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为雍正正名，允禵本非康熙心中储贰（未完）
不久前看到一则短信，“谨代表清朝皇室祝你身体康熙，品行雍正，学运乾隆，科科嘉庆——一切宣统”。虽然是游戏笔墨，但品行和雍正能联系在一起实在让我感到难能可贵。今天是四四的生日，特录入姜相顺《大清王朝之谜》中立储迷雾一节，为四四正名。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帝在重病在身的情况下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王，多数史家认为这是允禵为皇位继承人的象征，是康熙末年的重大举措，除征用皇帝的“正黄旗之傃”。但允禵当时爵位是固山贝子，地位较低，出任大将军地位有上升，封什么王也未明确，旗傃也含混不清，有时又说“依王傃式样”，似难说他是皇位的接班人。若结合以下史实，说康熙帝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之举，并不想让他继承皇位，仅是乃父的立储迷雾，似更恰当。 允禵在出任大将军王后，对吏部侍郎色尔图、都统胡杨图甚至笔帖式戴通的处理，都要向康熙帝请旨，并没有决断权，而且他的意见也并未完全为康熙帝采纳。允禵领兵出征是否“出口”的问题，也是经康熙帝定夺的，“遵旨不出口外，驻扎西宁”。允禵领兵出征西征，还有着严重的虚声恫吓的因素：“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担心出口后真实兵力为“准格尔与青海之人”“闻知”；驻扎西宁后允禵“仍令扬言，大兵日下两路进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允禵在西征之役中扮演的实际角色，虽不能说无足轻重，但说有很重要的地位似乎言过其实。康熙五十八年（1719）七八月份，允禵之女被封为郡君，其婿僧滚扎卜为多罗额驸，说明允禵人大将军王之后实际地位也没有提高。在此前后康熙帝身体并不太好，“气血渐衰，精神渐减，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但仍然明确表示“若要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行”，还在防备“不肖之徒”“因以为奸”，则大将军王一直是否皇帝的要务就很明显了。康熙五十八、五十九年允禵虽任抚远大将军“管理进藏军务粮饷”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分掌在靖逆将军富宁安、征西将军祁里德、振武将军付尔丹、定西将军葛尔弼、平逆将军延信等手中，这些将军直接向康熙帝请示报告，接受皇帝的直接指挥，因此所谓大将军王“调遣官兵”不能分皇帝之任，落下的实际任务就仅有办理亮相了。但就是这后一项任务，允禵也没有很好完成，甚至将“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哪，听其挥霍”。如果允禵是一个志向远大、头脑清醒的皇位继承人，应不当干出这种事情。 允禵在大将军王任内的四年中，其主要政治活动是与允禟之人员和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主要动机当然是继续其出征前的图谋：“允禵出兵是，允禟日至其家，二三更方回。所商之事，总是要允禵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又听见姚子孝说：‘十四爷向我们爷（指允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消息，这个差事向来是我的了！’允禵出门后，果常常差姚子孝往西宁来往”。得到允禵巨款的允禩对其继统的可能是支持的，认为“十四爷若得立为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由于倾向于他的诸皇兄的影响，是头脑简单的允禵“顿萌大志”，西征初期得到“大将军天子英毅，礼贤下士”的评价，“听得何图的兄弟从西边回来说：十四爷初到时节，名声还好”。“闻得十四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李光地门人程万策者，闻于十四王爷见彼，侍以高坐，呼为先生”。政治上很不安分，允禵生活上也不检点，强“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以为军中戏乐，其骄奢淫逸之态可见一二。 胤禛即位后曾说:“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为允禵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者，从未闻也。——允禵所行，悉僭越非制”。有人认为，允禵的“僭越非制”大权正式其父康熙给的，由此推测他已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其实胤禛说他“僭越非制”指的不是康熙授予他的权力，那是写在实录和邸报上的。从允禵在西征中的表现来看，也确有“僭越非制”的事实，如阿布兰德跪接，把军费银私送允禩等，这是允禵在熨烫、阿布兰等恭维、吹捧下错误估计自己可能被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结果。部分王公大臣将允禵当作皇太子看，并未得到康熙的认可，实际并不是，所以仍然是部分人的推测。宗室阿布兰由推测而采取行动，归根到底是破“例”的，是不合适的。严重的说，是对不亲近允禵的康熙诸子的挑衅行为，胤禛对此不满自在当日。 允禵在康熙五十八年就出任抚远大将军王，即或“令掌生杀重任”，与原皇太子胤礽相比，其受信任的程度和权力不可同日而语。胤礽留守北京时“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著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显然是代行皇帝的大部职责，掌握着中央政权机构。而允禵充其量也不过是方面之寄。康熙对抚远大将军王曾有特旨，“此次大兵在外，如遇章京并护军校，骠骑校缺出，令大将军即行补报”。可见，大将军权力是有限的，能够“即行补报”的不过是“章京”“护军校”之类的低级官员。在战争的情况下，大将军有此有限的权力当不是什么创例。 康熙五十八年青海罗卜藏丹津至京，面见康熙帝。康熙帝对他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允禵为“良将”“有带兵才能”的确证，殊不知这也是同康熙帝用皇子西征扬称三十万大兵有同样目的的吹嘘之辞。为良将等，与允禵在军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相矛盾。兹以康熙五十九年（1720）葛尔弼、岳钟琪君进藏一役看，当清军“嘀喇哩”时，“忽大将军以青海、蒙古兵不能如期集，令就所到处顿兵，毋轻动”。按照允禵的这个指令，实际就会造成军事“宕延，是自困”，“若俟大军齐，恐粮草一尽，进退失据”，幸而名将岳钟琪起了重要的抵制作用，葛尔弼“遂进兵”而“西藏平”。从这次战役中看出允禵并非什么“良将”，如按照他说的办，只能“犹豫未决”而“进退失据”，是否能迅速平定西藏就很难说了。从此还可看出，云梯“管理进藏事务”“调遣官兵”也确有些实际行动，但这种行动的不正确方面下受抵制，上面还有康熙的“独断”，有些事情要“行文大将军”，还要同其他将军“互相商酌”以至“题明再议”，对其实际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所以康熙帝对罗卜藏丹津等说的那番话，是因为他们是清朝的笼络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康熙帝实际上是将清军的实权操在各将手上，听自己直接指挥，面对笼络对象罗卜藏丹津做出“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的说法。 《抚远大将军奏议》上说：“窃维国之大法，唯有一君；军中，唯有一将。”并非仅强调将的权力，将总是要听君的指挥，作为大将军允禵的权力是有限的。允禵为谋取储位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曾聘请名士李塨，“使人访先生”，“山西舞剧杨兰生来，出蔡瑞寰书，言十四王聘先生，车马在后”。李塨“以老病不能行”加以拒绝。康熙六十年（1721）允禵又差人来聘李塨，“不遇而去”。可见，名士李塨之不附允禵，其当时的地位、分量可知。
不久前看到一则短信，“谨代表清朝皇室祝你身体康熙，品行雍正，学运乾隆，科科嘉庆——一切宣统”。虽然是游戏笔墨，但品行和雍正能联系在一起实在让我感到难能可贵。今天是四四的生日，特录入姜相顺《大清王朝之谜》中立储迷雾一节，为四四正名。 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康熙帝在重病在身的情况下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王，多数史家认为这是允禵为皇位继承人的象征，是康熙末年的重大举措，除征用皇帝的“正黄旗之傃”。但允禵当时爵位是固山贝子，地位较低，出任大将军地位有上升，封什么王也未明确，旗傃也含混不清，有时又说“依王傃式样”，似难说他是皇位的接班人。若结合以下史实，说康熙帝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之举，并不想让他继承皇位，仅是乃父的立储迷雾，似更恰当。 允禵在出任大将军王后，对吏部侍郎色尔图、都统胡杨图甚至笔帖式戴通的处理，都要向康熙帝请旨，并没有决断权，而且他的意见也并未完全为康熙帝采纳。允禵领兵出征是否“出口”的问题，也是经康熙帝定夺的，“遵旨不出口外，驻扎西宁”。允禵领兵出征西征，还有着严重的虚声恫吓的因素：“扬称三十万大兵进剿”，担心出口后真实兵力为“准格尔与青海之人”“闻知”；驻扎西宁后允禵“仍令扬言，大兵日下两路进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允禵在西征之役中扮演的实际角色，虽不能说无足轻重，但说有很重要的地位似乎言过其实。康熙五十八年（1719）七八月份，允禵之女被封为郡君，其婿僧滚扎卜为多罗额驸，说明允禵人大将军王之后实际地位也没有提高。在此前后康熙帝身体并不太好，“气血渐衰，精神渐减，办事殊觉疲惫，写字手亦渐颤”但仍然明确表示“若要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行”，还在防备“不肖之徒”“因以为奸”，则大将军王一直是否皇帝的要务就很明显了。康熙五十八、五十九年允禵虽任抚远大将军“管理进藏军务粮饷”但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分掌在靖逆将军富宁安、征西将军祁里德、振武将军付尔丹、定西将军葛尔弼、平逆将军延信等手中，这些将军直接向康熙帝请示报告，接受皇帝的直接指挥，因此所谓大将军王“调遣官兵”不能分皇帝之任，落下的实际任务就仅有办理亮相了。但就是这后一项任务，允禵也没有很好完成，甚至将“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哪，听其挥霍”。如果允禵是一个志向远大、头脑清醒的皇位继承人，应不当干出这种事情。 允禵在大将军王任内的四年中，其主要政治活动是与允禟之人员和书信往来十分频繁，主要动机当然是继续其出征前的图谋：“允禵出兵是，允禟日至其家，二三更方回。所商之事，总是要允禵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又听见姚子孝说：‘十四爷向我们爷（指允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消息，这个差事向来是我的了！’允禵出门后，果常常差姚子孝往西宁来往”。得到允禵巨款的允禩对其继统的可能是支持的，认为“十四爷若得立为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由于倾向于他的诸皇兄的影响，是头脑简单的允禵“顿萌大志”，西征初期得到“大将军天子英毅，礼贤下士”的评价，“听得何图的兄弟从西边回来说：十四爷初到时节，名声还好”。“闻得十四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李光地门人程万策者，闻于十四王爷见彼，侍以高坐，呼为先生”。政治上很不安分，允禵生活上也不检点，强“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以为军中戏乐，其骄奢淫逸之态可见一二。 胤禛即位后曾说:“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为允禵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者，从未闻也。——允禵所行，悉僭越非制”。有人认为，允禵的“僭越非制”大权正式其父康熙给的，由此推测他已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其实胤禛说他“僭越非制”指的不是康熙授予他的权力，那是写在实录和邸报上的。从允禵在西征中的表现来看，也确有“僭越非制”的事实，如阿布兰德跪接，把军费银私送允禩等，这是允禵在熨烫、阿布兰等恭维、吹捧下错误估计自己可能被定为皇位继承人的结果。部分王公大臣将允禵当作皇太子看，并未得到康熙的认可，实际并不是，所以仍然是部分人的推测。宗室阿布兰由推测而采取行动，归根到底是破“例”的，是不合适的。严重的说，是对不亲近允禵的康熙诸子的挑衅行为，胤禛对此不满自在当日。 允禵在康熙五十八年就出任抚远大将军王，即或“令掌生杀重任”，与原皇太子胤礽相比，其受信任的程度和权力不可同日而语。胤礽留守北京时“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著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显然是代行皇帝的大部职责，掌握着中央政权机构。而允禵充其量也不过是方面之寄。康熙对抚远大将军王曾有特旨，“此次大兵在外，如遇章京并护军校，骠骑校缺出，令大将军即行补报”。可见，大将军权力是有限的，能够“即行补报”的不过是“章京”“护军校”之类的低级官员。在战争的情况下，大将军有此有限的权力当不是什么创例。 康熙五十八年青海罗卜藏丹津至京，面见康熙帝。康熙帝对他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允禵为“良将”“有带兵才能”的确证，殊不知这也是同康熙帝用皇子西征扬称三十万大兵有同样目的的吹嘘之辞。为良将等，与允禵在军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相矛盾。兹以康熙五十九年（1720）葛尔弼、岳钟琪君进藏一役看，当清军“嘀喇哩”时，“忽大将军以青海、蒙古兵不能如期集，令就所到处顿兵，毋轻动”。按照允禵的这个指令，实际就会造成军事“宕延，是自困”，“若俟大军齐，恐粮草一尽，进退失据”，幸而名将岳钟琪起了重要的抵制作用，葛尔弼“遂进兵”而“西藏平”。从这次战役中看出允禵并非什么“良将”，如按照他说的办，只能“犹豫未决”而“进退失据”，是否能迅速平定西藏就很难说了。从此还可看出，云梯“管理进藏事务”“调遣官兵”也确有些实际行动，但这种行动的不正确方面下受抵制，上面还有康熙的“独断”，有些事情要“行文大将军”，还要同其他将军“互相商酌”以至“题明再议”，对其实际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所以康熙帝对罗卜藏丹津等说的那番话，是因为他们是清朝的笼络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康熙帝实际上是将清军的实权操在各将手上，听自己直接指挥，面对笼络对象罗卜藏丹津做出“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的说法。 《抚远大将军奏议》上说：“窃维国之大法，唯有一君；军中，唯有一将。”并非仅强调将的权力，将总是要听君的指挥，作为大将军允禵的权力是有限的。允禵为谋取储位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曾聘请名士李塨，“使人访先生”，“山西舞剧杨兰生来，出蔡瑞寰书，言十四王聘先生，车马在后”。李塨“以老病不能行”加以拒绝。康熙六十年（1721）允禵又差人来聘李塨，“不遇而去”。可见，名士李塨之不附允禵，其当时的地位、分量可知。 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允禵提出西北来年大举进攻“事关重大，请容臣轻装赴京，恭请圣训”。康熙帝允他来京，但提出“此际若妄策阿喇布坦属下，有自相离溃率众来归者”，则停止来京，同时令将军祁里德、付尔丹、军兹之前锋统领丁寿、护军统领罗涂拉、富宁安处排一可托大臣来京，显然深知其子所知有限而要听取各方面意见给以指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对西北用兵方略有了重大变化，康熙帝“著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选派好喇嘛为师，作速差往进行议和活动，显然与允禵所倡不同。四月允禵又回京又“复往军前”已起不了多大作用。所以说派允禵西征，是为其继储创造条件，并不符合实际。其复往军前不过是靠皇子身份继续威慑准格尔叛乱势力而已。 可见，多抒清史学者认为康熙帝曾有立允禵为储之意，从各方面考虑都是不符实际的。而没有立他为储的打算，仅是康熙帝的一招立储迷雾之棋，笔者以为倒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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