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入]查抄江宁织造曹家by冯尔康（来源于《雍正皇帝全传》） [九州清晏]→[稽古右文·康雍梦华]

[录入]查抄江宁织造曹家by冯尔康（来源于《雍正皇帝全传》）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不免会发生疑问：怎么刚刚说允祥和雍正帝的关系，忽然跑出织造曹家让读者来接受呢?岂不是上下不衔接，给读者思绪添乱?这样的安排，作者实乃思之再三，原因是：被查抄的曹家是奉命受允样照管的人，与允祥关系密切，连在一起叙述，内容上好关照呼应，此其一；其二，曹家被抄发生在雍正五年(1727)年底，是在允禩、允禟、年羹尧、隆科多案件之后，均在本书第五、六章之后来叙述。
江宁织造曹頫官居五品，是个小官，在雍正前期被抄家的那么多官僚，特别是大臣中，他家的被抄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必要给他开辟专节来叙述?这是因为他的家中出了个曹雪芹，他创作绝世奇珍的小说《红楼梦》，抄家对曹雪芹的生活、思想和写作产生巨大影响，人们为了欣赏《红楼梦》，很自然地要了解它的作者的历史和他的家世，因此曹家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其被查抄，就成为引入注目的问题，成为“红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以至于几乎产生“曹学”。这就不能不对雍正帝查抄曹家给予超出事情本身的重视，给予必要的说明。
“红学”的研究，涉及到雍正帝的历史，作出许多歪曲的理解，为了还原雍正帝的本来面貌，弄清他对管家的态度和查抄的原因，也是必要的。比较早地出现的历史学上的雍正篡位说及残暴说，给“红学”以很大影响，反过来，由于《红楼梦》研究的开展，又把历史学的这些说法深化了、普及了，几乎成了不可动摇的定论。在相当一部分红学家中形成这样一种概念：雍正帝是篡位者；他因得位不正，迫害康熙帝想要传位的允禵和深负重望的允禩；江宁织造曹頫和苏州织造李煦因系前朝皇帝亲信受到打击，又陷入允禩、允禟案件而遭殃。他们断言曹家被抄，不是雍正帝所宣布的经济亏空的原因，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无辜受迫害。
一言以蔽之，为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红学”研究中弄得混乱的雍正帝史的恢复原貌，不惜篇幅地叙述查抄曹家的历史。同时，为了说明曹氏家史，有时不得不离开雍正史，蔓出枝权，也是不得己而为之。
(一)康熙后期曹家的潜伏危机
曹氏是皇家的世代家奴。曹雪芹的曾祖父、曹頫的祖父曹玺，是康熙帝的奶公，他的妻子孙氏是康熙帝的奶母，康熙帝幼时受他家喂养。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监督，是五品官员。江宁织造署设在今南京市，受京中内务府管理。当时清朝在苏州、杭州也各设有织造署，这三个织造署合称为江南三织造，它们的任务主要是监督制造和收购皇上及宫中使用的丝绸织物，兼带为皇家采办某些上用物品，也就是说三织造机构本身就是为皇上私人服务。织造监督也多由皇帝家奴来充任，他们的官品不高，但本身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以及所负有的使命，使他们在地方上有显赫的地位，总督、巡抚都要对他们另眼看待。曹玺在江宁任职二十二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死于任所。数年后的l 692年，康熙帝委派曹玺长子曹寅为江宁织造监督。曹寅是康熙帝奶兄弟，少年时代相伴学习，关系极其密切。曹寅很有文才，著作诗词古文，喜写戏曲，著有《楝亭集》、《续琵琶记》，刻书很多，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楝亭五种》。他除了江宁织造监督，还受康熙帝委派，有很多兼差。他和苏州织造李煦轮留担任两谁巡盐御史。这是一个要缺，也是一个肥缺。他与官商王纲明等人奉命收购常州浒墅关等十四个税关的铜斤，为皇室采办各种物件，代替内务府出卖人参。他奉康熙帝的命令，组织江南文士在扬州校刊《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奉命联络江南汉族士大夫，与江苏巡抚宋犖成为文坛领袖。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在任内赶上四次，他每次都远出接驾，奉迎康熙帝驻跸江宁织造署。康熙帝在署内见到奶母孙氏，对随从的大臣说，这是我的老家人，亲自书写匾额赐给她。曹寅还督率江淮地区商人捐银修建行宫和寺庙，供康熙帝休憩和游览。曹寅的勤劳王事，深得康熙帝的赏识和宠爱。曹寅的女儿曹佳氏出嫁协助允禵出征的平郡王纳尔苏，以奴才身份而成为郡王妃子，是康熙帝主的婚。曹寅的妻子李氏，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时代的曹家是继曹玺时代的发展，达到最势派、最兴旺的阶段。
曹寅任职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同他的父亲一样病故在江宁任所，康熙帝让他的儿子曹颙继任乃父的遗缺。康熙帝颇为欣赏曹颙的才能，说是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有文武才干，是包衣奴才中很难见到的人才。但是曹颙身体不好，1715年天亡。康熙帝可怜曹寅父子留下两代遗嘱无人奉养，把曹寅兄弟曹宣的儿子曹頫过继给曹寅为子，并继任江宁织造。
“物极必反”，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当它最兴盛的时候，也是败落的开始。曹寅在得意之际，已有许多不可消除的隐忧。曹颙、曹頫相继承担职务以后，为他遗留的问题而奔波，并且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的事端，使得这个家庭不用到新君雍正时代，即在老主子康熙帝在世时，已经潜伏着衰败的危机，走在下坡路上了。它的危机是：
(1)经济上的亏空。曹寅父子差使多，花钱的地方也多。曹頫曾向康熙帝报告说：“奴才父亲在日费用很多，不能顾家。”他的花费大部分用在报效皇室上。接驾是盛事，但是康熙帝南巡并没有正项经费，多仗官、商报效和加派钱粮。曹家四次接驾，开支浩繁，正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十六回写赵嫫嫫讲甄家接驾的情景时所说的：“把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粪土，凭是世上有的，没有不是堆山积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竞顾不得了。”曹家究竟为南巡作了多大开销虽不得知，一星半点的资料亦有所透露。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两淮盐商捐银在扬州修建宝塔湾行宫，曹寅亦捐银二万两。随行的皇太子允礽到处索取财物，曹寅送给他银子二万两，四十六年(1707)允礽随同南巡时，又馈送三万两。东宫的戏班、工匠所需银子，也由曹寅负担，自四十四年三月起至四十七年九月止，共支付二干九百多两。四十五年(1706)，宫中要用朱沿玄青车六十辆，康熙帝就命曹寅和李煦打造进御。四十七年，江南灾荒，曹寅、李煦等三人共同捐银二万两到江西、湖广采买稻米，运到江南平萊。五十四年(1715)，对准噶尔部策凌阿拉布坦的战争爆发，清朝政府商议添置骆驼运送军粮，曹頫为此捐银三干两。应酬也是曹家的一项不小的开支。联络士人，处处用钱，如曹寅出资为安徽人施闰章刊刻《施愚山先生学余文集》，如原大学士熊赐履病死金陵，康熙帝特地指示曹寅“送些礼去”，曹寅立即馈赠奠仪二百四十两。以后曹頫还接济熊家。曹家给江宁香林寺布施香火田，多达四百二十亩。四十五年(1706)，曹寅为江宁府捐银修缮学宫。等等。
管家花钱如水，可是正式收入很少，曹寅每年俸银一百零五两，禄米六石。对于他这样的家庭，简直微不足道。出入远不相抵。康熙帝先后让曹颙、曹頫报家产，曹頫在五十四年(1715)报告，他家有住房四所，典地六百亩，田地三百多亩，本银七干两的当铺一所。他对家产会有所隐瞒，但与实际距离不会太大。以他家的地位而言，在南京经营数十年，就这点产业，实在少得可怜。这样的家产，赔不起庞大的开支。怎么办呢?不免求贷于人，如曹寅于五十年(1711)报告康熙帝，他身有债务。借贷总归有限，而且要还，不能太依靠它，而最有效的法子是赵嫫嫫说的：“拿着皇上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曹寅身任的织造、巡盐御史经手巨量银两，尽可挪用侵占，但是，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钱粮的亏空。
曹寅亏欠两淮盐课和江宁织造钱粮，数量很多，康熙后期的十几年，由他本人、嗣子及李煦清偿，总是一笔清补了，又出现新的一笔亏空。五十年(1711)三月，曹寅自报，在两淮巡盐御史任上，历年亏欠共一百九十万两。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实是一笔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亏空。到六月，他偿还了五十三万两，尚欠一百三十七万两。五十一年(1712)七月，曹寅临终，说他拖欠江宁织造衙门钱粮银九万两，两淮盐课二十三万两。这二十三万两可能是一百三十七万两项内未完之数，”而九万两则是新承认的。他并不一次把所有的亏空呈报清楚，他对这些亏空，表示家里没有存银可以赔补，也没有家产可以变卖来补偿。下一年该轮到他管理两淮盐课，他已亡故，李煦要求代他管理，用盐课余银为他弥补亏空。向例两淮盐课每年额银二百多万两，另有余银五六十万两，可作盐官的机动用费，李煦就是要用余银为曹寅补宜，康熙帝批准了他的要求。五十二年(1713)十一月，李煦奏报，用余银还清了曹寅的亏空，还剩余三万六干两。曹颙表示要把余额上交，康熙帝说：“当日曹寅在日，惟恐亏空银两不能完，近身没之后，得以清了”，但“家中私债想是还有”，何况织造费用不少，应当留心度日。于是只要了六干两，把三万两整数赏给了曹颙。似乎曹寅的亏空是补偿清楚了，然而不到一年，康熙帝又说曹寅、李煦亏欠银两一百八十余万两。这时，康熙帝原许曹寅、李煦轮管两淮盐课十年的期限已到，李煦请求再管数年，以补偿欠银。康熙帝不答应，说若再让你管三四年，益发亏空大了，但是仍然开恩，命新任巡盐御史李陈常用余银代替曹寅、李煦弥补亏欠。据李煦奏报，李陈常为他们巡盐任内亏空八十三万两清偿了五十四万二千两，织造任内亏空八十一万九干两，补偿了十六万两，这八十三万两和八十一万九干两，合为一百六十四万九于两，不知是否即是康熙帝所说的一百八十万两的那笔帐。五十六年(1717)，康熙帝又用李煦为两淮巡盐御史，当年李煦报告所欠二十八万八干两已交纳完毕，至此还清全部亏空，而且声明从明年起，担任两淮巡盐御史的无欠可补，其差内余银应行解部。康熙帝也如释重负，高兴地称好。并命给曹寅、李煦按照全完钱粮之例议叙。曹寅已死不论，遂给李煦加户部右侍郎衔。至此，曹寅、李煦真是没有亏空了吗?其实不然。六十一年(1722)三月，李煦乞求浒墅关兼差，自报亏空：自五十三年(1714)起，每年挪用苏州织造银四万两，至五十九年(1720)已达三十二万两。这就是说在他奏报一切亏空全完的五十六年(1717)，已连续四年动用苏州织造钱粮十六万两，所以他不仅五十六年以后有亏空，以前也没有真正还清。李煦若不请求兼差，不会暴露此事，曹寅已故，当然不能自我泄露了，不过这一对患难与共的郎舅，亏空有李煦的分，也就短不了曹寅的。雍正朝，就出现了“曹寅亏空案”。即曹寅还有未清之钱粮。
曹寅的亏欠总没有查清，”主要原因是康熙帝对他的宽容、保护。曹寅的巨额亏空，同官自然知道，约在四十九年(1710)，两江总督噶礼密奏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三百万两，表示要弹劫他们，康熙帝不答应，才没有把事情公开化。但是事关钱粮和吏治，康熙帝对此当然很重视，私下给曹、李打招呼。他在李煦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上批道：
听说你衙门的库银亏欠得很多，朕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弥补清楚?千万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康熙帝又在曹寅于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的奏折上写道：
两淮巡盐衙门弊病太多，你们的亏空多得不得了，必须干方百计把它弥补上。在你们任内不出事才好，这是不可疏忽大意的事情，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没过几个月，康熙帝又在曹寅于五十年二月初三日的奏折上写朱批问他：两谁巡盐衙门的亏空近来是否已经弥补清楚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在曹寅三月初九日的奏折上又作批示：
你们的亏空太多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应该十分留心去作赔补，就是这样，还不知道后来会有什么结局哩！不要麻痹大意，把这件事情看轻了！
这些批语的总精神，就是企图唤起曹、李对亏空间题的重视，设法弥补。连用四个“小心”、五个“留心”，警告他们不要以为自己与皇帝有特殊关系，对亏空不以为意，要知道问题严重，才能设法清偿。康熙帝在曹寅九月的折子上批示要他注意弥补亏空，到次年二月的折子就追问巨额欠负是否偿完，分明不可能，而故作此问，是催他们从速补偿。此亦可见康熙帝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迫切解决的心情。康熙帝设法帮助曹、李清欠，破例允许李煦代替曹寅巡视两淮盐课，指令新盐政李陈常代他们赔补欠银，真是用皇上家的银子花在皇帝身上。正是因为康熙帝过问此事，官员已经明白了皇帝的态度，才不敢参奏他们，新盐政也才被迫承担清偿前任的一部分亏空。
康熙帝如此包容，大有原因。他在谈到曹、李的亏空时，向大臣们说：“曹寅、李煦用银之处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情由是什么，他虽没有宣布，其实大家明白：他们为南巡接驾，为联络士大夫，耗去的巨额费用，全为皇帝而花，他们如何报效得起，挪用和侵占钱粮，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康熙帝不承认南巡有开支，对于曹、李的报效，暗中领情，自是不能责之以亏空官帑了，然而又碍于舆情，不便不令他们赔补。曹、李开始不以欠帑为意，也是因为与皇帝心心相印，心照不宣，故而有侍无恐，待到后来才明白过来，光是皇帝袒护还不够，设若官场反映太大，皇帝不得已而舍弃他们，也就吃罪不起了。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再命李煦为巡盐御史时，警告他这一任与过往不同，“务须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诛矣。”也就是允许他用余银补欠，但不许马虎从事，掉以轻心，再像从前那样留下弥不完的亏空。康熙帝保护曹、李，乃因他们辛勤奔走，促成他的南巡大业，执行了他的联络汉族上层人士的政策。还有一点也应考虑到，康熙帝主张实行宽仁政治，对于官员的贪赃，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一般情况下过问不严，只对极少数人实行惩罚。四十一年(1702)，他说督抚接受馈礼，分用藩库羡余，都值不得议处。康熙五十三年(1714)．又说：做官的人，凡是所用的物件，各种开支，若都是从老家供给的，他怎么能维持得下去，所以肤对于大臣官员，每每采取包容的态度，不去详细追查他的财物的来路。这些做官的，当初做秀才的时候，步行背着书包去赶考，等到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官，就有了好多仆人，出门骑马乘轿，你去问他们钱财、仆人的来历，问得清吗?他们受得了吗?
在这种容忍方针之下，对曹寅、李煦两家自然更不会为难了。
曹寅为康熙帝的政治及其个人效力，开支浩繁，造成大量亏欠官带，后虽设法弥补，但未能清完。亏空之造成系为公事，它的后果则要当事者承担。亏空是犯罪行为，有康熙帝在可以得到谅解和庇护，一旦国君易人，失去保护伞，就是治罪的根由。所以，曹家的亏欠钱粮，潜藏着问罪的危机，不爆发则已，一出事则非同小可。
(2)曹家的另一项危机是眷宠渐衰。康熙帝对于曹家始终眷注，这是事实，细察起来，亦有程度的差别。曹玺因系奶公，加衔至一品尚书。曹寅早年伴读，中晚年忠慎供职，但与皇帝关系终逊乃父一筹，只博得三品通政使加衔。曹颙是康熙看着长大的，借乎享年不永，效力不多，只做到六品的主事，乃父所兼任的盐政等大差使已经不能问津。康熙帝还看重他，乃因“他的祖、父，先前也很勤劳。”他已经靠着祖上恩荫，吃老本，这就是眷宠渐衰的征兆。康熙帝让曹頫继任职造，奉养曹寅之妻，这是可怜曹家两世遗孀，反映他对已故的曹玺、曹寅父子有感情，对生者更多的是怜悯，这在感情上又淡薄一层。曹頫青年袭职，人事不熟，办事也不历练，对老主子不敢乱献殷勤，又以资历浅，政治上小心谨慎，不敢有所作为。五十四年(17l 5)，康熙帝责问曹頫：“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虽是表示皇帝关怀，然亦有责备曹頫不亲近之意。曹頫立即报告家产，说明不自行启奏的原因——“因事属猥屑，不敢轻率”。又郑重声明所奏完全局实，如有欺隐，“一经察出，奴才虽粉身碎骨，不足以蔽辜矣。”如此保证，就是怕皇帝信不过。类似的文字，在曹寅的奏折里找不到，这就表明两代人同皇帝关系疏密程度大不相同。五十七年(1718)，康熙帝指示曹頫：
你虽然是个无知识的小孩，但你的职责却不小。朕念你父亲效力年头长，所以给你特殊恩典，派到任上，这个织造监督虽说不管地方上的行政事务，但也可以将所见所闻的大小事情，像你父亲时那样秘密奏报给朕，你报告的那些事情的是非如何，朕自会洞察，你不要害怕说错了。就是有什么笑谈你也可以报告，叫老主子开开心也是好的嘛！
密报地方情形和官场动态，在曹寅视为自身职务内的事，当然要做，而在曹頫就不敢自专，他因与康熙帝交往少、资历浅，不敢造次以亲信自居，这就是君臣间的隔阂。五十九年
(1720)康熙帝对曹頫下了一个措词严厉的指示：
近来你家承派的差事很多，如办理瓷器、珐琅之类，先前已下过圣旨，器物运送到京师，经御前看过，才去烧造珐琅。如今不按规矩承办，你家不知欺瞒了多少瓷器，朕也不知道。以后若不是传旨叫你如何如何办，你就应当按惯例在密折内把事情奏明。倘若隐瞒不奏，将来被人揭发，到那时恐怕你担当不起了。那时诸罪并发，你就追悔莫及了。即使有别的差使，你也像这个差事的原则去办理。
严肃指责曹頫贪污皇家物件，已不允许曹家有便宜从事的权力。这样，过去君臣没有芥蒂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曹家是赚了皇家不少东西，曹頫时这样，曹寅时也会如此，只是那时康熙帝不作这样指斥罢了。事情很清楚，曹頫在康熙帝心目中的地位，与曹寅无法比拟，到他手里，管家同皇帝关系比曹颙时又形疏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家势又有衰微了。像曹寅和康熙帝那样的密切状况，在封建时代的主奴兼君臣关系中是不多见的，曹颙、曹頫兄弟辈自然望尘莫及，因而无法恢复父辈的盛况。如果没有别的变化，越往后与皇帝越疏远，家运就别想好转。曹家即使没有后来抄家那样的致命打击，也会每况愈下。曹寅父子三人与康熙帝的关系一个比一个疏远，这是自然形成的，而人事上又不能去改变，这也可以说是曹家的一种政治危机。
总的说采，曹家在曹寅的极盛时期，已潜伏着经济危机，加之曹颙、曹頫时代圣眷渐衰，曹家已走在衰落的道路上。但是只要康熙帝在，它不会发生骤然的变化；同时，出事的因素存在着，一旦政情改变，有着出现巨变的可能。
(二)雍正帝对曹頫从希望到失望
雍正新君在皇子时代与曹家老奴应当有过交往。四十二年(1703)他随康熙帝南巡，从行的皇子只有皇太子允礽、皇十三子允祥和他三人，人数不多，曹家一定会在住于织造府中的雍正帝和允祥面前尽过心。这一年，曹頫也一定在织造署，不过年龄太小，不可能与雍正帝、允祥交游。
雍正帝继位后，对曹家的态度，由于史料不充分，仅能从曹頫的奏折和雍正帝的朱批中得知一些。
雍正二年(1724)三月，年羹尧青海大捷，朝野大庆，曹頫恭上贺表：
奴才刚刚阅读到邸报，得知大将军年羹尧遵照万岁爷的圣谕，执行下达的战争方略，不失时机地追剿匪徒，仅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把罗卜藏丹津匪邦的党羽几乎全部消灭干净，生擒了匪首的母亲、妹妹及从逆的贝勒、台吉等首要分子，招降了大量的胁从人口，缴获的牛马辎重，多得无法计数。如此高奏凯歌，大功告成，献俘皇城，从古以来的重大战争没有这样迅速成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因为万岁爷天生的仁爱孝义，兼备大智大勇，自从前年冬天登基以来，对臣民大施恩德，上应老天的心意；知人善任，下符合民意民情，所以有克敌制胜的万全良策，立时获得成功。这是最好的完成圣祖皇帝未完成的事业，了却圣祖皇帝的志愿，把大清皇帝的威严传播得无远不至。万民在圣德神功保护下，尽情地庆祝这巨大的胜利。江南官员绅士百姓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无不欢欣鼓舞。奴才奉派在外省当差，不能跟着朝廷的大臣在丹陛下向万岁爷道贺，郑重地率领属员物林达(官称)笔帖试(官称)等望北叩头，恭贺皇上的成功。谨此奏报皇上，奴才不胜欢欣踊跃之至。
曹頫歌颂了青海胜利，而主要是颂扬了皇帝。他一赞雍正帝“智勇兼备”，至圣至明，知人善任，从而取得不世之功。雍正帝自尊心特强，把青海之功归于皇帝，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二赞雍正帝的仁孝，完成了康熙帝的末竞事业。雍正帝变革他父亲的政治，但不许人说。青海功成，雍正帝发上谕，写朱批，处处都说是乃父养兵育将、深仁厚泽的结果，又为文告祭康熙帝的景陵。曹頫说他“仁孝性成”，“善继圣祖未竞之志”，正合他的宣传。三赞皇帝善政爱民，布德施恩，深合天心，因之获胜。雍正帝爱讲天人感应，自谓修人事，爱百姓，得天帝垂鉴，获此奇功。这样君臣思想恰相吻合。雍正帝看到这个贺表，从内心感到高兴，遂在表上朱批说：“此篇奏表，文拟甚有趣，简而备，诚而切，是个大通家作的。”雍正帝肯定奏表文章写得好，简明扼要，更好在“诚而切”，即表现了奏表人对皇帝发自内心的忠诚态度，因而所表达的意思非常准确。雍正帝欣赏曹頫贺表的文字，进而反映他对具折人有一定好感，通过赞扬其文章而表彰其人。曹頫的贺表是官样文章，但他的思想也不能不于其中有所流露。他是个好古嗜学的人，为人正派，权变应酬非其所长，他这个处处符合雍正帝心意的文章，看来不会全靠的是揣摩之功；而是他具有那样的一些认识，在贺表上表现了爱君之心。所以说这时雍正帝和曹頫之间关系融合，至少说不会有大的嫌隙。
同年，曹頫上一个请安折，雍正帝作了如下批示：
朕已给过你谕旨，你的奏折和关于你的事情，由怡亲王代你转传，你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王子的教导。你若自己不做非分的事情，诸凡一应事情王子都能看照你，你若做违法的事，任何人也不能给你造福。不要乱找靠山，瞎费心计力量去买祸来受，除了怡亲王，完全不要再觅求庇护人，那样反倒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着既省事又有益处的事情去做，而去做费事招害的事?因为你们奴才向来形成混帐风俗，不懂大道理，恐怕有人冒充是朕的主意骗你，你若不能识破，信以为真，就受骗上当了，故而特地写这份朱批。若有人恐吓诈骗你，你就向怡亲王求教，况且王子很是怜悯和疼爱你，所以朕才将你交给王子照管。你要拿定主意，少微有一点差错，破坏了朕的名声，朕可就要重重地处分你了，到那时王子想救你也救不成了。特别告诫你。
这里告诉了一个事实，就是雍正帝命令曹頫，有些事要同怡亲王允祥商量，并经由后者向皇帝奏明请示，于是在君臣之间，有了个中间人。这样做，据雍正帝讲是让允祥“照看”曹頫，而这位王爷又“疼怜”他，也会照看得好。雍正这一手，是关怀曹頫，还是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是对曹頫的不信任而加强管制！这在了解了允祥在雍正朝的地位及当时的传奏制度之后，再简单不过地可以知道，雍正帝是把曹頫交给允祥照管，使他有个靠山，绝不是为了管制他。在这里，曹頫与允祥的关系，就如同前述李维钧与允祥、齐苏勒与允祥的关系，是奉雍正帝之命通过允祥，而与皇帝进行联系，是臣下求之不得的事，如田文镜因声望不好而不可能。既然如此，哪里是对曹頫的管制！分明是爱护的表现。
如果再看一个同类事例，作点比较，也许能对让允祥照管曹頫一事看得更清楚。胡风翚，其妻是雍正帝的年贵妃的姊妹，应该是雍正帝的亲信了。雍正元年1723年任命他为苏州织造，代替李煦，雍正帝下令允祥照看他，有的旨意通过允祥下达给他。对这种转传，雍正帝给胡风翚与曹頫同样内容的指示：
不要以为把你交给怡亲王，就自以为有了泰山般的牢固靠山，就去大胆妄行，在外任意招摇撞骗，倘若你哪怕犯有一点辜负朕对你的恩典的事故，第一个弹劾你的必定是怡亲王。千万不要对怡亲王传奏的安排有错误的理会，以为怡亲王会对你开恩无原则地保护你，要那样想的话你就自己误自己的前程和身家体面了。你要小心啊！一切行动要谨慎頫！
警告胡风翚不要以为把他交给允祥有了靠山就去胡作非为。事情很清楚，传奏人是被传奏人的保护人，允祥是曹頫的保护人，有这种关系是幸运的事情。
再说，允样与曹家关系密切，与李维钧、胡风翚等人不同。允祥四次去管家，必定同曹家有较深的感情，雍正帝说允样很疼怜曹頫，必定是实际情形。看雍正帝朱批的语句，称呼允祥，一会儿用官称“怡亲王”，一会儿又用亲呢称呼“王子”，这“王子”一称的使用，一方面表示雍正帝既是允祥的皇上，又是兄长，是以君主与家长的双重称呼来称允祥。但是把这种称谓用在给曹頫的朱批里，又表示曹家与允祥特殊关系，因为曹家是皇帝家奴，允祥原以皇子身份与管家多次交往过，雍正帝在这儿用“王子”称呼，也是从曹家角度说，在管家眼中，允祥原来是王子，现在才是亲王。就这种称谓，足以表明曹家与允样关系密切，有允祥照管是大好事。可是曹頫为人不谙官场行情，不明白有怕亲王照顾最好，还想找一个更牢靠的靠山，雍正帝因此而责备他。他找的是谁?雍正帝没有说，大约是年羹尧，因为当时年大将军既有大功，又招揽权势。前述胡风翚后来出事，就与投靠年羹尧有关，也是他糊涂，以为光有允祥还不牢靠，非要同年羹尧多亲近。曹頫是不是也有这种心理，若这样他就咎由自取了。史书上记载，曹頫是一个忠厚老实有点学问的人。看来他应变能力不强，在官场上分辨不出形势，因而处事时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雍正帝才在这里教训他。雍正帝的意思，家奴只能依靠主人，或主人指定的管家，绝不可以自找管家，更不得另寻主人。他对于曹頫的教训，是家主对仆人的正常训诫，不是对曹頫的苛责和苛求。
雍正帝的这个朱批，用词尖刻，态度严厉，规劝之中充满威胁。这样的态度，在曹頫于雍天上二年(1724)五月初六日奏折的朱批上又表现出来。曹頫在该折中报告江南发生蝗虫，但末成灾，且雨水充足，百姓已及时播种。雍正帝见后大发脾气，朱批：“蝗虫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曹頫不是地方官，地方上没能全部消灭蝗虫，关他甚事，责问他，岂不找错了对象?然而雍正帝不会昏暴到这种程度。他是责怪曹頫没有报告地方官不下力消除蝗灾的原因。他要求臣下的报告一定要准确，以便他掌握实际情况。如不确实，他便会被人蒙蔽，影响他的名誉和威信，当然会转过来怪罪报告人的欺蔽。
雍正帝这样严厉到近于凶狠的态度，也是看对象而发。胡凤翚密奏按察使徐琳居官情景，雍正帝朱批竟说：“少不慎密，须防尔之首领。”雍正元年(1727)四月初一日杭州织造孙文成折奏浙江大吏的施政办法，雍正帝亦作告诫之朱批：“凡百奏闻，若稍有不实，恐尔领罪不起。须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系四十年阅历世情之雍亲王也；”1728年三月初三日，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报当地风调雨顺，雍正帝亦说：“凡如此等之奏，务须一一据实入告，毋得丝毫隐饰。即地方一切事务及大小官员之优劣，若果灼见无疑，亦当据情直陈，倘不慎密，招摇炫露，借称朕之耳目，擅作威福，吓诈地方，则自贻伊戚也。”这些人都是织造，雍正帝的口气都很硬。
他是把他们当作家奴看待，故不假以辞色。他对这些织造，不管是前朝留下的，还是自己任用的，严厉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的原则——忠君要求——是一个，问题不在谁任命的，只要对皇帝忠诚就行。这确乎说明雍正帝对曹頫没有特殊的刁难和歧视。
上述几个朱批，可以表明，雍正帝在继位前二年，对曹頫是信任的，并严加管教，希望他成为忠实干练的家奴。
此后，一直到抄家以前，雍正帝对曹頫的使用是正常的。曹頫按照规定，行使他织造职能。雍正三年1725年，他因江宁织造署库存缎匹已多，请示户部可否上交内府，经户部请示雍正帝，准允交纳。清朝惯例，江南三织造轮留回京，每年一人，进送织造物件。1726年，曹頫按规定进京，于次年二月返回任所，雍正帝命他路过江苏仪征时向两淮盐政噶尔泰转传圣谕，事后领旨者向皇帝奏报经过：“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江宁织造曹頫自京回南，至仪征盐所臣衙门，臣跪请圣安，曹頫口传圣渝，以臣等呈进龙袍及丰灯、香袋等物，皆用绣地，糜费无益，且恐引诱小民不务生产，有关风俗，特命传谕。”我们在《朱批偷旨》中看到类此转传谕旨，往往传达有误，雍正帝知后再加笔削。噶尔泰此折没有朱笔改动，曹頫准确地转述了雍正帝的旨意。五年(1727)，该轮到苏州织造高斌进京，五月，高斌就此请旨，雍正帝不让他行走，仍命刚刚返任的曹頫“将其应进缎匹送来”。这时，曹家可能还有一些小的差事。康熙末年他家差事甚多，而这些差事多与织造地位有关，雍正初年，他家织造职务没有变，那些小差事不会非正常地取消，即或改变，也非对曹頫另有看待而作出的。如雍正二年底武备院奏称，从前曹頫等造送的马鞍、撒袋、刀等物的饰件，所存不多，需要再造，考虑到若再命曹頫等订制，“地方遥远，且往来收送，难免生弊，”建议在京就便打造，雍正帝认为所议很好，把它批准了。这是就事而发，不是针对曹頫来的。
以经济为内容的差事之外，曹頫也有从事政治耳目活动的业务。前述要他据实奏明地方官动向的严谕，就是赋有这种使命的体现。雍正三年(1725)夏天，他奉命与苏州织造胡风翚一道调查山东巡抚陈世倌拘捕扬州居民洛兴华的事件，他们通过洛本人，了解了陈世倌误拿洛兴华的经过，报告内务府总管，转呈给雍正帝。
四年(1726)在京中发生了曹頫顷家人吴老汉被捕事件，事情的原委是：吴老汉在康熙六十年代主人赊卖给桑额三干一百多两银子的人参，到雍正四年秋天桑额还欠一千三百多两未还，吴老汉屡次催讨，桑额为赖帐，串通番役蔡二格等人，反诬吴老汉欠债，将他拘捕。事情经由内务府管辖番役处审理，真象大白，遂将桑额枷号二个月，鞭责一百，发往打牲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北)充当打牲夫，欠银如数交还吴老汉。雍正帝同意这样结案。并大大称赞了管辖番役处的官员，他说：“查出这一案件，很好，应予纪录奖赏。”他表彰的是番役处官员，但其所办之事则是为曹家昭雪，由此亦可见对曹家没有另眼看待。
正常使用，按一般人对待，这是事实。但从雍正帝的谕旨看，自始就对曹頫严厉，后来曹頫的不善为官的表现，更增加了雍正帝对他的不满。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发现新近收进的缎子质量不好，要内务府查出是何处织造所进，结果查明，由苏州、江宁所织的一部分上用缎、官缎“甚粗糙轻薄，而比早年织进者已大为不如”。内务府官员就此参奏说：“查此项绸缎，皆系内廷用品，理应依照旧式，敬谨细织呈进，今粗糙轻薄者，深为不合。”于是把不合格的绸缎挑出，要曹頫等另行织造，又将他们罚俸一年。织造上用物品，本应加意制作，不能偷工减料，又碰上精明严厉的雍正帝，就绝不能马虎一点了。然而曹頫识不及此，进呈不合格产品，岂非自寻罪戾。当年补上挑出的绸缎，曹頫面等还引咎自责：“奴才等系待命办理织造之人，所织绸缎轻薄粗糙，实属罪过。”又保证“此后定要倍加谨慎，细密纺织”。五年(1727)闰三月，雍正帝穿的石青缎褂面落色，追查是何处织造，结果又是江宁生产的，于是又以不敬谨织染，将曹頫罚俸一年。与此同时，两淮盐政噶尔泰密奏：
经臣访查得知，曹頫年青缺少阅历，又没有才能，遇到事情畏畏缩缩，江宁织造衙门的事务交给管家丁汉臣负责，臣在京师几次见过丁汉臣，知道他是一个很平常的人，难于料理好织造事务。
噶尔泰明白无误地说明曹頫缺乏才干，办事不主动热情，所使用的管家也是平庸的人。噶尔泰的访察是比较准确的，曹頫属于好学而无行政才能的人，所用又非人，只能给曹頫添事，以致织造上用物品屡出差错，受到谴责。雍正帝惯于通过各种渠道考查臣下，大约对曹頫居官已先有所了解，及至见到噶尔泰奏折，就朱批说曹頫“原不成器”。他的意思，本想把曹頫培养成于练贤员，经过几年，认为不长进，表示失望，不再期望他成为大器了。不管曹頫本身有无变化，反正雍正帝对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从抱希望转到失望。
曹家地位在康熙末年已在走下坡路，君主易人，双方私人关系更浅，衰落的危机比先更加严重。由于雍正帝采取维持的态度，才没有急转直下。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帝宽待曹頫整整五年，在那雍正初年政情迅速变化的时候，五年的时间可不算短。说曹家遇到雍正帝就倒霉，加给这个君主迫害前朝老汉的罪名，确有不实，因而有过苛之嫌。
雍正五年(1727)冬天，曹頫运送织造缎匹到北京，恰在这时，山东巡抚塞楞额折奏江南三织造运送龙衣，经过长清县等处，在规定支应以外，多要人夫、程仪、骡价等项银两，请求降旨禁革。十二月初四日，雍正帝就该项奏折发出上谕，首先说他早就禁止骚扰驿站，而且不止一次下达旨意，不许钦差官员、吏役人等滋扰驿递，接着说江南三织造违犯禁令扰累地方非常可恨：今三处织造差人进京，都在勘合以外，强行索取各项费用，苦累驿站管理人员，实在是可恶的事情。最后要求内务府和吏部按照塞楞额揭发的各个事项，对三织造严加审理。雍正帝亲自过问这一案件，骚扰驿站看来不是大事情，值得雍正帝这样关注吗?
雍正帝对骚扰驿站一事的重视，不是这时才开始的，在此以前他下过禁令，是把它同清查经济反对贪赃的大事连在一起。如在雍正四年(1726)派内阁学士何国宗前往山东、河南查看河道，地方上按规定供给驿站马匹廪粮以外，山东巡抚陈世倌等额外馈赠他近万两的银子，后任巡抚塞楞额在查核前任盘费支用中发现这一情形，报告了雍正帝。何国宗到达河南，巡抚田文镜不给馈送，何国宗回京复命，要给田文镜加上不敬重钦差的罪名，雍正帝知道实情，批评了他，井表扬田文镜和塞楞额。到雍正十年(1732)步军统领阿齐图发案，罪过之一是出差在外，向地方官勒索馈礼，骚扰绎站。这虽然是曹頫出事以后的事情，但从中可以看出雍正帝一贯禁止官员骚扰驿递的态度。说明骚扰驿站是可以治罪的事情，不可等闲视之。
塞榜额是坚决执行雍正帝政策的疆吏，得到雍正帝的支持，称赞他到任以来，实心办事。塞楞额参劫江南三织造扰累驿站，理所当然地得到雍正帝的支持而降罪三织造。恰巧这次是曹頫负责解运，罪责最大的就是他了，所以当即对他审查。骚扰驿站，成了曹頫获罪的导火线。江南三织造的案子进展很快，十二月十五日，雍正帝因杭州织造孙文成年已老迈，罢掉他的职务，同时下令，因为曹頫匝需要继续受审，任用内务府郎中隋赫德接任江宁织造监督。二十四日，雍正帝命令两江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頫家产。上谕说：
将曹頫家中财产查封，牢固看守，并把曹頫的重要家人立即捉拿归案，家人的财产也要严行查封看守，等侯新任织造监督隋赫德到任后办理。曹頫听到织造监督换人以后，说不定会暗中指派家人到江南报信，预先转移家产，倘若有这样的家人到了江宁，范时绎要严行捕捉，审问该人前去的缘故，不得玩忽漏放！
范时绎得到指令后，监禁几名曹頫管家，进行审讯，并将曹家房产杂物一一清查，造册登记，封存起来。隋赫德于雍正六年(1728)二月初二日到任，细查曹頫匝财物，与范时绎登记的相同，即房屋及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一万九干零六十七亩；家人一百十四口；他人欠曹頫债务，连本带利共计三万二干余两；此外还有家具、旧衣及当票百余张。雍正帝把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赏给了接任者，并令隋赫德在北京给曹頫酌
量留些住房，以便其家属回京居住。不久，曹家离开南京北上，丧失了经营六十年的基业，家事自不可问津了。
查抄曹家的原因，雍正帝说是惩治曹頫的亏空之罪。给范时绎的上渝中说：“曹頫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朕屡次施恩宽限，令其赔补。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思，理应尽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将家中财产暗移他处，企图隐蔽，有违朕恩，甚属可恶。”雍正帝的意思，曹頫有亏空，这是本罪；他不积极清偿，反而转移家产，希图免脱，罪上加罪，才获此重咎。
曹頫亏空，的确是事实。雍正元年(1723)，曹頫顷自报织造项内有亏空，请求在三年之内分批偿还，雍正帝批准了，曹頫获知后，于次年正月上折谢恩，说“奴才自负重罪，碎首无辞，今蒙天思如此保全，实出望外。”接着保证不顾一切地按期还完欠帑——“只知补清钱粮为重，其余家口妻孥，。虽至饥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顾。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补一分亏欠，务期于三年之内，清补完全，以无负万岁开恩矜全之至意。”雍正帝对他能否如期清偿将信将疑，批云：“只要口心相应，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
曹頫的亏空，不只是他任内造成的，还有曹寅时期的亏欠。后一项亏欠，康熙时代就没有还清过，到雍正中清理经济，又陆陆续续地被查出与曹寅相关的经济案子，如发现“原任织造郎中曹寅亏空案”，查找曹寅亏欠的原因，有馈送原任尚书凯因布白银五千零六十两。还有“原任织造郎中曹寅家人吴老汉供出银两案”，内中有原任大学士马齐欠银七干六百二十六两六钱，这大约是曹寅当日向马齐送礼，后追查曹寅亏空，要求马齐吐出原受赃银，马齐还差七干多两没有补交。原任散佚大臣佛保的贪污案件中，也有曹寅家人导老汉代替主人赠送的一千七百五十六两银子。从这里可以进一步明了，曹寅在任上开支实在太多，难怪他怎么也还不清。曹寅的亏空，原来的受益人要帮赔，不过清偿的责任是落在他的后嗣曹頫身上的。因此，曹頫的亏空，包括曹頫本人和曹寅的两项内容，有了曹寅的欠帑在内，其数额一定不小。
巨量亏欠是曹頫力不能完的，隋赫德的抄家清单表明，曹家仅有大约六七万两的产业，破他的家也不够清偿。它的偿还能力实在太有限了，康熙六十年(1721)代售人参，到次年八月只差九干余两参价不能交清，被内务府要议处，这才蹭到雍正元年(1723)七月纳完。而由吴老汉被捕事获知，他卖参的银子还没有完全收上来，曹頫是用的别项银子补的这个窟窿。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捉襟见肘，巨额亏空怎么还法！所以曹頫顷保证三年归还，至四年(1726)到期，他并没有能偿还。即使雍正帝再展限，曹頫也是力不从心，继续亏欠。这样，雍正帝终于采取秒家的办法，强制曹頫弥补欠银了。
亏欠是不是秒家的真正原因?有的学者不相信雍正帝当时宣布的话，以为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政治迫害。其实曹家的被抄确实是因为亏空的原因。道理并不复杂，雍正帝正在
清理财政和整肃吏治，按照他严猛施政的原则，雷厉风行的作风，且贯彻务令犯官退出赃物的精神，所以形成抄家风。这在第四章已经说明。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在清查过程中，雍正帝对织造署与盐院颇为注意。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两淮盐政谢赐履请求停止两淮余银滋补江宁、苏州两织造，并将当年六月以前给过的追回。其中需要曹頫交回的两笔共计八万五千余两，谢赐履行文、派人去催还，曹頫一概不予理睬，谢赐履因此请求皇帝下令，让曹頫把欠银直接送交户部，雍正帝准令由户部催收。不久，雍正帝调两浙盐政噶尔泰为两淮盐政，“清查浮费”。清理两淮盐课，难免要涉及到曹寅。雍正帝还特别命令织造厉行节俭，改变过去贪婪及靡费习气。他在曹頫呈进物单上批写“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又偷杭州织造陈文成：“尔试看一省之中督抚将军地方文武官员，假若仍踵故习，尔亦循照旧日织造行为举动可也，否则必当择善而行方好。”在苏州织造李秉忠奏折中写道：“尔等包衣下贱习气，率多以欺隐为务，每见小利而不顾品行。”
他警惕织造的贪占，不会放松对曹頫的察核。清理财政、整饬官方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的全面实行，说明曹頫的遭遇是这一运动的产物，他是被触及的众多的亏空官员中的一个，也是其中的一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
雍正帝说曹頫转移家产，十分可恶。他对此事看得很重要；也很恼火。当时隐藏财产的大有人在，雍正帝对此极为关注，他曾因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隆科多做出了这样的事情，气愤地向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说：“舅舅隆科多行为岂有此理，昏聩之极，各处藏埋运转银子东西。朕如此推诚教导，当感激乐从，今如此居心，可愧可笑。况朕岂有抄没隆科多家产之理，朕实愧见天下臣工也。你不要做如此丑态，以为天下笑也。”他哪里知道年羹尧比隆科多做得还厉害，隆只藏于京城亲友家和西山寺庙中，而年则分藏于京城和各省。他认为臣下暗移家财是对他的不信任，给他难看；而臣下敢于隐匿，又是对皇帝的不忠诚，当清理之时的暗藏，是企图侥幸，抗拒弥补亏空。单凭这样的事，他一怒之下，可能决定查抄曹頫家产。这可以说是诱发抄家的一个原因。
促使雍正帝查抄曹家的因素，有否来自政治方面的呢?据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雍正期档案第19210号，是曹頫奏折，是他于雍正二年(1724)正月十七日至五月初六日写的四个折子合在一起的，然而该院出版《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没有把它刊出。见过奏折原件的学者说其中第三折盛赞年大将军凯旋。曹頫是否成了年羹尧一党，前面说到雍正帝警告过他，不要在怕亲王以外再觅靠山，看来他不是年党。年案在雍正三年年底结束，被惩治的党人中没有曹頫，两年后曹頫犯案，雍正帝从来没有提到他同年羹尧的关系，证明没有把他同年党联系起来。是不是牵连到允禩集团中去了?不少学者有这样的认识。曹家作为老奴，与康熙帝的皇子会有某种联系，四次接驾时侍奉过众多的皇子。与允禩集团的成员有过往来，康熙五十五年(1716)允禟在江宁打造镀金狮子一对，因铸得不好，交给曹頫，寄存在织造署附近的万寿庵中。曹頫是皇帝家奴，且是在南京的家奴头子，为皇子办这件事，也是分内之责。如果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这事不能作为曹頫是允禩党人的证明。而雍正帝得知此事，是在随赫德抄家之后，因而这就不可能是导致抄家的理由。
雍正帝说明查抄曹家原因，没有提及曹頫顷是允禩或年羹尧党人，倒可证明他确实不是。雍正帝刚即位时，打击允禩集团，往往以经济问题作借口，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说允禟之母宜妃的太监张起用违禁做买卖，就把他和允禟太监李尽忠等发往边疆。雍正二年(1724)，欲惩办履郡王允祹治事不敬，乃以其管理内务府事务任内亏空为理由，迫使他将家用器皿摆在大街出卖，以便补偿。这时的雍正帝还没有站稳脚根，对允禩集团因系采取分化瓦解政策，不便公开地用政治问题打击他们，而且也没有力量全面地、公开地打击敌手，故而假经济犯罪之名，行政治打击之实，以避免过分刺激对方。青海胜利之后，形势对他有利，就没有必要隐讳了。以后在整治年羹尧、隆科多、允禩各种党人时，就大讲其朋党的罪行了。如曾摄抚远大将军印务的贝勒延信，于五年(1727)十二月被禁，他有所谓党援七罪，一结允禩、阿灵阿，二结允禵，三循隐年羹尧不臣之心。又如四年(1726)十二月雍正帝责备兵部尚书法海，“与允禵私相交结”，“谄附年羹尧”，随后将他发往宁夏水利处效力。隆科多案
中，亦有交结阿灵阿、揆叙的一条罪状。雍正帝甚至把自己藩照旧人戴铎、巴海、沈竹等人都说成是允禩党人。曹頫案与延信、隆科多等案同时，雍正帝若治其朋党之罪，完全没有必要忌讳，反而会就此大加谴责，以说明他打击允渭、年、隆党人的正确。
还有一种事例可以反证曹頫不是允禩党人。曹頫犯案，他的亲族没有受到株连，堂伯(?)曹宜、堂兄曹颀仍在当差，曹宜从护军校升为护军参领，曹颀屡蒙赏赐。若曹頫是政治案件，他们就不能不被连累了。此外更有一事值得注意，十三年(1735)七月，曹宜负责巡察囚禁允禵的地方，发现允禵太监跳出高墙逃跑，他立即报告，雍正帝为此责备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如果曹頫由允禩案件挂联，曹宜绝不可能被用作监视允禩党人允禵。
作者如此这般地否定政治原因，强调经济亏空，或者会有人提问，为什么把曹頫家产赏给隋赫德，而不作弥补国帑的用项。抄家物资即为国家所有，将之归入国库或赏赐私人，这是皇帝的权力了。把抄查物资赐予私人，是常有的事，雍正朝也不例外。雍正元年(1723)抄了李煦的家，估价他的财产值银十二万八干多两，雍正帝命将李家物资估价抵偿亏欠，房屋赏给年羹尧，奴仆在苏州变卖。李煦家奴因是旗人，一年过后还没有人敢买，雍正帝又说年羹尧人少，听他拣取。后来抄没年羹尧家产，把其在京房屋、奴仆赏赐给反年干将兵部尚书蔡珽，蔡珽只接受房屋而不要家奴。隋赫德是抄家执行人之一，曹頫顷家产又少，雍正帝因而随手赏给他，以此培植自己的亲信，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研究者说曹家是康熙帝亲信，雍正帝因谋父篡位而一反乃父的政事，于是祸及曹家。毒死康熙之疑案这里不必重提。前朝宠臣至新朝宠衰的是常事，谚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即是指此。皇位更迭，进用一些新人，使他们对新皇帝感恩图报，新君使用起来才得心应手；新君或许要变更前朝政事，旧臣未免碍手，不如启用新进，便于贯彻新的政令。因此，封建时代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统治阶级自我调整，是正常现象。雍正帝是笃信“人治”的君主，因此即位就进行官员的调整，撤换了许多人。对康熙帝的亲信有所打击，如把总管太监魏珠囚禁于景陵。这位总管，向允禟透露宫中情况，胆敢接受其子弘晸的“伯父”称呼，有其获罪的缘由。至于说到曹頫，雍正帝容留他五年时间，且他也够不上前朝亲信的地位，他的被处分，与这个问题并不相干。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抄家的原因，是雍正帝在执行整理财政、清查亏欠政策中，迫索曹寅、曹頫的钱粮亏空而对曹頫顷采取的强制手段，传闻中的曹頫因为逃避清欠而转移财产，被雍正帝视为奸诈不忠，促成了抄没，骚扰驿站则成了炒家的导火线。
曹家同雍正帝已不复有与康熙帝那样密切的私人关系，一旦出事，不会有皇帝的曲意庇护，即丧失了不被抄家的保障，这是曹家在康雍两朝地位的变化，对它的不利因素。说曹家系前朝亲信而被抄，是允禩党人而被株连，都是没有根据的，和曹頫被命受允样照看的事实不合，与五年而安稳不动的事实也不合。但是曹家的被抄也不是不具有政治内容，雍正帝实行革新政治，整理财政是其一项内容，且在清理经济同时整肃官方，也具有政治运动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家被抄是雍正新政的必然结果，也是一种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然而这同雍正帝打击朋党的政治活动不是一回事，不宜混淆。
关于雍正帝查抄江宁织造曹家的历史，怎样去认识?看来不能有成见，一不要因雍正帝莎家就有恶感，二不必因是曹家就表示同情。
曹雪芹著《红楼梦》，后人感谢他，敬爱他，是理所当然的，他也是受之无愧的，爱屋及乌，其先人已给人好印象，何况他们又执行英明的康熙皇帝的政策，本身又有可敬之处，对他们的惨遭厄运，自然引人同情。大约为尊者讳的思想也在起作用，对曹雪芹的先人也就不便置一贬词了。如此这般，雍正帝处处占不到“是”字，只有挨骂的分了。然而这并没有反映历史的客观真实，对理解曹家地位的变化，曹雪芹政治观和世界观的形成不见得有好处。正确评价雍正政治，把当时的政治斗争理解得全面一些，将有助于搞清曹家的被抄，有助于了解《红楼梦》写作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认识曹雪芹政治观及其形成。当然，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正确解决，无疑对认清《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社会意义，将是有益的。

以下是引用lisaya在2007-10-19 13:27:03的发言：

曹家败落的真正根源，曹雪芹本人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他在书中通过焦大之口说的明明白白：就是子孙不求上进，吃祖宗的老本。

只可惜那些所谓的红学家们，见识竟然都不如焦大。不知曹雪芹在天之灵知道有这么一群人靠他的作品名利双收，会不会气得天天吐血啊！

雖然很多紅學家都很推祟焦大其人，但是我本人是很討厭他的。在我心目中，他絕不是什麼反封建反奴隸思想的人物，他忠心於寧國公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其人持老賣老，喝醉了就罵三叱四，不過是仗著”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的功勞。大家應該記得，他大罵”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牲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等有見識的話，不過是因為不滿總管賴二要他”黑更半夜送人”。

從他說”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不過是個老奴才目無主子家法，仗著一點老臉面肆意罵街。依我之見，他才是書中奴性最重的人。

賈珍賈蓉之所作所為，根源本就在賈敬之上，賈敬本身就是第一個混帳之人！論起書中有見識的話，就只有可卿向鳳姐托夢的一段，那也只是謀個退步，說起來寧榮兩府正系旁支子弟的胡作非為，壓根兒沒有一個長輩有整飭肅整的，賈母作為人人尊崇的老祖宗，也是凭著子孫奴才們瞎鬧，賈赦是襲爵之人，可書中何曾見他有一宗好事做過？賈政外放更是被奴才們借名生事，他卻萬事不理，相反在書中不獲好名聲的賈璉及鳳姐，才是真正操持家務勞心勞力之人，賈氏安能不衰敗下來？

不論紅樓夢的原作者是曹頫還是雪芹，除了深深自責之語及以春秋筆法反映各人的醜態言行之外，其實也沒有認真就其一家獲罪遭抄沒的深刻反省，反而處處隱含獲罪於天及兄弟鬩牆自殺自敗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