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关于雍正帝毁多余于誉的思考by杨珍
关于雍正帝毁多余于誉的思考杨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传统社会历时2000余年，在此期间，先后出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统一中央王朝，并涌现出一批对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我国的辽阔版图，发展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名君。雍正帝即在其中。 雍正帝在位仅有13年（1723－1735年），然而他却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扭转了康熙晚期积弊严重，社会发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康乾盛世方能进入鼎盛时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其最高峰。这一为期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无可或缺。如果从在位时间相对短暂，但建树之多，政绩之大并不亚于其他历史名君这一角度审视，雍正帝当属更为不易。 可是，雍正帝又是一位名声不好，甚至毁多于誉的皇帝，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名君中，也是罕见的。尽管这种情况近年来已有很大变化，史家对雍正帝作出了相当客观而全面的评价，不过，历史上所形成的对雍正帝的某些看法及其对人们的影响，依然存在。 雍正帝的恶名中最主要者为窃诏篡位，故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之说(1)，其他如“疏忌骨肉”、“怀疑诛忠”、“即位未几，亲藩诛锄殆尽”(2)等，大都源之于此。雍正帝整顿吏治，清查亏空钱粮而落下抄家皇帝之名(3)，并被认为“贪财”、“好杀”、“酗酒”、“淫色”等等(4)，乃因触动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遭其诋毁(5)，这构成雍正帝负有恶名的诸多原因之一，但终究还是相对次要的因素。 雍正帝因即位不合封建法统而受到非议，表明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主要标准，评判帝王，褒贬是非。中国历史名君内，得位不正者不乏其人。如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7627－649年）曾杀兄屠弟，逼父退位；明成祖朱棣（在位22年，1403－1424年）发动靖难之役，攻入京城，取亲侄建文帝而代之，上述行为虽然也受到指责（见下文），但这两位历史名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未因之发生动摇。 事实上，雍正帝的皇位并非是像上述两帝那样，通过杀兄逼父，或向亲侄宣战相逼而获得。清朝遗老所撰《清宫词》述及允禩、允禟等受雍正帝迫害事，喻之为“煎豆燃萁苦不容”，但同时又认为唐太宗对兄弟之狠毒更有过之，故有“元武门前双折翼，泰陵毕竟胜唐宗”等语(6)，当为客观之论。可是，为什么唐太宗未曾由此被改变其英君形象，雍正帝却深受其累，长时期地背负恶名呢？在雍正帝毁多于誉这一表象背后，隐藏着这多方面复杂的原因。 今年恰值康熙帝去世280周年（1722－2002年）。换言之，雍正帝以非正常方式继承皇位，有关其矫诏夺位说开始流传，距今也已整整280年。本文试图通过雍正帝毁多于誉的反思，并联系与此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比较，以有助于更为深入地认识历史。 一 两种皇位继承制度转换中的侥幸得位者 中国历代帝王中，雍正帝的继统颇具有特殊性。 以唐太宗、明成祖而论，他们都是在其父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并且立嫡长子（如李建成）为皇太子，或因太子早逝而传位嫡孙（朱允炆）后，分别以武力夺得储位或皇位。两人虽然都违背了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宗旨，但其取得皇位的全过程，无不具有公开性的特点，使人一目了然。 雍正帝则不同。他既非是从皇储手中夺得储位，亦非是在皇父所立皇储继承皇位后，由后者手中夺得皇位。雍正帝是清朝前期两种皇位继承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的一位侥幸得位者，他的继位乃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有机结合。 清朝入关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年）确立了解决汗位传承问题的基本规则汗位推选制，但该制在其第二次实施，即清太宗皇太极死后的皇权交接中，已发生很大变化，近乎于名存实亡。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去世之际，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正处于一个过渡期，由汗位推选制向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转换尚未正式起始。孝庄皇太后则是在选择范围很小的情况下，确定顺治帝的第三子玄烨为皇位继承人。 康熙十四年（1675年），平定三藩的战争正在进行中，清廷暂时处于不利形势。当时只有22岁的康熙帝果断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策立嫡子允礽为皇太子，以鼓舞士气，进一步增强汉族地主士大夫对清廷的向心力。由于这一做法未能得到仍然深受满族传统旧制与观念影响的满洲贵族王公的理解和支持，，康熙帝经历了两立两废太子的惨痛教训终于在其晚年改变初衷，不再实施改制。他总结汲取历代王朝解决皇位传承问题中的经验，并借鉴吸收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的部分内涵（例如不预立嗣君），制定了以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择贤而立，暗中对出储君进行考察培养，对储君人选严格保密为主要内容的秘密建储计划。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长篇面谕”的发布，是秘密建储计划开始实施的标志。 因发生策旺阿拉布坦入侵拉萨，控制西藏，西南告急的突发事件，康熙帝被迫中断于五十七年（1718年）初策立太子的原定步骤，决定延长秘密建储计划的实施，并于是年十月任命他所暗定的储君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师西征。(7)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夏，允禵指挥清军收复拉萨，为清朝统一边疆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康熙帝通过让未来的继承人建立军功，在朝内外培养其威信的目的，基本达到。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因感冒引发心脑血管病突发猝死，这时允禵尚在西北主持军务。由于康熙对秘密建储计划中保密宗旨的理解，过于拘泥，并未将其意图透露给其他人，更重要的是，他并未采取当其本人发生意外时，仍能保证其属意者顺利继承皇位的任何具体措施，所以，皇四子胤禛利用这一机会，在步军统领隆科多的帮助下，侥幸取得皇位。 雍正帝继位后，改进秘密建储计划，公开实施秘密建储，并建立了隐性储权，从而为暗定储君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能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提供了切实保证。(8)这一做法后来被乾隆帝确立为制度，即秘密建储制度。显然，秘密建储计划与秘密建储制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它也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由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向秘密建储制转换中的一个关键环节。秘密建储计划的实施表明这一转换已经开始。 并非康熙帝属意者的胤禛得继皇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个新的建储模式在其初行阶段，难免存在种种疏漏与偏颇，并因此而无法完全实现预期目标。这实际上是为觊觎皇位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之机，如果有人能抓住这一时机，就有可能获取本来与之无缘的皇位。事实证明，惟有雍正帝如此行之，并如愿以偿。自然，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得益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如其本人就在京师，且得到步军统领隆科多的帮助支持，而更为关键者还在于他是一个善于观察、思考之人，对康熙帝的建储意向始终密切关注，既有所备，又深藏不露。上述因素无论何项或缺，都有可能出现另一结果，即获取皇位者并非雍正帝。因此雍正帝的继位，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雍正帝是在两种皇位继承制转换过程中，利用秘密建储计划的疏漏而侥幸得位，所谓窃诏篡位说乃无稽之谈。不过，同其他历史名君相比，雍正帝的得位具有晦暗不明的特点。 自雍正帝继位初始，关于他得位不正之说即起，甚至播扬海外，但是，致使雍正帝为人所痛恨的更直接原因，还是其继位后对于宗室皇亲及勋旧重臣的一系列过激举措，然而他却又不得不为之。 二 固结15年的反对派营垒 雍正帝继位后严厉惩治反对他的众多皇族成员与勋贵大臣的行为，构成其所负恶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寻根溯源，考察这一情况所从出的历史背景，始作俑者乃康熙帝。是他晚年为其属意者允禵作出的人事安排和由此形成的权力格局，迫使雍正帝采取了上述做法，至于后者刻薄寡恩，睚眦必报的个性特点与过于严苛的为证政风格，只是对此有推波助澜作用。 雍正帝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透露，以其兄弟允禩等为首的政敌人数众多，牢不可破，使他倍感棘手，乃至难以措置。他说：“朕受皇考付托之重，临御以来，于国家政务，悉心办理，朕自揣精神力量，可以经理有余。惟于弟兄之中，此数人万难化诲，既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具困。”(9)
“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苏努、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党，固结甚深，如胶如漆，牢不可破也。”(10)“伊等之奸谋若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11)“大概不被阿其那、塞思黑愚弄之人，万中无一。”(12) 其实，有众多皇室成员与勋旧重臣参与其中，后来发展成为雍正帝反对派的这一强大阵营，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一废太子事件中即已显露端倪。 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废黜皇太子允礽后，旋即产生悔意。为了尽量挽回颜面，他借鉴汗位推选制的方式，令众臣于诸皇子中保举皇太子，意在通过大臣之口，道出其复立允礽之愿。不料以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内大臣鄂伦岱为首的满汉朝臣，一致保举皇八子允禩为皇太子。当朝重臣、功臣后裔以及康熙帝母家戚属、其他外戚成员等一并作为一位普通皇子的支持拥护者(13)，这一事实引起康熙帝的高度警觉与极大反感。可是，他在严斥允禩妄博虚名、并很快复立允礽惟太子之后，对于保举允禩的诸多重臣，虽然也予以痛责，斥其为“图谋专擅”(14)，但却加以保全，未行惩处。换言之，在一废太子事件中显现的以允禩为首的反太子派及其外围人员和同情者，并未随着太子的复立而解体。康熙帝十分了解这些勋贵重臣，对他们的忠诚深信不疑。况且正是这批人构成朝廷的中坚，动辄撤换将不利于稳定人心。另一方面，康熙帝还有以之牵制太子势力的意图，这在二废太子后看守废太子人员选择上，有充分反映。(15)当然，康熙帝极重亲情，仁义宽厚的性格作风，也起有一定作用。 允禵与允禩、允禟等关系一向很好。当康熙帝属意于允禵，并开始实施秘密建储计划后，允禩及其阵营之人自然就会被其视为允禵的拥护者与辅佐力量。二废太子后不久再次受到康熙帝严厉指斥的允禩，在康熙帝晚年逐步重受信任，被委派办理政务(16），六十年（1721年）又被康熙帝以朱笔圈入可遣往祭祀天地、太庙、社稷的皇子与重臣名单内。(17)在康熙帝看来，允禩可以成为允禵的重要力量，因而在客观上对于秘密建储计划的顺利实现起有促进作用。 康熙帝晚年清朝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特别是满洲贵族上层的权力分配格局，集中体现出他以有利于允禵其后为政为主要出发点而作出的人事部署。 根据《八旗通志初集》（《八旗大臣年表》、《宗人府年表》、《内阁大臣年表》、）及《清史稿》（《大学士年表》）统计，康熙帝去世前，朝中领侍卫内大臣共6人，其中属于允禩阵营者3人，他们是鄂伦岱（首席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和满都护。大学士5人，其中满洲大学士3人，马齐（首席大学士）、萧永藻都是允禩、允禵的支持者。宗人府宗令简亲王雅尔江阿、左宗正贝子鲁宾、左宗人辅国公阿布兰，都与允禩、允禵等关系密切。此外，允禩阵营的重要成员允礻我、苏努以及满都护（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任）、阿布兰等分别担任满洲八旗都统。(18) 然而当雍正帝侥幸继位后，这些本应成为允禵辅佐者的重臣，其中较大一部分程度不同地成为新帝的反对派，这是一个无从避免的发展结局。康熙帝生前为其属意者精心做出人事安排，但却弄巧成拙，因之构成新帝集中皇权的极大掣肘力，迫使其继承人以残酷手段大肆惩治，并由此招致众怨，加重了恶名。这一颇富有戏剧性的后果，是康熙帝万万没有料到的。 如果仅仅是一位并非皇帝属意者的皇子侥幸获得皇位，这位幸运者即使不会很快使众臣倾心悦服，显然也不致在朝中处于孤立状态。问题在于，康熙晚期的储位斗争之中，雍正帝先是与允禵、允禩等人十分接近，或许亦为反太子派中的一员，后又与其疏远而在康熙帝前刻意表现公允。因此，雍正帝在继位后始终难以赢得众臣之心，还有更深层的缘故。
三
个人品行与历史积怨 出尔反尔与投机善变行为，历来被人视为一种不良品行，受到指责，古今中外皆然。早在雍正帝继位前，部分年长皇子及王公大臣即已对他的上述做法深为反感，予以鄙视。这既是雍正帝继位初始仍在朝臣中缺乏威信，倍感孤立的原因之一，也是其授人以诟柄的一个重要方面。雍正帝身后之毁词，之所以远远超出同样以非正常方式继承皇位，但却不曾有上述经历的唐太宗、明成祖等人，也可由此找寻答案。 据雍正帝透露，雍正四年（1726年），皇九子允禟从西宁被押解保定途中，“解送人员向伊称述朕即位以来所办政务，伊笑曰：‘他从来原伶俐。’”雍正帝因为指斥允禟“全无臣弟之道，而其悖逆之念更炽，又何可望其悛改耶！”(19)允禟之语虽简，却颇有分寸的表示出对雍正帝个人品行的讥讽，在雍正帝的反对派中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看法其来有自。 康熙帝一废太子前，尚是四阿哥的胤禛与反太子派成员允褆、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禵等人十分要好，很可能也曾有过反对太子允礽的言行。这从下述事例中可以看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初，康熙帝允许部分年长皇子于畅春园以北地方修建别墅，后因面积较小，经皇子们自行商议，允褆、允禩、允禟、允礻我等皇子的别墅共同建于该处。在太子党与反太子派之间保持中立的允祉等三位皇子，则被排除在这一组合之外，最后是于畅春园附近另觅空地，修建了自己的别墅。(20)这表明虽然同为年长皇子，但胤禛与允禩等人关系更为密切，而允祉等却并非其同道。此时正值废太子的前一年，京城府邸即已毗邻的胤禛、允禩、允禟等人，又将畅春园别墅建在一处，这对于他们共同密谋或参与倒太子的活动，自然有利。 一废太子期间康熙帝一度拘禁允禩，允禟与允禵“挺身保奏”时，允禵不曾邀约其他皇子，只是约胤禛一起保奏。(21)如果胤禛的有关立场、观点原非与其一致，允禵则不会有此之举。 皇十三子允祥因在一废太子中参与倒太子活动，而被康熙帝认为“并非勤学忠孝之人，著允祉、允禵等加以约束。”(22)允祥是康熙朝十四阿哥以上年长皇子中，惟一一位未被皇父封以爵位者，足见终康熙之世，他始终未能真正得到皇父的谅解。雍正帝做皇子时即与允祥十分要好，他继位后，允祥立即成为他的心腹，极受倚信褒奖。允祥是否曾在一废太子事件中代替胤禛而受过，已无史料可予以证明，但上述情况起码可以作为胤禛曾与反太子派成员关系甚深的反证之一。 当康熙帝在一废太子后随即生悔，拟行复立太子后，反太子派的绝大多数成员仍力图阻止康熙帝将这一不明智的决定付诸实施，允禵等人为允禩保奏，以及众臣一致保举允禩为太子的行动，均是他们依然坚持反太子立场的表现。然而胤禛的做法却与此相左，他竟多次在皇父前为废太子保奏，并为诸皇子讲好话，仿佛具有不同于其他皇子和众多王公大臣的心胸气度。(23)姑且不论这种做法背后的政治深意，它引起一向视胤禛为同路人的反太子派成员的极大反感，后者开始非议其人品，这种情绪和看法又对其他朝臣产生较大影响，乃是情理中事。 此后直至康熙帝去世，虽然胤禛与允禩等人之间尽量保持一定距离，并以“天下第一闲人”自诩(24)，但是，他于一废太子前与反太子派成员的密切关系以及在一废太子中的有关表现，乃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当胤禛继承皇位时，他与部分宗室成员、王公大臣结下的仇怨，已有15年的漫长历史。 四
与宗室、勋贵相对立的孤家寡人 按照为中国传统社会奉为圭臬的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人们的基本行为规范，而笃行亲亲之道，推恩于宗室贵戚，以求“敦睦一本”，乃是帝王所应躬行之事，实际上也是用以团结统治集团成员，巩固通知根基的一个重要策略。雍正帝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存在很大偏差。 由于康熙帝晚年的有关人事安排与权力分配格局，是为了有利于辅佐其属意者允禵而做出，致使被他视为允禵支持者，以允禩为首的反太子派势力很大，而后者又同胤禛有上述历史纠葛，因此，雍正帝继位之初，尽管也曾首先采取对允禩等人晋爵重用等笼络手段，但一当发现并未奏效，即所谓“万难化诲”(25)后，便采取了极为严酷的惩治措施。自然，雍正帝转而对反对派成员大张挞伐，同雍正二年（1724年）清军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帝的统治逐步稳固很有关系。 显然，雍正帝清楚反对派乃维护皇权而不得不为之举，但其打击面过宽，惩治手段过于残忍，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失策。 《清史稿》的编撰者认为，可与汉之文、景相比拟的雍正帝，“独孔怀之谊，疑于未笃。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尽出于文帝之寡恩也”。(26)这些话出自对亡清怀有复杂感情的清朝遗老之口，虽然语气婉转，且在一定程度上仍坚持为君者讳的宗旨，但终究道出雍正帝为帝生涯中的一个重大缺憾，即未笃兄弟之情，对皇室宗亲未行亲亲之谊。这恰是雍正帝身后毁多于誉的一个症结所在，因为在播扬其恶名的过程中，他的同胞手足以及皇亲国戚，显然比中下层官员或普通百姓起有更大、更直接的作用，其所言更能令人信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史的有关记述中，史官层分别论及对于唐太宗、明成祖夺位行为的看法，尽管笔法之曲直有较大区别。 如宋人司马光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即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27) 清人张廷玉等则认为，文皇（明成祖）“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幅陨（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28)所谓倒行逆施，当首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儿皇位一事。 但是，如果与雍正帝相比较，无论唐太宗还是明成祖，虽然在获取皇位过程中也都使用酷烈手段斩除对手，但对于当朝皇亲贵戚的打击面，却相对小得多，因而不存在与众多宗室成员之间的尖锐对立。 如明太祖朱元璋共有皇子26人，其中24人封有王爵，被派往各地要塞镇守（皇九子赵王杞2岁受封，翌年卒）。建文帝继位后，试图解决藩王势大，尾大不掉的问题，于建文元年（1399年）二月“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29)，又先后将周王朱橚等5位叔王废为庶人，或予禁锢。其中，湘王朱柏“惧，无以自明，阖宫焚死。……王无子，封除。”(30)朱元璋在位时，已将功臣屠戮殆尽，这使建文帝继位后缺乏德高望重且能对他予以得力辅佐之人，而建文帝本人实施新政的过程中，又操之过急，为削除强藩的威胁，加强皇权而将自己置于众多叔辈藩王的对立面。仅以此观之，他的处境实已岌岌可危。燕王朱棣则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建文帝的这一失策。史载，“燕师渡江，橞（建文帝十九叔谷王朱橞）奉（朝廷）命守金川门，登城望见成祖麾盖，开门迎降”。(31)当燕兵入金川门后，被建文帝禁锢京师，已废为庶人的周王朱橚与齐王朱榑转悲为喜，将燕兵视为救星。(32)这些事例都说明，朱棣的所谓清君侧之举，得到诸多藩王的支持拥护。朱棣继位后立即将被建文帝废黜者复王爵，有的还予增加俸禄（如对周王朱橚加禄五千石），进一步获得大多数宗室成员的好感。虽然他是夺位，但与建文帝相比，在宗室内部的人心向背上，朱棣已取得绝对优势。他对懿文太子、建文帝诸子及戚属确也采取贬抑惩治等措施，但这终究是局限在一个较小范围内，不能与众藩王皆得其惠的意义与影响相提并论。至于明成祖其后又有步骤地实施削藩之举，在后人看来与其夺取侄儿皇位的行为，已无直接关联。事实也是如此。 通过武力夺取亲侄皇位的明成祖，事成后并未遇到如同雍正帝那样的尴尬处境，其重要原因，是他不仅并未由此而得罪大多数宗室成员，后者反倒从中大获其利，尽管这一利益是暂时的，但当事人却不可能预料到这一点。 雍正帝则完全不同。 据《李朝实录》记载：“清皇（指雍正帝）为人自圣，多苛刻之政，康熙旧臣死者数百人。”(33)四年（1726年）十二月，雍正帝“谕署湖广总督福敏”时透露，“近日廊庙中颇乏卿贰满臣”。(34)五年（1727年）十月，因监禁犯罪旗人之处不敷使用，雍正帝特令八旗将入官房屋修筑高墙，分为三所，重犯、轻犯以及犯妇分别看守。(35)这些史料从不同侧面反映，雍正帝继位后因大批清除政敌及其同情者，以致朝中缺少得力满臣。 与被康熙帝视为允禩支持者的原反太子派成员的构成情况基本一致，雍正帝的政敌、即重点打击对象，主要为宗室王公、外戚勋贵、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部分功臣后裔以及八旗大臣和中央官员。其中，宗室王公和外戚勋贵均为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而前者又是雍正帝所清洗的重中之中。因篇幅限制，本文仅对这两部分人，特别是前者予以扼要析述。 受到雍正帝严厉打击的宗室王公，又可根据他们的身份以及地位与雍正帝的亲疏关系，大体分为两个群体。 第一，雍正帝的同胞手足。 康熙帝共有24子，皇十四子允禵以上是相对年长的皇子，因多被皇父委以政务而拥有较大权势，在康熙晚期的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康熙帝去世时，允禵以上诸皇子中除皇六子允祚、皇十一子允禌 分别在6岁、12岁早卒外，另外12人全部健在，其中也包括已先后被皇父圈禁的皇长子允褆（反太子派核心成员）和废太子（皇二子）允礽。12人中，皇长子允褆最长，是年（康熙六十一年）51岁，允禩年龄相对最轻，35岁。 雍正帝继位后清除政敌与朋党斗争的打击面，波及到上述同胞手足中除去惟一受其倚信的允祥外几乎每一个人。如皇三子允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礻我、皇十四子允禵都先后被圈禁，其中允禩、允禟从宗室除名，两人在拘禁地遭到人身折磨后故去；雍正帝的兄长，并非原反太子派成员且深受康熙帝信任的允祉，被革爵后死于禁所；允礻我和允禵直至雍正帝去世，方被甫继皇位的乾隆帝从禁所放出；皇长子允褆与废太子允礽则依旧受到圈禁。这些人的年长之子，即康熙帝之孙，也大都被禁锢，允祉之子弘晟还被革去世子。 皇五子允祺与皇七子允祐，皆为生性安分守己，处事谨慎小心之人，均非原反太子派成员，并未介入康熙晚期的储位之争。但是，他们两人也收到雍正帝的间接打击，其长子弘晟与弘曙分别被革去世子。 皇十二子允裪在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中同样是一位中立者。他虽然在雍正帝即位之处被封为郡王，但很快又遭到雍正帝的痛责，连降数等为镇国公（雍正八年五月复封为多罗履郡王）。 以康熙帝的前10位皇子为计，10人中除去继续被雍正帝圈禁的皇长子允褆、早卒的皇六子允祚、为雍正帝所圈禁的皇十子允礻我以及雍正帝本人外，其他6位皇子皆在雍正帝继位后的10年期间相继死去，其中废太子最长，51岁，皇九子允禟最年轻，44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去年龄因素，显然还有因处于雍正帝的严酷打击下，心情抑郁，或惊恐不安等精神因素的重要作用。 除去雍正帝的同胞兄弟，收到他严厉打击的还有其亲子弘时。雍正四年（1726年），“因阿其那（允禩）获罪株连”，已为雍正帝勒令去做允禩之子的弘时，被削除宗籍，交与允裪“约束养赡”。雍正帝虽未杀子，但年仅24岁的弘时于翌年（1727年）去世，同他的上述遭际有着直接关系。(36) 第二，其他宗室王公。 康熙晚期的储位之争中，清初八家铁帽子王(37)的部分后裔，是允褆、允禩等人的同情支持者，包括郑亲王济尔哈朗（其子济度袭爵后改号简亲王）曾孙简亲王雅尔江阿，克勤郡王岳托的曾孙贝子鲁宾，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之孙、袭爵者布穆巴，肃亲王豪格之孙、温良郡王猛峨之子辅国公延信等，其中不少人在雍正帝继位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如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曾孙简亲王雅尔江阿，于雍正四年（1726年）因“终日沉醉”，“专惧允禩、苏努等悖乱之徒”等罪名(38)，被革去王爵；雍正初年晋封贝勒的延信由于“阴与允禵交接”等罪名于雍正五年夺爵，拘禁致死，子孙降红带。(39)雍正四年，被雍正帝斥以“在西宁时诌媚允禵”，今在众人前询问时“仍感允禩之恩”的贝子鲁宾，先是被监禁高墙，逆行正法，后又得到宽宥，降授辅国公。(40)此外，克勤郡王岳托曾孙，从抚远大将军允禵西征，与允禵并不和睦的平郡王（岳托孙罗科铎改号平郡王）纳尔苏也于雍正四年因“贪婪罪”削爵。 除清初八家铁帽子王的部分后裔外，因支持允禵、允禩或与其关系密切而受到雍正帝严惩的宗室王公，较为典型的还有以下数例。 与允禩有姻亲关系的饶余亲王阿巴泰家族成员，首先成为雍正帝的打击目标。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严斥允禩福晋之母舅、辅国公吴尔占及其子辈色亨图等希冀爵位，钻营不法，下令安郡王爵不准承袭。这一从顺治元年（1644年）由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始封，并已沿袭三代的王爵（阿巴泰之子岳乐袭封后改号安郡王）从此被除去。(41）吴尔占的公爵后亦被革除。 允禩等人的铁杆拥护者、努尔哈赤长子广略贝勒褚英的曾孙、贝子苏努（雍正帝继位后封贝勒），于雍正二年（1724年）削爵、黜宗室，全家流放，其本人死于流放地。雍正帝将他斥之为“国家宗室中之逆贼，真大花面也”，(42)，“即将苏努粉身碎骨，不足以尽其辜”，足见恨之入骨。(43) 雍正帝的叔伯兄弟，康熙中期即已故去的裕亲王福全与恭亲王常宁的后代，由于与允禵、允禩等要好，其中部分人在雍正帝继位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如福全惟一在世之子（另一子保寿于康熙四十五年病故）裕亲王保泰，以及常宁之子、康熙朝担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并管理正白旗三旗都统事务的贝勒满都护，都被雍正帝指为允禩、允禵党成员。保泰于雍正二年被革除王爵，满都护于雍正四年降为镇国公。 遭到雍正帝打击的外戚中，以康熙帝的大舅佟国纲长子、康熙朝领侍卫内大臣鄂伦岱和康熙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昭后）的外甥阿灵阿父子最为突出。阿灵阿是清朝开国名臣额亦都之孙，康熙初年四辅臣之一的遏必隆之子，他与儿子阿尔松阿同为康熙四十七年首倡保举允禩为太子的大臣，曾目睹雍正帝从站在反对太子派一边到转而为废太子美言开脱的全过程，双方积怨甚深，因而受惩最重。雍正四年鄂伦岱与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并诛”。雍正帝还将已于康熙朝故去的阿灵阿的墓碑文，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等字，以昭其罪。身后受到与阿灵阿相同对待的，还有康熙四十七年众臣保举允禩为皇太子时另一位首倡者，已于康熙朝去世的大学士明珠之子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44)此外，康熙朝晚期“赴西宁军营效力”，在雍正继位后一度受到任用的佟国纲第二子法海，也终于被雍正帝加以“阿附允禩”等罪责，于雍正五年（1727年）发配西陲，在水利处效力9年，直至乾隆帝继位后召还。(45) 康熙帝生前曾对大臣们说：“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做主，令尔等永享太平。”(46)仅从聆听康熙帝此语的重臣中很大一部分人在雍正初年的遭际看，这一载于《清世宗实录》卷首之语，亦恰可表明康熙帝心目中的接班人，并非雍正帝。惟有康熙帝所属意者允禵继位，他对于早已是其支持、拥护者的诸大臣，方会予以保全，使之“永享太平”。 上述受到雍正帝惩治的宗室王公与勋戚，均为雍正帝的同时代人。他们的不幸结局影响到其整个家族乃至数代，他们对雍正帝的刻骨仇恨，也会延续到其后世子孙，辈辈相传，成为雍正帝长时期背负骂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雍正帝与众多宗室贵戚相对立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无从避免。 唐太宗李世民曾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害其同母兄弟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随后又将建成与元吉之子共10人“俱坐诛，除其属籍。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服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极危矣”。(47)以残酷手段对待手足至亲，唐太宗的上述行为，比雍正帝又大有过之。不过，唐太宗与雍正帝又有很不相同处，因而并未因诛杀兄弟，逼父退位而深受后人诟毁。 首先，秦王李世民在其父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所建立的功绩，超出其兄李建成和其弟李元吉。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曾对建成说：“秦王功劳盖世，天下归心；殿下仅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此语确然。(48)李世民的皇位虽然始通过杀兄逼父而获得，但他早已在朝中享有很高威望因而能使众臣心悦诚服。何况建成、元吉等对李世民原有多次行杀之谋，后者只是抢先一步而为之。 康熙帝诸子中，唯有其属意者皇十四子允禵因出任抚远大将军，率兵收复西藏，“众心咸属”、“且有民誉”(49)。除允禵外，包括皇四子胤禛在内的其他年长皇子，虽然享有封爵（三、四、五子封为亲王），或经常协父办理政务，但均无战功勋绩可言。从协理政务，参与祭祀，“恭请上幸王园”进宴等方面所反映的情况看，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与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之间难分伯仲。(50)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即雍正帝继位将近两年后，他还公开提醒满汉众臣，自己已具有皇帝身份，要求后者不要再将自己视为亲王，不要再像原先对待藩王那样对待自己。他说：“朕继登宝位，……为天下臣民主，尔等应以大统视朕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51)由此反映出雍正帝在众臣心目中的形象和朝中人心之向背。有军功卓著的允禵相比照而乏可令众臣倾心悦服之处，本已是雍正帝的先天不足，加之其得位不正一事以及他对宗室勋戚等进行严酷打击，他的口碑更可想而知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唐太宗李世民虽然于武德九年（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兄弟，屠戮众侄，迫使其父唐高祖李渊传位于他，但直到唐高祖于贞观九年（635年）去世，在此9年中，唐太宗不仅始终对做了太上皇的父亲敬顺有加，且并未完全剥夺后者对于国家大事的了解，以及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 史载，贞观六年（632年）十月，“车驾还京师。帝侍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帝亲为上皇捧舆至殿门，上皇不许，明命太子代之”(52)。这是唐太宗善于取悦其父，太上皇唐高祖也很善于配合的一个实例。李渊对于失去皇位及两子十孙的惨遭杀害，自然痛心疾首。但事实已证明，曾为唐朝的建立建有大功的李世民，乃是其最理想的皇位继承人。从唐王朝的根本利益考虑，他只有承认现实，适应新的情况，对正在以行动“补过”的新帝采取谅解合作态度。这种达观明智的做法，是作为政治家的李渊十分难得之处。 贞观八年（634年）三月，“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服，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于城西，高祖亲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宗、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佑，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胜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极夜方罢。”唐太宗不仅于众臣百官与突厥颉利可汗前有意彰显其父“混一区宇”之功，且将在其统治下“百姓获安，四夷咸附”归之于“奉遵圣旨”，“上禀胜算”之故。这一父慈子孝，其乐融融的情景，会给参加欢宴的全体人员留下深刻印想。与此相隔14个月（贞观九年五月），太上皇李渊“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53) 太上皇对皇帝政绩多有嘉赞，是对后者最有力的支持，而唐太宗对太上皇长达9年的尊崇孝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遮掩、洗刷其杀兄、屠弟、逼父行为留下的污点，使人们逐步将之淡忘。 雍正帝的情况则恰恰相反。 雍正帝与允禵生母乌雅氏自幼入宫，“备位妃列几五十年”，是位性情谦和之人。她曾说过：“大行皇帝，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句话为《清世宗实录》中所不载，透露出她对该子继统的合法性持有一定的怀疑。(54)雍正帝继位后，这位新朝太后据受封号，不肯接受臣工朝贺，拒绝移居例应由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雍正帝屡次亲自劝请，亦无济于事。直到去世，乌雅氏仍住在做妃子时居住的永和宫，上尊号之礼，也始终未能举行。(55)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恰逢新朝皇太后的第一个圣寿节，虽经雍正帝再三奏请，皇太后坚持“免行礼”。(56) 皇太后乌雅氏的上述反常做法，在朝臣中引起很大震动。私家著述《永宪录》中，于此也有记载：“群臣请朝皇太后，传懿旨不受，复固请，从之，于梓宫前拜叩谢恩，仍旧还宫。”(57)。 元年（1723年）五月，皇太后病逝，终年64岁。此时距雍正帝登极，仅有半载。(58)其后经反对派大力渲染，民间始有雍正帝“逼母”之说，为人们对他的指责增加了口实。 再次，唐太宗虽然是将成为其政敌的两位兄弟斩尽杀绝，但“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59)他对于建成、元吉的部下，包括参与建成、元吉谋害唐太宗之人，一并采取了十分宽大、既往不咎的态度。他还对其中一些颇有才干者，如魏征、王珪等人予以信任重用，与其推心置腹，共商治国大计。敢于直谏、不畏犯上的魏征和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唐太宗，成为继春秋时期齐桓公与管仲之后，又一对由敌对关系转变为密切合作关系的君臣典范，其有关事迹千古流传。 唐朝正值中国传统社会的全盛阶段，长达近400年的各民族大融合刚刚结束，所以，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心胸相对开阔，包容性较大，吸取新鲜事物的愿望和能力都较强。涌现出唐太宗和魏征这样的名君和名臣，乃是时代使然。 雍正帝则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他的胸怀、气度以及有关措施与收效，都要逊色得多。 四年（1726年）七月十五日，雍正帝降谕内阁：“今日朕从恩佑寺瞻礼归来，因见看门之护军参领二德，气甚高傲，怨忿之色，见于颜面。朕问系谁属下，伊奏称系允禵属下。及令伊将允禵悖逆事迹奏出，二德仍为允禵隐讳、回护，一事不肯陈奏。”雍正帝于是将二德锁拿，交三法司严行定罪。(60)当时允禩、允禟已被宗人府除名，前者“圈禁高墙”，后者于保定监禁；允禵因“并不醒悟悛改”(61)，于拘禁地马兰峪被执回京，禁锢于景山寿皇殿。这种形势下，仍有原允禵属下官员，明知将招致重罪，依然“回护”昔日主人，在雍正帝前显露不臣之态。这种行为固然折射出满族传统的主奴关系观念，但也表明允禵的属下对雍正帝惩治其主深怀不满。更重要的是，二德的情绪反映了收到雍正帝打击清洗的政敌属下一大批人的心态，这是构成雍正帝背负恶名的合力中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 雍正帝不仅未能成功地对进行反对派阵营的拉拢分化，他的打击矛头，还指向曾为其视之为功臣的隆科多和年羹尧。本为雍正帝“藩邸旧人”的陕甘总督年羹尧，于雍正元年、二年之交指挥清军平定青海罗布藏丹津叛乱，这一重大胜利大大提高雍正帝在朝中威信，并为其清除朋党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年羹尧却于雍正三年（1725年）以“僭越”罪被赐自尽。康熙帝二舅佟国维之子，康熙晚期担任步军统领，对于雍正帝的侥幸获取皇位起有重要作用的隆科多，(62)，也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定以欺罔不法等罪，永远禁锢，翌年死于禁所。年隆两人恃宠而骄，确有种种所谓擅作威福的表现，但却无取而代之的政治野心和实力，雍正帝完全可以在严格控制下，继续予以使用，以发挥其才干。他之赐死颇具军事才力的年羹尧，更为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对于雍正朝中后期清廷于准噶尔部的战事，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反映出雍正帝处理问题时的片面性与趋于绝对化
的思想方法。(63) 在已同朝中反对派成员尖锐对立的情况下，雍正帝上述兔死狗烹之举，必然使一些原非反对派之人及其家族成员，也对他产生强烈不满，甚至加入到传播其恶名的行列中。 五
社会演进中的客观因素 与唐太宗、明成祖相比，雍正帝的有关情况还有以下不同之处。 其一，距今相对最近，易使人们予以更多关注。 唐太宗杀兄逼父事发生在626年（武德九年），至今已有1300余年，唐亡后中国又经历了宋、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1402年（建文四年）明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侄儿建文帝的皇位，至今也有整整600年。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帝在两种皇位继承制度的转变间隙侥幸继位后，有关他得为不正的流言随之而起，直至雍正帝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去世，这一切距今不过200余年。所以，比起唐太宗、明成祖没验证大其人其事并不十分遥远，相对鲜活，而那些亲历者，即被雍正帝惩治之人及其后代口述相传的故事，比起正史有时对人们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其二，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大造舆论。雍正夺嫡、太后下嫁等有关清初史事的传说，也成为革命党人用以丑化清廷的重要内容。雍正帝曾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辩驳反对派对他的诋毁并下令将该书散发全国各地，实则为反对派做了义务宣传，大大有损于本人在世人百姓中的形象，故乾隆继位后，立即下令收回此书，但其后果已不可能完全消除。新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印行许多揭露清王朝的书籍，《大义觉迷录》即在其中。加之国民初年，记述清朝逸闻的各种野史纷纷出版，雍正夺嫡等事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64) 其三，唐太宗与明成祖的得位虽然又有违封建法统，但事实确凿，令人无可置疑。雍正帝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而官修史书的记载有不少自相矛盾处，有关的第一手材料均为雍正帝所销毁，这一切为人们了解其继位真相，增加了难度，也为人们演绎各种有关传说，增添故事情节，留有较大余地和空间。该事越是扑朔迷离，带有神秘色彩，越符合后人们的某种心里需求，使其产生极大的好奇心，于此津津乐道。 以上几点客观因素，都对于传播雍正帝的恶名，起有不同程度的促成作用。 不应负担，起码不应完全负担谋位、逼母、弑兄、屠弟之名的雍正帝，身后毁多于誉，采取更为残酷的暴力手段获得皇位的唐太宗与明成祖，因此而后人之非议，却比雍正帝小得多。这一由诸多历史原因相互作用、复合而成的奇特现象，发人深思。
(1)《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缉，第10－13页，中华书局，1983年。 (2)胡蕴玉：《胤祯外传》，载《清代野史》，第2缉，第69页，巴蜀书社，1987年；《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缉，第18页。 (3)肖奭：《永宪录》卷四，第289页，中华书局，1959年。 (5)参见冯尔康《雍正传》，第584－585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6)钱塘九钟主人撰：《清宫词》，载《清代野史》第3缉，第160页。 (7)参见拙文《康熙晚年的秘密建储计划》，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1期。 (8)参见拙文《论清朝的储权》，载《清史研究》2002年4期。 (11)《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缉，第125页。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卷三二七，第3号，李绂关于圈住塞思黑事件折。 (13)具体人员情况，详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四章第一节《两废太子》。 (14)《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六，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 (15)详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四章第一节《两废太子》。 (16）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满文朱批奏折（下同），赖保奏，康熙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7)《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康熙六十年三月戊辰、庚午。 (18)另参见金承艺《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6期。 (19)《大义觉迷录》，载《清史资料》第4缉，第132页。 (20)满文朱批奏折，胤祉奏，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 (21)《清世宗实录》卷四八，雍正四年九月戌午；参见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清史论丛》第4缉，中华书局，1982年。 (22)满文朱批奏折，胤祉等奏，康熙四十九年六月初十日。关于允祥的情况，详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三章第三节《权力关系：皇帝与储君、储君与皇子之间》。 (23)《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辛卯；另参见《文献丛编》第3缉，《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24)《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六，《雍邸诗集序》。 (26)《清史稿》卷九，《本纪》九，《世宗本纪》，《论》，第341页。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册。 (27)《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4册，第595页，《唐纪》七，武德九年六月癸亥条后，黄山书社，1997年。 (28)《明史》卷七，《本纪第七》，《成祖》三，《赞》，第1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 (29)《明史》卷四，《本纪》四，《恭闵帝》，第1册，第61页。 (30)《明史》卷一一七，《列传》五，《诸王》2，第12册，第3581页。 (31)《明史》卷一一八，《列传》六，《诸王》3，第12册，第3603页。 (32)《明史》卷一一六，《列传》四，《诸王》1。第12册，第3573页载：“燕兵入金川门，急遣兵护二王，二王卒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 (3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477页。 (34)《清世宗实录》卷五一，雍正四年十二月癸未。 (36)参见拙文《雍正杀子辨疑》，载《清史研究》1992年3期。 (37)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一载：“宗室封爵，自亲王、郡王、贝勒、贝子以下，凡十四等，以世递降；此下则为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惟礼亲王、睿亲王、肃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豫亲王、顺承郡王、克勤郡王，皆国初有大勋劳者，世袭不降封（原注：或获罪革爵，以旁支袭封），京师俗谚谓之铁帽子王。”因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于顺治八年（1651年）被追罪削爵，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方复还爵位，因此严格说来，雍正初年的所谓铁帽子王只有7家，即礼亲王、肃亲王、郑亲王、庄亲王、豫亲王、顺承郡王和克勤郡王。而豫亲王多铎子多尼削爵后，于顺治九年（1652年）降郡王，同样直至乾隆四十三年，其后裔才复袭豫亲王。 (39)参见《清世宗实录》卷六四，雍正五年十二月丁亥。 (40)《清世宗实录》卷四一，雍正四年二月癸酉；卷四二，雍正四年三月戊申。 (41）《清史列传》卷二，《宗室王公传》二，《阿巴泰》。按，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阿巴泰的后代方被赐予奉恩辅国公爵，世袭罔替。 (44)《清史列传》卷一二，《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九，《阿灵阿》、《揆叙》。 (45)《清世宗实录》卷五五，雍正五年闰三月辛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名臣·佟襄勤公事略》。 (4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九，《建成元吉之子被诛》。 (48)《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武德五年十月乙丑，第4册，第575页。 (49)朝鲜史料《燕行录》第682－686页，《备边司誊录》第73册，第252页，转引自金承艺《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6辑。 (50)参见拙文《关于康熙朝储位之争及雍正继位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论丛》的6辑，中华书局，1985年。 (51)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宫中杂件，卷三〇九，第1号，雍正二年八月初三日上谕。 (5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一〇，贞观六年十月乙卯，第4册，第632页。 (53)《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17－18页。 (54)《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29－30页；参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五章第一节《秘密建储方针的成功实践》。 (55)《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第27－32页；《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乙卯。 (57)《永宪录》卷一，第55页，中华书局，1959年。 (58)详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五章第一节《秘密建储方针的成功实践》。 (59)《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武德七年六月庚申，第4册，第595页。 (62)关于隆科多在康雍之际皇位交接中的作用，参见拙著《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四章第二节中有关析述。 (63)参见拙文《盛世初叶的皇权政治》，载1999年《清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4)参见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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