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至乾隆人口与国库存银变化的不完全数据（《陶庐杂录》）

康熙元年：

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万三千二百三十三，田地山荡畦地五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八顷一十四亩，征银二千五百七十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七两有奇，米豆麦六百一十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石五斗有奇，草二百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四束，茶一十五万七千九百二十八引，行盐四百二十万四千五百九十八引，征课银二百七十三万三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铸钱二万九千七百八十九万六千三百八十有奇。

雍正元年：

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二万六千三百七，又永不加赋，滋生人丁四十万八千五百五十七。田地山荡畦地八百九十万一千八百七十九顷六十二亩有奇，徵银三千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三两有奇，米豆麦四百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七石有奇，草四百八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一束，茶四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引，行盐五百二万四千一百三十八引，徵课银四百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两有奇，铸钱四十九万九千二百有奇。

《圣制诗》五集二十八卷，乾隆丁未填仓日作。小注：国朝天下民数一千六十三万。迄今一百四十年余以来，已增至二万七八千万。几至二十倍之多。承平日久，休养生息，户口日益繁滋。用谷既多，其价安能不日加昂贵耶。

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戊午谕：“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按：乾隆五十七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居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若再因岁事屡丰，粒米狼戾，民情游惰，田亩荒芜，势必至日食不继，益形拮据，朕甚忧之。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藉以暂谋口食。然为之计及久远，总须野无旷土，家有赢粮，方可户庆盈宁，收耕九余三之效。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职者，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用副朕爱养黎元、谆谆教戒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乾隆六十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八名口。

自康熙年间起，至乾隆三十九年止，户部银库每年积存银数，按年查明进呈。（白菜按：若以积存库银数计算，此数据应为每年收取开支之后的总结存额，非库存最高额）至康熙年间档册霉烂不全，未能按年开载。

康熙六年实在银二百四十八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两（最低），十一年实在银一千八百九万六千八百五十两，十二年实在银二千一百三十五万八千六两，十六年实在银五百三十万七千二百十六两，十七年实在银三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次低），二十五年实在银二千六百五万二千七百三十五两，二十六年实在银二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四百九十九两，三十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七百一十九两，三十一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二十五万五千二百八十五两，三十二年实在银二千七百六十万六百六十三两，三十三年实在银四千一百万七千七百九十两，三十四年实在银四千二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一十六两，三十五年实在银四千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九两，三十六年实在银四千六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两，三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五十四万二千九百六十六两，四十二年实在银三千八百三十六万八千一百五两，四十三年实在银三千九百九十八万五千三百六两，四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十八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两（次高），四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七十六万七千九十四两，四十九年实在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万一千七十二两，五十二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九两，五十三年实在银四千七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五两，五十七年实在银四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三十三两，五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七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四十五两（最高），五十九年实在银三千九百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三两，六十年实在银三千二百六十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一两。（六十一年数据缺乏，据其他史料载，结存800万两有奇）

雍正元年实在银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最低），二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八两（次低），三年实在银四千四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四两，四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四十万九千七百八十两，五年实在银五千五百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三两，六年实在银五千八百二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两，七年实在银六千二十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两（次高），八年实在银六千二百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最高），九年实在银五千三十七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两，十年实在银四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八百四十八两，十一年实在银三千七百九十三万三千七百四十三两，十二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五十万三千四百二十八两，十三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五十三万四百八十五两。

乾隆元年实在银三千三百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两，二年实在银三千四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八两，三年实在银三千四百八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两，四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五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六两，五年实在银三千四十八万五千八百七十六两，六年实在银三千一百四十六万三千五百三十九两，七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二两，八年实在银二千九百十二万一千一百四两，九年实在银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十八两，十年实在银三千三百十七万六百五十五两，十一年实在银三千四百六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七两，十二年实在银三千二百三十六万三千四百四两，十三年实在银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三千六百四十五两（最低），十四年实在银二千八百七万三千四十三两（次低），十五年实在银三千七十九万六千一百七十七两，十六年实在银三千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七百八十六两，十七年实在银三千八百六十三万二百八十七两，十八年实在银三千九百八十七万三百九十四两，十九年实在银三千七百六十万五千四百二十二两，二十年实在银四千二百九十九万七千四十八两，二十一年实在银四千三百二十二万二千三十两，二十二年实在银四千十五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两，二十三年实在银三千六百三十八万八百九两，二十四年实在银三千六百七十三万二千八百六十五两，二十五年实在银三千五百四十九万六千九百二两，二十六年实在银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二两，二十七年实在银四千一百九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四两，二十八年实在银四千七百六万三千六百十两，二十九年实在银五千四百二十七万三千八百十四两，三十年实在银六千三十三万六千三百七十五两，三十一年实在银六千六百六十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七两，三十二年实在银六千六百五十万一千五十二两，三十三年实在银七千一百八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两，三十四年实在银七千六百二十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两，三十五年实在银七千七百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三十六两，三十六年实在银七千八百九十四万一两（最高），三十七年实在银七千八百七十四万二百六十二两（最低），三十八年实在银六千九百六十七万七千七十一两，三十九年实在银七千三百九十万五千六百十两。

摘自:《陶庐杂录》　清·法式善

康熙五十九年大地震，六十年山陕大灾，六十一年大旱灾，康熙允许大米进口，即使这样，四刚继位的时候北京人都没粮食吃，三阿哥等还趁机哄抬大米价钱。（http://www.ourjg.com/bbs/dispbbs.asp?BoardID=5&replyID=28573&id=3492&skin=0）大旱一直到雍正元年夏季还没有缓减呢。况且康熙的时候大多数省份还是按人丁收税，而不是收亩税，一旦大灾，人口逃难，流动，就没法收税，加上国库要支出抗灾，在康熙去世的时候，国库结余少就不足为怪了。
等四继位，就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了，越有地的富人，交税越多，就能基本保障国库的税源了。

天灾固然是原因之一，国库空虚的更主要原因是人祸。地方官随意亏欠国库，账目不符的情况很严重，大家看到的这些数字水份很大，圣祖也早有觉察，康熙六十年，圣祖令各省督抚将仓粮补清，交清国库亏空，限期三年。清史稿说：圣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务为宽大。不肖官吏，恆恃包荒，任意亏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补，视为故事。世宗在储宫时，即深悉其弊。即位后，谕户部、工部，嗣后奏销钱粮米石物价工料，必详查覈实，造册具奏。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覈估不实者，治罪。并令各督抚严行稽查所属亏空钱粮，限三年补足，毋得藉端掩饰，苛派民间。限满不完，从重治罪。濒江沿海地，定例十年一清丈。雍正元年，谕令随时清查，坍者豁免，涨者升科。

还有很多别的原因，很多论文有具体分析，回头我录一部分上来。

不但粮食匮乏，就连草炭的价格也被诸王给抬高了（http://www.ourjg.com/bbs/dispbbs.asp?BoardID=5&replyID=17920&id=2569&skin=0），真是的……

雍正后来不得已都允许发霉的粮食出城了，默 

我本来也这么认为，但后来看某论文（让我想想是那一篇）中提到乾隆的说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按：乾隆五十七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作者认为民数即人口数（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康熙中晚期既有部分省份不再计算人头税，如湖南湖北，郭琇年遐龄已在湖广实行摊丁入亩），我就暂且把这些数字当作官方的人口数了。以当时的统计水平，遗漏估计是很多的。

康熙六十一年的实在银是两千七百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怡王奏折里写的），圣武记错了，怎么会是八百万多，差的太远了

哈哈哈，偶这样夸全人不过分吧

怡王于雍正帝登基伊始便授命户部，其直接目的是挽回康熙末年国库亏空、钱粮短缺以至于“库帑亏绌，日不暇给”[1]的情况，因此到部之日，便展开了开源节流行动。内清积弊，外拓财源，使雍正一朝的国家财富迅速积累，雍正初年一场青海大战前后一年有余，至雍正二年底，国库存银三千一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八两，[2]较雍正即位之时的两千七百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六两七钱五分无减有增[3]。而至雍正八年怡王逝世，其时户部存银为六千二百一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是为雍正一朝之极盛[4]，此后由于西北用兵等种种原因，存银又直线下降，至乾隆初户部仅余三千四百五十三万零四百八十五两，与雍正二年的水平相当。[5]而直至乾隆三十年左右，才又在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下重新达到了雍正八年的水平，[6]由此数据则大可析见怡王理财之善。
    

乾隆糊涂了，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呵呵。他误读了他爷爷的实录，而且还计算错误。

清代从来没有取消丁税（人头税），只是采用不同的征收方式，康熙五十二年又冻结税额（以五十年为准）。

引用

乾隆糊涂了，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呵呵。他误读了他爷爷的实录，而且还计算错误。

我知道是综合方面的问题，可你看三藩大乱不算，就西北几次局部的战争，康熙五十七年至六十一年下降了多少，雍正元年至三年又是多少，雍正八年至十一年又是多少，乾隆初征准部又是多少。国家财政年收入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但存银则与理财更直接些，陶庐上也有康雍乾历年国库收入，雍正时的并不是最多的，或者说并不是很多，而国库存银却明显增长，特别是在二年到八年这一段，可见经营之善还是颇为重要的，何况四同学不也天天念叨“自怡贤亲王总理户部以来，国帑日丰，弊绝风清。”么，

另，怡王奏的就是康熙六十一年的府库存银，他的意思是封印前统计的，就算是和老头死差上一个多月，那也是十一月份秋粮、银运京后的情况了，差不了多少

但他犯的错误有点匪夷所思：

圣祖实录原文：“是岁（康熙四十九年）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三千五百二十四”，统计对象是“人丁、户、口”三项，而不是乾隆认为的“民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各省奏报的民数，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这一统计对象是“民数”。

这两者完全不搭界，而编审人丁制度是乾隆皇帝亲自于三十七年废除的，民数汇报更是他亲自于五年建立的，他自己却完全不清楚了，所以说是低级错误。

而且这两个数字相差13倍，也不是15倍多。年纪毕竟大了，呵呵。

究库存银之多寡，关系国家大政、经济环境、官吏能否廉否乃至农、工、商生产相关之气候、交通、人力流动等，其影响因素甚多，然作为当中收支调配筹措存贮的核心节点，怡王之在户部，盖不可谓无功。

这样可以了吗

恩，我觉得这样一改是好得多了，写论文么，以文字逻辑严谨细密者为佳，任什么样的质询刀枪剑戟的攻来，我自铁桶江山，滴水不漏~嘿嘿~没准亚，悠悠老师就是偶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家伙呢~不防一万，只防万一，哈哈~~~~~~~~~~~~

引用

认为十月康熙去世时，六十一年的国帑还未结存，怡王的数据是转年才报上来的，不学财会的人不知道，年底结算的cash和年中cash是不一样的。

啊。。。那时候也分结算期间的么，我还以为他们的财政制度都是以Cash Basis的呢！

应该有时间性阿，怡王提到过的字眼就有奏结银，完结银，实在银，欠银等等（奏结与完结不是同步完成的，都有各自的期限，说起来咱家年仲隆爷爷，就是过了限期还不报账才丢官的），可见账目上的银子与国库的实在银并不完全一致。而且若一致的话，某四也不用jw账目与银两不符，要清查，要追补了。清政府还存在要把钱兑成白银入库，派发的生息银到期要连本带息的索还等等问题（康熙朝就有生息银的发放，类似于现在的信贷系统，这都是有时间性的），你不要小看他们哦，他们的财务系统还挺复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