一”、“为首”、“主要”、“根本”等意。皇太极以此方式，对于归嫁甚晚的博尔济吉特氏生前在诸妃中的居首之位，再次予以肯定，宸妃也由此成为清朝后妃身后得到谥号的第二人。[3]不过，尽管如此，皇太极并未将宸妃追封为皇后，显现出他的克制与远虑。这也是与之相比，其子顺治帝大有不及处。[4]此其三。
    （四）后妃与朝政联系密切
     盛京皇宫占地6万余平方米，仅是紫禁城皇宫（占地72万多平方米）的十二分之一。崇德五宫位于一座四合院内，其中清宁宫既是皇太极与中宫皇后的寝宫，也是他处理政务，召见、宴请诸王贝勒、蒙古王公、满汉重臣的地方。皇太极的常朝之所崇政殿，与崇德五宫所在地仅有一座三层的观赏性建筑凤凰楼相隔。[5]皇太极料理机务时，近在咫尺的后妃们无从回避，目睹耳闻，她们本人也时常以主人的身份，参加在崇政殿或清宁宫举行的一些重要活动。例如，崇德六年二月，皇太极召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赐宴于清宁宫”。[6]四年正月，“上御崇政殿，偕皇后、关雎宫宸妃、麟趾宫贵妃、永福宫庄妃，以戚属礼，召科尔沁国和硕福妃及次妃，赐大宴于殿中，备陈乐舞。”[7]八年七月，皇太极的母姨，“辉发姨母福金及绰奇福金至”。皇后率衍庆宫淑妃等“迎于翔凤楼下，入清宁宫宴毕”，各赐金银等物。[8]上述情况都表明，直至崇德后期，清朝尚无严格的内廷与外朝之分，加之盛京皇宫的建筑格局相对狭小，这为后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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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情况参见张采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传上，第65-76页。
[2]《清太宗实录》卷58，崇德六年十月已巳。
[3]崇德元（1636年）年四月，皇太极生母叶赫纳喇氏被追上尊谥，曰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参见《爱新觉罗宗谱》，第15页。
[4]董鄂妃病逝后，顺治帝追赠皇后，加之其他一些相关举措，顺治帝因此受到满洲贵族的非议。参见《清世祖实录》卷139，顺治十七年八月甲辰；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
[5]参见姜相顺、佟悦《盛京皇宫》，第53、54、67、70页。
[6]《清太宗实录》卷36，崇德二年六月甲辰。
[7]《清太宗实录》卷44，崇德四年正月壬午。
[8]《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七月已酉。按，《盛京皇宫》第57页指出，翔凤楼即凤凰楼。

铖儒 2010-08-10 10:57
解并参与国事进一步提供了方便.
     崇德年间,后妃们平日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多有接触.他们除去共同参加盛京皇宫内举行的各项活动外,皇太极行猎或出宫迎送外藩戚属时,常携"诸福晋"及诸王贝勒、文武官员等同往.[1]后妃们也有相对独立的外出活动.如皇后曾多次率诸王贝勒福晋至演武场(亦称演武亭),迎送、宴请来朝的科尔沁福妃、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等国戚.[2]
     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极"御翔凤楼偶寝,梦偕皇后东行,俄而至一殿,上与礼亲王代善及侄颖亲王萨哈廉偕坐".萨哈廉令人"乞皇上赐牛一,上曰,已与之矣".皇太极醒后,以梦中所见咨询内院大臣希福等人.[3]这一荒诞之梦或许反映出皇太极的一种潜意识,即当他会见诸王大臣时,包括皇后在内的后宫眷属,无须规避.又如崇德六年九月宸妃病笃,皇太极闻信从松锦前线返盛京途中,令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先驰往候问，来报。希福等以五鼓至京，冷僧机、索尼方至内门，闻宸妃已薨。冷僧机、索尼复驰行，于途间奏上。”【4】皇太极令大臣往问宠妃的病情，乃因索尼等人所从属的两黄旗乃皇帝自将之旗，皇太极与其为主奴关系，而清朝入关前并无宦官制度等诸多因素使然，但此事同样表明，崇德后妃同大臣有着较直接、密切联系。
    崇德元年十二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朝鲜。翌年正月，命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等“率前锋全军还，以助留守国家之诸王、贝勒”。同时，皇太极还给皇后以及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各捎一信。比较两信内容，其中有关征朝战况的详述，无一字之差，只是给济尔哈朗等人的信中在述毕战况后，还有令其派人造船等下一步战略部署。【5】这表明在皇太极看来，皇后理应详知战况。此为崇德年间，后妃与国事之间尚未建立严格的分界线的又一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对上述两信均有记载，然而顺治年间编纂《清太宗实录》时，仅录皇太极谕济尔哈朗等人的全文，给皇后的信却只字未提。
    崇德初年，“厘定上下冠服诸制”，孝庄的侍女苏麻喇姑参与制作。【6】这反映出时为五宫后妃之一的孝庄颇受皇太极信任，而且很可能是这一种要事宜的主管者之一。【7】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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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443、492页；《清太宗实录》卷50，崇德五年正月乙酉；卷58，崇德六年十一月已酉；《满文老档》下册，第1571页。
【2】参见《清太宗实录》卷44，崇德三年十二月丙辰；卷45，崇德四年二月己丑、庚子；卷47，崇德四年七月乙丑；卷48，崇德四年八月辛丑；卷55，崇德六年三月乙未。
【3】《清太宗实录》卷30，崇德元年六月己卯。
【4】《清太宗实录》卷57，崇德六年九月庚寅。
【5】《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30-234页；《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丙辰。
【6】昭槤《啸亭杂录》卷4，《苏麻喇姑》。
【7】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汗位推选制》。

铖儒 2010-08-10 10:57
说崇德七年清军在松锦之战中获胜后，孝庄受皇太极派遣，成功的劝降被俘的明军主帅洪承畴。【1】既然崇德后妃与朝政有较密切的联系，那么甫至而立之年且又机敏过人的孝庄，就很有可能被皇太极用做劝降洪承畴的一步妙棋。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突然病逝后，以孝端、孝庄为核心的崇德五宫在解决清朝继统危机，促使众臣推选6岁的福临继位的过程中，起有重要作用。【2】惟有平日稔知国事，对诸王大臣之间的复杂关系了如指掌，且具备一定政治经验，她们方能在此关键时刻由此作为。自然，这也表明由于因皇权日益巩固，后妃的总体地位亦随之提高。
    论及崇德后妃与朝政的联系较为密切问题，下述因素不容忽视。
    明朝末年，渔猎采集在女真人的经济生产中仍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女真族妇女则是生产主力，她们既和男子一样参加狩猎，又主要从事采集，并经常赴关市从事贸易。【3】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因男子常常外出作战，妇女大多参加农业耕作。【4】在经济生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决定了入关前的满族妇女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满族社会脱离氏族制未久，在其向封建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带有氏族社会部分痕迹。
    清朝当时尚是一个局限于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经过天命汗权（1616-1626年）、天聪汗权（1627-1635年）、崇德皇权（1635-1643年）等不同演进阶段，清朝最高权力形态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不过，终因历时较短，加之常年征战，清朝统治者对诸多重要制度无暇予以更多关注。这种情况下，清朝后妃制度虽然已具雏形，但尚不规范，约束后妃行动的种种宫规，均未建立。
    （五）清帝妻妾嫡庶之分、等级之别进一步彰显
     崇德时期，清帝妻妾的等级大体可分为三个层次。首为孝端，即皇太极的嫡妻正后；次为五宫后妃中的4位妃子；再次为未得位号之人，她们是清帝妻妾中地位最低者。清帝妻妾的嫡庶身份得到制度确认与保障，表明以皇太极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在接受汉族宗法制观念方面，又迈出重要一步。【5】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死后，清朝最高权力的交接仍然实施推举制，但却形同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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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铁玉钦编写《沈阳故宫轶闻》，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84年版，第123-129页。
【2】详见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载《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
【3】参见王冬芳《满族崛起中的女性》，第79-81页。
【4】参见《满文老档》上册，第704页。
【5】按，接受宗法制观念与实施宗法制度不可同日而语。如崇德元年，清朝定亲王以下九等爵位，以分封宗室，并于是年“定庶子受封例”。但直到雍乾时期，明确区别嫡庶之分的宗室封爵制度方最终确定，前后历时约百余年。参见《清文献通考》卷246，《封建》1.关于与后妃制度密切相关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嫡庶之分问题，相当复杂，恕不赘述。

铖儒 2010-08-10 10:58
异。【1】孝端无子，6岁的福临之所以能够被诸王贝勒推选为皇位继承人，其母孝庄是五宫后妃之一，福临因此居显贵之位，且为五宫后妃所生皇子中年龄最长者，【2】乃是重要原因之一。皇太极长子豪格之母未在五宫之列，地位较低，这对于豪格争夺皇权乃为不利因素。此次黄泉传承中所反映的子以母贵倾向，进一步表明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的中后期，由于受到汉族宗法制观念的影响，嫡庶之分与等级高下之别日益彰显。
    （六）制度简约  位号紊乱
     崇德时期的后妃制度还很不健全，这在诸多方面有所反应。本文仅就后妃位号问题略加阐述。
    自崇德元年册立五宫后妃，至崇德八年皇太极暴卒，后妃的位号始终较为紊乱，兹举数例。
    皇后的位号在使用中缺乏规范，有时依其册封之号，称为国君福晋，【3】也有时称之为皇后。【4】这种情况在较为原始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多有反映。
    四位妃子中排在第二位的东宫关雎宫宸妃与排在第三位的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的位号，与两人的时机地为不符。五宫后妃中位于一人之下，三人之上的宸妃，相当于居皇贵妃之位。崇德五年十月，“察哈尔固伦公主（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之女）同和硕亲王额驸额哲（林丹汗之子）至”，宸妃“率诸王贝勒福晋迎宴之”。【5】宸妃可以代行皇后之事，这在五宫后妃中仅此一人。然而五宫后妃中并无皇贵妃的等级，贵妃之号亦非宸妃所得，而是归之于位在宸妃之下的西宫麟趾宫大福晋。
    崇德元年册封五宫后妃后，直至皇太极去世，再未册封妃嫔。由于皇太极其他诸多妻妾始终未得封号，因而昭陵的宸妃、懿靖大贵妃园寝中，除去宸妃、懿靖大贵妃、衍庆宫淑妃等三人的墓穴外，其他坟丘均称为格格坟。【6】这些坟丘的主人，均为皇太极无位号的妻妾。
    后妃位号的紊乱、矛盾与空缺，是清朝后妃制度发轫时期的一个必然现象，无从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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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二章第二节《崇德时期的皇位传承》。
【2】按，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之子博穆博果尔生于崇德六年十二月，比福临小三岁。
【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405、409页。
【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第207、230、303页。
【5】《清太宗实录》卷53，崇德五年十月壬午。
【6】参见李凤民、陆海英主编《盛京昭陵》，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第51-52页。另据于善浦《清东陵大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载，顺治皇后的孝东陵内，葬有4位福晋，17位格格，均为顺治帝妻妾。参见该书第51-52页。

铖儒 2010-08-10 10:59
五

   将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阶段（1616-1643年），置之于历时约三个世纪（1616-1911年）的清朝后妃制度发展演变全过程中加以审视，以下三方面的特点较为突出。
    其一，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它与后金汗权（清朝皇权）的建立与发展密不可分，且与后者的发展阶段相一致。
    清朝入关前，清朝皇权先后经历了天命汗权（1616-1626年）、天聪汗权（1627-1636年）、崇德皇权（1636-1643年）等三个由低至高的发展阶段，在此三个阶段中，清朝后妃制度则经历了其发轫阶段的前期、中期、后期。天命汗权的建立，虽然为后妃制度的发轫创造了客观条件，但与天命汗权尚且处于草创时期，诸项制度阙如的基本状况相一致，努尔哈赤尚未虑及后妃建制，其妻妾的有关情况充分体现“国俗”而无制度化倾向。天聪时期，后金开始注重政权建设，皇太极实现南面独坐后，汗权逐步集中。在此形势下，后宫建设亦提上议程，后妃制度初露端倪。崇德皇权的建立，表明清朝皇权的初级形态后金汗权已至终结，清朝（后金）政权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几乎与清朝皇权的建立同步，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亦有重大进展，五宫后妃的册立则表明这一制度已具雏形。
    与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和后金汗权（清朝皇权）的发展阶段相一致的情况所不同，清朝入关后近三个世纪中，清朝皇权虽然经历了顺康时期继续发展、雍乾时期达于鼎盛、嘉道时期日渐中衰、咸丰以降逐步消亡等各个发展阶段，但清朝后妃制度在康熙以后典制大备，自此直至它随着清朝皇权的灭亡而临终前，其基本内涵再无大的变化。【1】
    其二，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时一个既吸纳汉族文化，部分采依汉制，同时又保持鲜明的满族特色，坚持“国俗”，促使满汉文化在冲撞中走向融合的过程。
    清朝后妃制度发轫阶段前期，“国闱未有位号，但循国俗称福晋”。发轫阶段中期，虽有中宫与西宫、东宫之设，其位号仍依“国俗”，称为福晋（中宫福晋、西宫福晋、东宫福晋），并未采取汉制称做后、妃。发轫阶段后期，皇后位号依然独循“国俗”，称“中宫国君福晋”，但4位妃子的位号，则是将分别代表满汉文化的两种不同称谓，融合一体（见上文）。清朝后妃发轫阶段不同时期后妃位号及其称谓的变化，是清初满汉文化逐步交融的合奏中一个别致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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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扩而论之后宫制度，其日臻完善乃在乾隆年间，以乾隆七年（1742年）十月制定《宫中现行则例》，是年十一月谕令编纂《国朝宫史》为标志。参见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439页；上册，第1-3页。

铖儒 2010-08-10 11:00
其三，与清朝入关后的后妃制度相比，清朝后妃制度在其发轫阶段，还带有些许拙朴清新之气。这反映在后金汗（清帝）妻妾的生活环境相对开放，她们同诸王贝勒多有接触机会，与朝政的联系较为紧密，她们当中不乏改嫁女子等诸多方面。清朝入关后，随着清朝统治者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推崇与清朝后妃制度的逐步完备，“内廷法制尤为严密”。【1】后妃们日益受到严苛的后宫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双重束缚，清朝后妃制度发轫初期的上述特色，已荡然无存。
    无可否认，这种拙朴清新之气的消失，与清朝“国俗”旧制的日渐消亡和满汉文化的融合程度成正比，其中所蕴含的复杂原因，值得深思。
    考察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及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清朝后妃制度的认识，且为研究清朝入关前史的路径之一，应当予以重视。

  
    补记：该文交稿后查阅满文档案时发现，侧妃叶赫纳喇氏嫁与皇太极前曾适人生子，嫁与皇太极并生下皇五子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后，又被皇太极赐予他人为妻。故叶赫纳喇氏亦在皇太极妻妾中的改嫁女子之列。有关情况另文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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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鄂尔泰、张廷玉编纂：《国朝宫史》上册，第1页。

铖儒 2010-08-10 11:06
杨珍师《清朝后妃制度的发轫》一文已经录完，中间相隔时间较长，不好意思。如哪位同好需要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不胜感激。
文章最后补记中提到：“故叶赫纳喇氏亦在皇太极妻妾中的改嫁女子之列。有关情况另文论述。”关于此问题可参见杨珍师《关于清初后妃改嫁问题的考察》一文，载《明清论丛》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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