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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雀夕影 2005-08-07 23:50

[录入]清朝人物传稿·胤禛(冰木琴提供)

铜雀注:这篇文章和其他选自《清朝人物传稿》的文章一样,语言通俗,简单易懂,但是观点陈旧,没什么新意。可由于是《清朝人物传稿》是概论清朝人物的重要书籍,所以依然录入。虽然其中有些bug,也有些观点个人也不赞同。但稽古论坛不是一言堂,任何有理据的资料皆可讨论。



选自《清朝人物传稿》








张捷夫



胤禛,姓爱新觉罗氏,康熙皇帝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1213日),死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108日)。他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代皇帝,年号雍正。



胤禛的生母为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生胤禛时为普通宫女,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外祖父威武,户军参领,地位低微。胤禛童年时,由孝懿仁皇后抚养。



胤禛六岁时入南书房读书。他的老师有张英,徐元梦,顾八代等人。其中,他与顾八代的关系最好。顾致仕后清贫潦倒,死后贫无以葬,胤禛亲自出银,为其料理丧事。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胤禛被封为贝勒。不过他三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过的书斋生活。他读书勤奋,满,汉文知识坚实,并写了大量诗词。其间,他除随其父出巡外,很少参与政治活动。



胤禛真正跻身于政治活动,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开始。康熙废黜太子允礽,本为解决皇权日益尖锐的矛盾,没想到废太子以后,却发生了诸皇子激烈的储位之争。胤禛也没置身其外。不过,胤禛富于心计,他采取了与众兄弟不同的斗争策略。



在储位之争初期,胤禛自知其地位与实力不如允褆,允禩等人,难以与他们公开抗衡,于是锋芒不露,设法取得其父与众兄弟的好感。对于允礽的被废,诸皇子所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而胤禛却表现出同情与惋惜。允礽被拘禁时,胤禛奉命参与对允礽的监视。允礽自辩无“轼逆”之事,请求向其父代奏,允褆等人严辞拒绝,胤镇则认为事关重大,应该代奏父皇,并对允褆说:“你不奏,我就奏。”康熙听了允礽的自辩以后,令将其项上的铁链除去。对允褆,允禩等人,他内心虽极为仇视,但表面上仍不激化矛盾。他虽知允褆允禟私藏毒药,却不揭发。至于对其他皇子,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怀,不时在其父面前为他们说好话。他的这些表现,果然得到其父的好感。康熙称赞他“性量过人,深知大义”,“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



从第一次废太子以后,又经过复立,再废等反复,使康熙大伤脑筋。五十一年(1712年)十一月,康熙特谕诸大臣,以后若有人奏请皇太子已经改恶从善应当释放者,即诛之,表示永远不再立太子。然而,诸皇子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太子位国本,万无不立之理,只是鹿死谁手而已。所以,争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胤镇足智多谋。此时,他对于储位虽已虎视眈眈,但鉴于其父的诏令,仍内张外驰。表面上,他把自己装扮成“懒问沉浮事,间娱花柳朝”,“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的“天下第一闲人”,经常与僧纳交往,舞文弄墨,表现出不问功名荣辱,与世无争的样子。而暗里,则紧锣密鼓,苦心经营,积极搜罗人才,大力培植雍邸势力。“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使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不久,便形成了一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为核心的雍邸集团。



胤镇的这种两面派手法,不光愚弄了对手,更重要的是蒙蔽了其父,不断得到其父的重要差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参加了对允祉党人步军统领托合齐的审判;五十六年(1717年),查处明陵盗窃案;五十七年(1718年),为皇太后灵柩安放地宫读文告祭;六十年(1721年),为其父登记庆典往祭盛京三陵,万寿节祭祀太庙,东至节祀天于园丘;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勘察京,通仓廠。



胤镇虽然这样屡次被其父委以重任,说明他对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却从没有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1220日),其父死后,隆科却宣读“遗诏”,由胤镇继承皇位。二十日,胤禛御太和殿登基,颁布即位诏书,诏朕承大统“,改年号为雍正。



就在胤禛即位后不久,一种“矫诏得位”说便迅速传开,说康熙遗诏本来是传位给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胤禛将“十”字改为“于”字,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是否矫诏得位,历来是假看法不一,至今仍是一大疑案。但胤禛深知矫诏得位乃大逆不道,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关系到皇位能否保住。因此,胤禛登基后的当务之急,是清除这种流言及其影响。他料定此事必系对手所为,所以击中目标打击允禩,允禵集团。他采用釜底抽薪,分化瓦解的办法,先稳住该集团首领允禩,并允禩为总理事务大臣,封亲王;而将允禵一为其父守灵为借口,囚禁遵化;将允禟以替换允禵为名,发往西北;随后以违抗军法,革去贝子;派允(衤我)护送哲布丹尊巴胡土克图灵龛去碦尔碦,后以抗旨罪削爵拘禁;对废太子允礽,皇长子允褆,仍如其父在世时一样,严行禁锢。



经过这一番处置,允禩,允禵集团开始瓦解。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胤禛便开始对允禩法动攻势,特谕诸大臣说:允禩罪恶多端,不知悔改,“镇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八月,公开谴责允禩,允禵等人“结为朋党,翼遂其志”。十一月,更发出警告:“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看来,允禩就要大难临头了。但第二年插进了年羹尧案,使允禩得以暂时偷安。直到四年(1726年)正月,胤禛才发出上谕,历数允禩之罪,宣布削除宗籍,永远禁锢。九月,允禩死于禁所。同时,又把允禵由遵化押回京城,禁锢于景山;把允禟由西北戒至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圈禁,数月而死;对其他所党附允禩集团或与该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分别给以枭首示众,革职流放等严惩。



胤禛清除允禩,允禵集团,虽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争夺出为何皇权的斗争,巩固了皇位,但此事带给他的困扰却没有马上解脱。允禩集团覆没后,社会上又立即出现关于他“弑兄屠弟”的许多传言。他虽有所闻,但无从下手追查。六年(1728年)九月,湖南塾师曾静遣弟子张熙带他的书信,前往西安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书中大谈“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论”,猛烈抨击胤禛是暴君,说他有“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尽管曾静策动反清,并把他本人骂得“惊讶堕泪”,他却没有杀曾静,而是着重查曾静这些言论的来源。最后查明,十大罪状之说,来自被发往各地的允禩等人的心腹太监们;而华夷之分论则来自清初著名理学家吕留良。



胤禛为消除这些言论的影响,费尽心思,逐条批驳,尤其是对华夷之分论,批驳得最为严厉。他认为应以德为王,不应居于区域。说“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并列举许多历史实力和清朝开拓疆土,统一全国的事实,说明清朝的统治是合理的。七年(1729年)九月结案时,他下令将有关此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刊发全国各府州县学。十月,将曾静免罪释放,令其以现身说法,为他的嗣位和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做宣传。但对吕留良案的处置,却充分暴露了他的凶残面目。它不仅下令将已故的吕留良及其儿子,门人戮尸枭示,还将他们的后人和其他所有被牵连者,分别处斩,监禁和流放。



胤禛即位后,年羹尧,隆科多等人以扈翼登基之功,成为新朝柱石之人,宠荣备至。但随着其权力的膨胀,便擅权越法,骄横恣纵。他们滥用私人的行为,被称为“年选”和“佟选”。这虽然是胤禛恩宠放纵的结果,但他却容不得皇权受到削弱。三年九月,他将年羹尧逮捕,后以九十二条大罪,勒令其自尽。五年六月,又将隆科多逮捕,以四十一条罪状,宣布永远禁锢。六年六月,隆死于禁所。



几乎是在清除允禩集团和年,隆的同时,胤禛还发起了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和大兴文字狱。在长期的储位之争当中,他看到支持允禩的人多是科举出身,这是他对科甲人极为厌恶。四年四月,新任直隶总督李绂参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迫害读书人,误参信阳知县黄振国,汝宁知府张玢等人,将黄害死于中,杀人灭口。田文镜明知参劾他者是李绂,却回奏胤禛参劾他者必为进士,以刺激胤禛的多疑之心。又说汪,张等人都是进士出身,不无徇私袒护之情,如允许对他们的参劾“群起妄议”,将来“科甲职员如有贪污荀且,督抚诸臣断不敢提参矣”。此招果然灵验。胤禛因知道李绂也是同年进士,便怀疑他搞科甲朋党活动,由直隶总督调任工部侍郎。兵部尚书蔡珽因曾举荐过黄振国,又与李绂关系密切,也受到怀疑,降为奉天府尹。同年十二月,监察御史谢济世又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胤禛见与李绂的奏折内容雷同,便认定谢是受人指使,结党乱国,将其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工部主事陆生楠,因和谢济世同为广西人,胤禛也怀疑他“平日必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也将其革职,与谢济世一同发往西北。



胤禛之所以如此武断从事,用意是杀鸡给猴看,防止科甲人结党。他说:“若科甲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致扰乱国政,肆行无忌”;“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他甚至表示,为清除科甲朋比,可以不惜废除科举。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不仅惩处了一大批官吏,更破天荒地将师生关系列入任用官吏的回避之列。



至于文字狱,除前面提到的吕留良狱之外,还有不少骇人听闻者。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琪的《西征随笔》一书中,虽有不可杀戮功臣的议论,但此书写于年羹尧的意之时。胤禛却认为是为年氏鸣冤叫屈,五年十二月,将汪处斩。食侍讲俸的钱名世,因在雍正二年给年羹尧的赠诗中,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被胤禛认为是为年歌功颂德,违背圣贤遗教,将其革职,遣送原籍。他还亲自题写“名教罪人”四字,令制成匾额,悬于钱氏住宅。内阁学士查嗣庭,四年任江西考官,因试题中出现“正”,“止”二字,被胤禛认为是攻击雍正年号,将其革职拿问,死后有戮尸枭示。陆生楠在军营期间,曾作《通鉴论》十七篇,议论治国大计。胤禛说他是借古讽今,非议时政,七年底,下令将他军前正法。



胤禛是一个勤政务实的皇帝。他在努力维护和加强皇权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重大举措,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初沿袭明制,官吏有事向皇帝奏报,公事用提本,私事用奏本。两者均由通政司转呈,容易泄密,致使有些事情,官员不便奏闻。康熙时虽曾出现密折,但内容多为请安,谢恩之类的私事,奏折人范围也很小。胤禛则大力推行密折制度,登基的当月,即下令用密折荐举官吏。雍正元年二月和七月,又先后命科道和尚书,侍郎,每日一人轮流上一密折。以后又陆续发布有关诏令,是密折制度逐步完善。密折的内容,从军政大计到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凡密折,几乎全有胤禛的朱笔批语,称“朱批谕旨”,经过批阅的奏折,称“朱批奏折”。这个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保密性强,虽骨肉之亲,也不得泄露。像鄂尔泰这样的宠臣,其侄鄂昌的奏折,胤禛也批道:“便汝叔亦不必令知。”正因为保密性强,所以有利于上下情的沟通,是皇帝能够洞悉庶务,便于决策。



康熙朝后期,官吏贪污成风,钱粮亏空十分严重。胤禛认为不解决此事,国家无以强盛。他决心清查亏空,严惩贪污受贿。即位时,他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文删除。随后,谕令全面清理钱粮,规定所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不得转嫁百姓,不得借端遮饰,违者从重治罪。侵吞钱粮者,即行正法。雍正元年正月,胤禛又设立由怡亲王允祥等人组成的会考府,规定一应钱粮奏销,都必须由会考府清理出入之数。他向允祥表示:“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清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清查钱粮,惩治贪污受贿的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开展起来。胤禛不仅决心大。而且手段严厉。清查中所有被涉及的人,无论皇亲国戚,督抚大臣,还是一般的官员,一视同仁,盖不宽贷;反贪官,一经举报,立即罢官,而且不准革职留任,同时搜查衙署,行文原籍官员,查封家产,防止隐匿寄顿。经过数年的清查惩治,的确很有成效,财政,吏治均有所好转。



清除征收田赋,除正项外,还加征耗羡,作为弥补正项的损耗。通常每征收正项银一两,加征耗羡三钱,多者则高达五,六钱不等。而耗羡的去向,除少量补贴地方官府办公费用外,大部分被官吏贪污和馈送上司。雍正元年,胤禛不顾王大臣和内阁的反对,采纳了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率现在正项二成之内,全部提解藩库,不准扣留州县。耗羡本来是地方管理的一个重要财源,被切断后,为保证官吏的基本生活和防止新的贪污不法,胤禛决定提高官吏的待遇,从耗羡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地方官吏的生活补贴,称“养廉银”,从督抚导致县巡检皆有之。由平衡京官与地方官的收入水平,后来又给京官发双奉。



徭役制是除田赋之外一大社会弊病,五田者力不能负,被迫逃匿,政府征徭也无保障。因此,早在顺康时,就有人主张把丁役归入天粮,但争论了几十年未有结果。雍正元年,山东巡抚黄炳,直隶巡抚李维钧又先后奏请摊丁入粮,以苏民困。胤禛权衡利弊,斟酌再三,决定推行。他鼓励李维钧说:“直做去,坦然勿虑,若信不得自己,既信不得朕矣!”从雍正二年开始,首先在直隶,山东,云南,浙江,河南等地推行,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具体做法,是康熙五十年(1711年)各州县的丁银数作为应征数额,平均分摊到田亩中,随地粮一起征收。没地银一两,大致加征丁银二钱。这一改革的结果,是加重了有田人的赋税,无田人得以免役,政府的丁银也有了保障。



胤禛在位期间,也曾有战事,但主要是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雍正元年夏天,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胤禛因登基不久,不想用兵,于是派侍郎常寿前往青海,劝谕罗卜藏丹津罢兵。罗卜藏丹进步胤禛的这一行动看成是软弱,不仅不听劝谕,反而将常寿扣留。十月,胤禛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用兵青海。罗卜藏丹津畏惧,送还常寿,请求罢兵。但胤禛不准,决心武力评叛。罗卜藏丹津不敌,率部逃往柴达木。二年二月,胤禛命岳钟琪率精兵五千,夺路前往,半月之内,进至敌军大营。罗卜藏丹津着番妇女装,逃往准葛尔。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胤禛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调整建制,进一步巩固了清王朝对青海地区的统治。



自从雍正元年驻藏部队撤回内地后,清廷对西藏的约束力得到削弱。雍正五年,西藏葛布伦阿尔布巴发动叛乱,杀了总理前藏事务的大臣,阴谋投靠准葛尔。胤禛深悔以前轻率从西藏撤兵,罪命左督御史查郎率川,陕,滇驻军一万五千人,再次进藏。六年秋,查郎阿兵至拉萨,诛杀首逆。为边防久远之计,胤禛决定在西藏留兵两千,分驻前后藏,并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行使权力。



罗卜藏丹津逃到准葛尔后,清廷曾要求准葛尔蒙古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将其遣返给清朝政府处置,但遭到拒绝,这是胤禛十分恼火。西藏阿尔布巴叛军平定后,胤禛便开始策划对准葛尔的用兵。他说:准葛尔,西藏“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见事之始末利益之意,灭取准葛尔,安定西藏者,圣知酌见,不得以必应举行者也“。此时,策妄阿拉布坦已死,其子葛尔丹策零继位,好兵如其父。七年(1729年)二月,胤禛命朝臣商议出兵事宜。大学士朱轼,督御史沈近思,督统达福等人认为条件未备,唯大学士张廷玉力主出兵。胤禛不为多数人意见左右,三月,命令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命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六月告祭太庙,正式宣布西征开始。



对青海,西藏用兵的成功,滋长了胤禛的骄傲轻敌情绪,听不进不同意见,乱加指挥,用人不当。战争过程中,往往情况不明,就发号施令,以致屡屡受挫。十年(1732年)八月的额尔尼德昭之战尼昭之战算是一次胜利,驸马策凌歼灭敌军万余人。但几年的战争已使清政府感到精疲力竭,国库存银已由战前的六千万两,锐减到二千多两。朝臣不断有人建议罢兵。胤禛本人见师久无功,也不想再打下去,十二年(1734年)七月,他决定罢兵,派使臣前往准葛尔议和。



对准葛尔的战事虽然就这样结束了,但为用兵而设立的军机处,却作为清朝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保留下来。七年,西北战事开始后,胤禛为提高办事效率,特在寝宫附近设军机房,次年改军机处。军机处只有值房,布设正式衙门,不设专职人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均有大学士,尚书和其他干练官员兼任。胤禛每天都要找见军机大臣一次或数次,面授旨意,有军机大臣草拟文书转发。凡事悉以当日完结,不仅效率高,而且保密性强。军机处设立之初,主要办理军政大事,后来则扩大到所有机要事务。它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使内阁,议政处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



自元明以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即任用少数民族各部族酋长为各级管理,并准予世袭。土司制实质上是一种落后的农奴制。土司门割据一方,骄横恣纵,残害土民,互相攻杀,甚至发动武装叛乱,严重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进步。为此,雍正二年五月,银针曾谕西南诸省督抚提镇说:“朕闻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但他一时拿不出有效对策。四年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胤禛认为他德才兼优,必能担此重任,最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办理改流事宜。鄂尔泰采用”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方针,在三省大张旗鼓的推行。随后,四川,湖广等地也开始行动。从四年至九年(1726-1731年),云南,贵州,广西,湖广,袤延数千里的范围,有大量土司被革职,分别设立府厅州县,代之以流官治理。



在大力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胤禛还乘势在黔东,湘西既无流官,也无土司的所谓“生苗”或“生界”之地,强行安营,设关建制,从而把所有管外苗地,全部置于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



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虽曾遇到像云南车里宣尉司,镇沅土府,乌蒙土府等大土司的顽强抵抗,但很快被平定下去,唯独在黔东南新辟苗疆发生的苗民反抗斗争,引起了较大麻烦。



从不籍有司,不想统属,到设官建制,编户齐民,虽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也带来了不少新的矛盾。“生苗地界为官兵所驻扎,渐次据其土地,干戈日寻,而生苗始不得按其所”。尤其是大量无偿劳役和繁重的赋税苛派,使苗民难以承受。十三年(1735年)二月,终于在黔东南古州地区爆发了包利等人领导的大规模反抗斗争。胤禛一面谕令由果亲王允礼,大学是鄂尔泰,张廷玉等十几人组成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会议,负责筹划苗疆事宜,一面急调西南六省数万兵力会剿。但用兵数月,兵务毫无端绪,满朝文武一筹莫展。胤禛更是心急如焚,单位等新的举措,便突然暴死,将这一棘手之事留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了。



胤禛性喜祥瑞,迷信风水。他的寿陵本来是按照子随父葬,祖辈相继的“昭穆之制”选址在东陵九凤朝阳山,但他嫌那里土质不好,弃而不用。为此,他特命通晓堪舆术的福建总督高其倬协助允祥继续寻找。经多处勘查,最后终于在京西易州(今河北易县)境内,选中了所谓“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会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式理气,诸吉咸被”的泰宁山太平谷。陵墓于雍正八年正式动工营建,乾隆元年竣工。这就是现在仍金碧辉煌,气势雄伟的清西陵泰陵。






瑶华 2006-02-12 20:10

在储位之争初期,胤禛自知其地位与实力不如允褆,允禩等人,难以与他们公开抗衡,于是锋芒不露,设法取得其父与众兄弟的好感。对于允礽的被废,诸皇子所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而胤禛却表现出同情与惋惜。



可见心计之深啊。


醉休 2007-03-07 22:58

魄力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很喜欢他即位后的一些作为。


不离不弃 2007-03-19 16:30
所谓识务者为俊杰,智者相势而动,胤禛的胜出,只能说他是一个聪明人,并将智慧用在最合适的地方而已。不喜欢说他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话

悠闲 2007-03-21 16:59
小不忍则乱大谋!

心头高 2007-04-08 20:20

"海雨天风独往来',从来都是孤行者,难以想象,老爷子一走,他不做皇帝,还能做什么?


J-HCL 2007-07-16 08:39

经过这一番处置,允禩,允禵集团开始瓦解。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胤禛便开始对允禩法动攻势,特谕诸大臣说:允禩罪恶多端,不知悔改,“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八月,公开谴责允禩,允禵等人“结为朋党,翼遂其志”。十一月,更发出警告:“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看来,允禩就要大难临头了。但第二年插进了年羹尧案,使允禩得以暂时偷安。直到四年(1726年)正月,胤禛才发出上谕,历数允禩之罪,宣布削除宗籍,永远禁锢。九月,允禩死于禁所。同时,又把允禵由遵化押回京城,禁锢于景山;把允禟由西北戒至保定,交直隶总督李绂圈禁,数月而死;对其他所党附允禩集团或与该集团有牵连的人,也分别给以枭首示众,革职流放等严惩。

 

姐姐打错了吧~


寂寞风中 2007-10-14 19:43
清朝的党羽之争一直很严重,如果不出四四,我可不相信十四或其他阿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力挺四四。

luyifan20060227 2007-10-22 22:18

朝堂之上谁无心计,老是揪着别人的不是却看不到别人的好处,为四四感到伤心


流浪硕鼠 2007-10-23 10:38

四也不全是因为八才痛恨科甲的吧,不管是什么原因,科甲结党本就是清朝时的一大弊病,杀杀他们的锐气没什么大不了的,哪个朝代没有冤死鬼?怎么放在四身上就那么多是非。

还有,那个“传位于十四子”改为“于四子”的说法也太小儿科了吧。虽然我不知道四即位实情是什么,但是每次看到这个传言就很气愤,造谣也造点有水平的啊!鄙视这个造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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