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洗桐女史 | 2007-01-30 16:13 |
[录入]《中国禁书大观》关于雍正朝文字狱的简要叙述中国禁书大观·中国禁书简史·六·惨酷的代价：清朝禁书总结·2、连疯子也不放过——文字狱在乾隆时的登峰造极（安平秋? 章培恒主编，页107－110）跟康熙时期一样，雍正时期的禁书也与文字狱密切相关。但康熙共六十一年，主要的文字狱即上述二件；雍正共十三年，著名的文字狱却有五件，其中与《庄史案》同样性质的只有一件——吕留良案；其余四件都不是的。这说明清世宗打击对象以及通过文字狱所要达到的的的，都已与清圣祖有所不同。由于吕留良案而被禁止的书籍，幸少有十余种，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国禁书解题》中已对其中几种作了专条介绍。这里只想指出一点：此案的案情比“庄史案“和《南山集》案都重。第一，吕留良的著作确是有意识地宣传民族意识，并非如《明书辑略》、《南山集》那样只是无意识地触犯忌讳。第二，曾静因接受了吕留良著作中的这些观点，又跟其学生严鸿达、沈在宽等来住，反满意识进一步加强，以致派张熙去策动清廷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而《明书辑略》和《南山集》却从未产生过这一类实际效果。可见吕留良著作对清政府的危害性远远超过那几种书。若以案情相处理结果相衡，清世宗对它的处理比起康熙时期的处理《明书辑略》来，显然要轻很多，若与《南山集》案相比较，至少也不重。 同时此案还有一点余兴。在处理过程中，清世宗曾经下旨向询问全国的府、学生员和国子监生，吕留良是否应该按大逆罪判刑？如认为应该的，就出具甘结。如认为不应该的，可以独发己见，各地的学官必须代他上达，不得阻挠隐瞒。此旨发出后，天台县有个生员齐召华，先已出结，接着又到刑部衙门去告，说是他本要独抒己见，但被该县训导王元洲阻抑了，并呈上了他的奏稿，请求释放吕留良的子孙。经最后查实，王元洲并未阻抑他，是他自己在出结后又翻悔的，因此，将他以诬告罪判处水远监禁。按，此人确有诬告癖。后来因清高宗登极，举行大赦，他也获得释放。过不几年，他又把自己的妻子、儿子、媳妇、堂兄、堂弟至族长的老婆全都告了，查下来全是假的。例如，那位族长的老婆巳经七十多岁了，他竟告她“老而奇淫”。  因此，说他在王元洲问题上是诬告，恐怕并非冤枉他。值得注意的是：清世宗只办了他的诬告罪，却并不办他为吕留良辩护的罪。——尽管清世宗圣旨中原有对独抒己见者不予处理的许诺，那自然只是估计到无人敢公然出头而说的漂亮话，其后虽不便公然食言，但若要加以惩罚，完全可对其诬告罪加重判刑，置于死地。但清世宗没那么做，可见他在此类问题上的态度较之清圣祖已有所软化。这大概并非他比清圣组仁慈，而是由于在总的形势上，民族矛盾较前已有所缓和，清世家要另辟另—个战场，不愿在这方面多费精力、激化矛盾了。从另外四个文字狱中，我们对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四个文字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试题案、陆生楠史论案、谢济世注《大学》案。倘若仔细分析—下，这四个案子都是为了加强君主独裁。 清世宗登极之初，有两个很受他宠信、权力极大的臣子：隆科多和年羹尧。降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并与大学马齐一起总理事务，又兼领理藩院事；年羹尧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这两人垄断了许多权力，以致年羹尧进京朝见时，直求总督需要跪在道旁迎送。世宗为十么要这样厚遇他们，史学界有许多议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提出：世宗的帝位，是用篡夺手段得来的，而这两人是他夺取帝位过程中的最得力助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现在也难以断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让这两个人老是如此专擅，阜帝必将大权旁落，这是清世宗决不能忍受的。到了雍正三年，清世宗就突然翻脸，把年羹尧逮捕，押至京师，命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审。这一审便发现了他的许多重罪，于是命令他在狱中自杀。而在揭露出来的重罪中，有一条既是：年羹尧看到了他的幕客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随笔》而不出首。汪景祺也就因此被处死。据说，汪景祺的诗有“悖谬”之语，又对清圣祖的谥和雍正年号加以讥讪，并作《功臣不可为论》，以历史上功高而被杀的檀道济、萧懿比年羹尧。但他被杀的真正原因，乃是他跟年羹尧的关系；通过把《西征随笔》定为应该禁毁的逆书，可以增加年羹尧的罪名。 查嗣庭案也是类似的情况。在年羹尧被处死时，隆科多已受了处分，但还保留部分职位。到雍正四年，原为隆科多所荐的礼部待郎查嗣庭以文字狱遭祸，为隆科多又加了一条罪状。雍止五年，隆科多就被判“永远禁锢”，次年去世。至于查嗣庭本人的案件，是这样的：雍正四年，查嗣庭为江西乡试正考官。清世宗认为他出的题目含有讥刺时事之意，说明他心怀怨望，遂下旨搜查他的寓所，查出日记二本，据以定罪。清世宗谕旨如下： ……查嗣庭案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浅薄乖张，平日必有记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二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又于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世宗实录》卷四八） 他一再把查嗣庭和隆科多联系起来，通过查嗣庭而进一步打击隆科多的意图由此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有个流行很广的传说：查嗣庭在江西出的题目是“维民所止”，有人就向清世宗说，“维”字是“雍’宇去头，“止”字是“止”宁去头，这道题目是对雍正的诅咒。但这跟实际情况不符。他在江西所出试题共三道：《君子不以人废言》、《日省月试》、《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根本没有“维民所止”的题目，至于他的试题之被认为“心怀怨望，讥赐时事”。毛病大概出在最后一道。这一段话出于《孟子》（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日，均出于《四书》、《五经》），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不勤于修学闻道，那么，心就会被蔽塞不通，正如山径之被茅草阻塞一样。清世宗可能认为“今茅塞子之心矣”是针对他而发，不免大发雷霆。（桐桐注：该观点出自金庸，实际上查斯庭获罪的考题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正止相连，和汪景祺一样，讥讽正有一止之相。）但根本的—条，恐因他早就认为查嗣庭是隆科客的党羽，意欲除去，试题小过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 此案的审理结果是：查嗣庭处斩，但他在判决前已死于狱中，只能戮尸枭示；他的儿子也被杀，家属流放；因查嗣庭是浙江人，停止浙江人参加雍正五年的会试。查嗣庭有《双遂堂全集》，又有《双遂堂遗集》（系全集的补遗），在当时自然也就成了禁书。 查嗣庭被杀后，至雍正六年又有陆生楠的《通鉴论》案。陆生楠本为工部主事，但颇有点桀骜不逊，清世宗将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统帅锡保劾奏其著有《通鉴论》七十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中论封建之利的部分，“言词更属狂悖、显系非议时政”。清世宗看后，下谕对其中的“狂悖”论点加以痛斥，并将陆牛楠处死。从谕旨中所引用的来看，陆生楠的主要观点是：“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顿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他之所以否定郡县制，是因为这种制度加强了专制独裁，加剧了君主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君主实际上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在他的理论中，包含着要求削弱君权的成分。在清世宗看来，这其实是针对他而发，是对他加强君主独裁的抵制和反抗，所以陆生楠非死不可。《通鉴论》自然也一并毁掉。假如说，汪、查的判处死刑是出于打击两个权臣以集中君主权力的需要，那么，处死陆生楠则是为了清除那种反对集权的理论。 同年七月，还发生了谢济世的注解《大学》案。谢济世为御史因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贪黩不法而获罪，也被发往军前效力。统帅锡金参劾他注解《大学》，毁谤程朱。清世宗看后，说他“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他的意思是说，谢济世是在借题发挥，骂他“拒谏饰非”。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田文镜是个在政治上积极贯彻清世宗集权意图的人，清世宗把他视为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田文镜也就是向清世宗的集权措施挑战。谢济世前次之受处分，就是为此；现在发往军中，不老实改海，又进而指桑骂槐地批评皇上“拒谏饰非”，自然更为世宗所不能忍受。因此，就又罚他去充苦差。但对他毁谤程朱，却似乎不怎么在意，没有加以禁止，所以谢济世仍然继续他的毁谤。倒是清高宗，虽然对谢济世的为官颇有好感，却认为他的“肆抵程朱”“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到乾隆六年，下旨把他的著作和书板全部销毁；被销毁的著作计有：《论语注》、《孝经注》、《古文大学注》、《中庸注》、《孟子注》、《易经注》、《书经注》、《诗经注》，共八部。 以上四个案件，都是围绕着加强君主集权而展开的，可见清世宗的注意力已与清圣祖有所不同。到了乾隆时期，在文字狱方面的演变就更为突出。 清高宗一即位，就将在雍正时策动岳钟琪造反的曾静、张熙处死。尽管清世宗当时曾明降谕旨：由于曾、张已经悔悟，不再加罪；但高宗仍悍然不顾。这可视为他决意加强镇压的信号。他在位位六十年，根据现有资料，较严重的文字狱就有三十几起平均两年不到就有一起，其比例高于清世宗时期。在这三十几起中，涉及到民族意识的，只有两起，另有硬派为民族意识的二起，其余都不过是对现实略有牢骚或不识忌讳，有的甚至是神经不正常，但却都遭了大祸。高宗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举国上下人人颂圣，家家感恩，不敢稍有不满。这比起清世宗来，委实又进了一步。 （后面关于乾隆的部分，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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