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帝 之康熙帝玄烨(1) 阎崇年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属马。他8岁登极,在位61年,享年69岁,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又称康熙帝。 康熙的父亲是顺治,祖母是孝庄太后,祖父是太宗皇太极,曾祖父是太祖努尔哈赤;儿子是雍正,孙子是乾隆。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在清朝前六代 皇帝中承上启下,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 事实证明,康熙承担起了这样艰巨的历史使命。少年康熙,就已经表现出卓越不凡的才智和决断力。这一点,可以从他智擒权臣鳌拜一事中看出来。 同父亲顺治一样,康熙登极时也是儿童皇帝,太皇太后也要给他配备辅政大臣。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于顺治初年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擅权独断的局面,决定:不由皇族宗室中的长辈摄政,而在异姓功臣中选拔大臣辅政;增加辅政大臣为4人,以便相互制约。皇族宗亲勋贵对辅政大臣实行监督,再由太皇太后对军国大政总裁。所以,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鳌拜首先拿苏克萨哈开刀。 事情的导火线是土地问题。起先,顺治初年实行圈地时,摄政王多尔衮利用权势,将原定圈给镶黄旗的永平府一带的好地让给正白旗,而另拨河间府一带次地给镶黄旗。这件事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但事过20多年,旗民各安生业,旧怨也已淡忘。鳌拜却旧事重提,让正白旗与镶黄旗互换土地,目的是讨好自己和遏必隆所在的镶黄旗,而打击苏克萨哈及其所在的正白旗。这件事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正白旗人诉告到户部。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不可,直隶总督朱昌祚以此举会造成数十万失业者而抗疏称其不便,保定巡抚王登联以圈拨扰民而疏请停止。鳌拜矫诏将这三位大臣诛杀。鳌拜借机又“一连七日强奏”,矫旨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孙全部处死,并籍没家产。鳌拜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一些重大的朝政,在家中议定后便施行,不把少年天子玄烨放在眼里。鳌拜目无君主,举朝震惊。康熙帝虽内心对鳌拜极为不满,在表面上却同其周旋。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辅臣索尼援引先帝福临14岁亲政的祖制,疏请康熙帝亲政。康熙帝征得祖母同意后,允索尼所奏,不久开始亲政。亲政时索尼已死,鳌拜成了首席辅政大臣。鳌拜与遏必隆同旗结党,镶黄旗独掌朝政,既无意收敛,更飞扬跋扈。康熙帝同太皇太后秘商后,决定拔除鳌拜。但鳌拜为三朝勋臣,握有重兵,遍置党羽,不便轻动。 康熙帝便同索尼的第三子、侍卫索额图,在宫中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布库”(摔跤)。鳌拜以为少年戏耍,没有在意。一天,鳌拜奉召入内观看“布库”演习。康熙帝不露声色,命满洲“布库”少年将鳌拜擒捕,并公布其三十大罪。但康熙帝对鳌拜做出宽大处理,免于处死,终身监禁;对遏必隆仅革太师,后还公爵。这样处理,不仅一举清除鳌拜及其同党,而且稳住了镶黄旗。当时,康熙帝年仅14岁,而部署周密,沉着机智,处理得当,不失分寸,初露其胸怀谋略、临机果决的政治家风范。 此后,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 对历史:八大贡献 康熙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概括说来,共有八点: 《吴三桂斗鹑图》第一,削平三藩,巩固统一。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 当时,朝廷上主张不可撤藩的占绝大多数,支持撤藩的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官员。20岁的康熙帝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yōng)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下令撤藩!
白晋、张诚之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最大的成绩,莫过于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和促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 康熙组织的这次地理大测绘,对世界地理学的贡献不容低估。法国科学家们也因此而有机会到中国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获也相当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参加 了赴东北的勘测队。他在长白山见到采参的情况后,把参的性能、产地、采集、保存等等,写成文字、绘出图样寄回法国发表。没想到4年后,另一位法国科学家参照杜德美有关人参的文章,在加拿大与长白山纬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带,也发现了相似的参。它产于西洋,就有了“西洋参”这个名字。 当谈及这些历史往事时,人们自然会问: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会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 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罚一、二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北京天文台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 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是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乾隆朝进入宫廷的法国科学家,如杨自新、蒋友仁等本都是法国学有专长的科学家,但乾隆对科学一窍不通,他们也就只能为皇帝制作机械钟表、西洋楼、大水法(人造喷泉)了。 康熙皇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皇帝。 对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勤”,另一个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万历不御政,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员,大学士泡病号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宰相方以哲进入内阁八年才得见万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见面,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遇到紧急的军国大事,皇帝不接见朝臣,不议商国事,也不做出决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门外十个小时不起,请求皇帝上朝,万历仍然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有人说是耽于酒色,有人说是首辅纵容,有人说是疾病缠身,但从根本上说是万历没有做皇帝的责任感。天启也是一样,整天迷恋木工活,刀凿锯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贤专等他玩得高兴的时候前去奏报军国大事,天启不耐烦地说:你看着办吧!魏忠贤借以假传圣旨。 清朝的皇帝,从天命汗到光绪帝都是勤政的。他们吸取明朝亡国的教训,勤理政事。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因为最初康熙听政主要在乾清门,所以称作御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dàn)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礼吏户兵刑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员。会议有记录,就是起居注。康熙从14岁亲政以来,每天御门听政,一年四季,无论冬夏,没有例外。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的御门听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他说:“一岁之中,昧爽视朝,无有虚日。亲断万机,披览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 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谨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举治河与抚蒙两个例子。 先说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 调查、面奏、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日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下面举例看康熙治河决策的全过程: 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及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
第二,寻根溯源。比如黄河,他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成舆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数据。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靳辅,汉军镶黄旗人,以安徽巡抚授 为河道总督。受命后,一日八上奏疏,报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统审全局,河运并治,浚河筑堤,束水攻沙,多开引河,量入为出。他重点治理黄河、淮河、运河交汇的清口。陈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负才不遇,题诗祠壁。靳辅见而惊异,访得引为幕友。疏奏多由陈潢起稿,施工亦由陈潢监理。他们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发生了意见分歧。 第四,御前辩论。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康熙不妄加论断,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各申己见,互相驳难。关于屯田——于成龙说:“屯田夺民产业,不能实行!”靳辅则说:“丈出之田,作为屯田,抵补河工所用钱粮。因属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实,臣无可辩,唯候处分。”关于开浚海口,靳辅的意见是:开海口虽可泄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龙的意见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决,无数百姓,将饱鱼腹!争论没有达成共识,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 第五,集思广益。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决断。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 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看了大臣的疏报,交九卿会议裁决: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将靳辅罢官,陈潢被削职、逮京后病死。 第七,实践验证。康熙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后康熙帝南巡阅河,靳辅扈行随从。回京后,康熙肯定靳辅治河功绩,复还他的原来品级。 第八,改正错误。靳辅之后,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康熙帝召于成龙入京,问:“过去你说靳辅之短,现在怎样?”于成龙回答:“臣那时妄言,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 第九,断不出书。康熙悉心治河数十年,撰写治河论述,河道总督张鹏翮(hé)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雕刻颁行,永久遵守。康熙说:“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这表现了《厄鲁特蒙古图》康熙可贵的谦逊的科学态度。 以上九点能够做到一点,可以称作明君。 再说治理蒙古。康熙讲求仁道,抚绥蒙古。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三大部。诸部内讧,互相残杀。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噶尔丹乘机东犯,逼迫喀尔喀南迁。康熙巧借噶尔丹东犯威逼喀尔喀之机,于三十年(1691年)五月,亲赴塞外,主持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会盟。盟会开始,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萨克图汗沙喇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坐在第一排,其余按次序入座。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的过失加以申斥,让他领罪。然后康熙说,如此盛大的盟会,要是对土谢图汗处以重罪,实在于心不忍。康熙当众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喀尔喀贵族700余名、哲布尊丹巴辖下喇嘛600余名,齐向康熙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并编喀尔喀蒙古为49旗,封喀尔喀蒙古贵族为亲王、郡王、贝勒、公、台吉等。又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列阵10里,吹角鸣炮,众呼前进,声动草原。康熙骑马弯射,技艺精湛,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康熙帝通过召见、训谕、赦免、封爵、检阅、较射、会盟、宴赏和修庙等举措,使喀尔喀蒙古出现冰释前仇、化解分歧、辑睦安居、气氛和谐的局面,实现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重新统一。经过7天的多伦诺尔会盟,喀尔喀蒙古完全臣服清朝,加强了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对臣民:仁爱宽刑 康熙对臣民强调要实行“仁爱”。“仁”字,《孟子·尽心》说:“仁也者,人也。”儒家有“仁者爱人”的理念。“爱”字,有人说是近代的词,也有人说是西方的词。其实,《论语·颜渊》就有“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人。”《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的话:“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仁爱”是儒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 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蠲(juān)免钱粮达545次之多,计银1?5亿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他宣布: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后雍正实行“摊丁入地”,中国长期以来的人丁银被免除。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乾隆时人口到3亿,道光时则突破4亿。
张伯行,河南仪封人,进士出身。中进士后,买各地大儒的图书,口诵手抄,整整7年。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学问清醇、志操洁肃自励。做官后,家乡河堤崩溃,自己出钱招募民工运土塞堤。任山东济宁道,遇上饥荒,从河南家里运送钱米,并缝制棉衣,给灾民充饥御寒。任江苏巡抚,发现总督噶礼贪婪。江南乡试作弊,生员哗然,抬着财神像到学宫,影响很大。张伯行调查,此案同总督噶礼有关,便上疏朝廷。康熙命尚书张鹏翮等调查,查证作弊之事同噶礼有关,噶礼便弹劾张伯行。康熙命再调查。结果是噶礼被诬 告,张伯行应当罢官。康熙命第三次复查,结论同前一样。康熙说三次查证都是非颠倒,命再议。其实,康熙已经通过密折对噶礼和张伯行都进行了解。康熙知道张伯行是清官,应当加以保全,著免噶礼官,由张伯行任总督。 康熙帝表彰清官,一则是为大小官员树立榜样,养成一代清廉的吏风;二则是借清官监督、揭发、打击贪官;三则是派几位好官,为百姓做点好事;四则是推行“仁爱”理念,为自己博得仁政的名声。但是,清官往往为上级所不喜欢,也普遍为同僚所不喜欢。清官必遭贪官的嫉恨,也必遭贪官的报复。前述于成龙、格尔古德、彭鹏、张伯行等无一例外。然而,康熙帝之所以仁明,在于他能明察是非曲直,而不使廉吏灰心,能信任并保全清官,而遏制贪风日长。 在皇朝时代,官吏贪婪是普遍现象。康熙虽然奖励清官、惩治贪官,但贪官污吏还是屡屡出现。看来康熙对待吏治,还缺乏系统的制度:严格制度,使官吏不能贪污;严厉惩处,使官吏不敢贪污;严定薪俸,使官吏不必贪污;严肃教育,使官吏不想贪污。 对西学:虚心吸纳 自明朝后期始,西方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一面传教,一面传授西方科学知识。明末南怀仁像的大学士徐光启等,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在康熙朝有一批外籍教师,如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张诚和白晋等,其中以汤若望和南怀仁最为著名。 汤若望,耶稣会士,德国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来华。这一年恰好发生萨尔浒大战。他先到澳门,后入广州,再到北京。崇祯时,创设历局,修订历法,汤若望任事,与中国官员共同编成《崇祯历书》,设馆在今北京宣内南堂地方。清命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参与修正历法。新历法称《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同顺治的关系,在上文已经探讨过。顺治病危时,议立嗣君。福临因皇子年龄太小,想立皇弟;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八岁的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可终生免疫,支持皇太后的意见。顺治就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顺治死后,汤若望在康熙初年被抓进监狱,原因是受了杨光先的诬告。 杨光先,安徽歙(shè)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时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亡后,回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顺治时上书,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当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康熙三年(1664年),杨光先再次诬告汤若望,一面上书朝廷,一面散发传单。其中杨光先指责汤若望的《时宪历》只编200年,大清皇朝万万年,这岂不是让大清短祚吗!这是一场保守派对维新派,愚昧文化对科学文化之争。这时汤若望患病,行动不便,无力争辩。可怜的汤若望身患重病,昏迷恍惚,戴着9条锁链,躺在小木床上,仍手举望远镜观测日蚀。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辅政大臣鳌拜等支持杨光先,定汤若望死罪,钦天监五位部门负责官员被处死,废弃《时宪历》。孝庄太皇太后认为对汤若望处分过重,经两次复议,汤若望免死下狱。但也恢复了旧历法,废除了《时宪历》。杨光先则先升为钦天监副,又升为钦天监正。第二年七月,汤若望死于寓所。 康熙亲政后,对这桩学术公案采取了谨慎而科学的态度。因杨光先靠政治讦告做了钦天监一把手,但他不能胜任天文数学的研究和实测。后来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借地震的机会,奏称杨光先等在历法、测验方面的错误。康熙曾多次召杨光先与南怀仁到宫中当众测验,结果每次都证明南怀仁测算正确,而杨光先并不会计算。康熙八年(1669年),16岁的康熙皇帝以“历法精微,难以遽(jù)定”,命大学士图海等20人会同钦天监官员,赴观象台共同测验。届时,大学士、尚书及其他官员等,聚集一处,当场测验。结果,南怀仁所测都应验,杨光先等所言都不应验。他们做的其他验证也表明:南怀仁的正确,杨光先的错误。最后,议政王等议:推倒杨光先诬告汤若望案,杨光先斩首,为汤若望及同案死者平反。康熙宽弘仁厚,命对杨光先夺其官、免其死、遣回原籍(杨死于返乡途中)。 康熙不论对传统文化还是西学,不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传教士,都没有偏见。他的这种对待各种文化、不同种族的平等心态,来自于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
天色已暮,诸臣退出。皇太子等在畅春园无逸斋一天的功课完毕。 教育能影响一个人,而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康熙帝的35个儿子中,序齿的有24位,实际上成人(年满16岁)的,只有20位。这20个儿子,是由17个妻子生育的。他们性情志趣各不相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政治型。康熙帝培养儿子的主要目标是从皇子中产生一位满意的接班人,以使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社稷万年。首先,以儒家经典教育皇子;其次,以“国语骑射”培养皇子;再次,训练皇子实际能力;复次,传授治国安邦之道。诸皇子的培养教育,以皇太子为重。早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封年仅1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加以眷宠,施以特教。初始,康熙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6岁就傅,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教他性理之书。康熙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命皇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康熙帝几次南巡,也多命皇太子留守京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患病,命皇太子代理政事:“朕因违和,于国家政事,久未办理,奏章照常送进,令皇太子办理,付批办处批发。”康熙帝病愈之后,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他对其他皇子,如皇四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等,常委以军政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 学者型。康熙教皇子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测量学、农学等。先以观测日食为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闰三月初一日,日食。时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在外,皇太子在北京观测,使用皇父所赐嵌有三层玻璃的小镜子,装于自鸣钟之上,用望日千里眼观望。日食似不到十分,日光、房屋、墙壁及人影俱可见,甚属明耀。观测奏报自京城发出,送皇父览阅。康熙帝得到奏报后,朱批曰:“览尔所奏,果然如此。”后来皇四子胤禛(雍正)回忆道:“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夹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实验者。”又以几何学为例。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帝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 。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耶稣会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命臣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修造新书”。康熙帝命在畅春园蒙养斋开馆,派允祉主持纂修《律历渊源》,汇律吕、历法和算法于一书。允祉还为《古今图书集成》的纂辑做出贡献,成为康熙朝一位杰出的学者。但他在雍正继位后,仍未逃过劫难:被夺爵,禁景山永安亭而死。 艺术型。康熙帝对书法下过一番功夫,他同皇子们说:“朕自幼好临池,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凡古名人之墨迹、石刻,无不细心临摹,积今三十余年,实亦性之所好。”他对有的皇子练字,做出具体规定:每一日要写十幅呈览。在皇父严格要求与督促之下,皇太子、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十三子和皇十四子等,都写得一手好字。皇二十一子胤禧,史载其“诗清秀,尤工画,远希董源,近接文徵明”。皇三子胤祉和皇七子胤祐,以其尤长书法而受命书写康熙帝景陵的《神功圣德碑文》。 生活型。康熙帝的儿子们,有的因其生母卑微,如皇十二子生母万琉哈氏为定嫔,皇十五子生母王氏为密嫔,皇十七子生母陈氏为勤嫔,还有连嫔的品级也未受封;有的因年龄太小,如康熙帝初废皇太子后出生的皇子,到他崩驾时皇二十一子和皇二十二子都是11岁,皇二十三子9岁,皇二十四子才6岁,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同兄长们去争夺皇位。这些皇子能明哲保身,母子平安,安享富贵,就算有大福了。他们不求登大位,但求生活好。所以,把他们归为生活类。 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清朝的皇帝没有暴君、没有昏君也没有怠君。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这些都同康熙、清朝重视皇子皇孙的教育有关。但康熙帝的儿子太多,在位时间又长。“夜长梦多”,皇子们结党自固,争夺皇位,最后导致残酷的宫廷斗争。这将在下面讲雍正时探讨。 玄烨个人小档案 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出生: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八日 属相:马 卒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享年:68岁 谥号:仁皇帝 庙号:圣祖 陵寝:景陵(清东陵) 父亲:福临 母亲:佟佳氏,后尊为孝康章皇后 初婚:12岁 结婚配偶:16人,皇后赫舍里氏 子女:35子,16女 继位人:胤禛(雍正) 最得意:14岁智擒辅臣鳌拜 最失意:三丧皇后 最不幸:幼年丧父、丧母 最痛心:储位两立两废 最擅长:学习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 (1)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康熙大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2)孟昭信:《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3)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 (4)王思治主编:《清朝通史·康熙朝》,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其实整本书和电视我都没有完整看过,每次打开电视都是皇太极,郁闷死了~~~
系统地同完皇太极的,所以认为百家论坛在讲清十二帝时虽有正史,但更多的定位还是在通俗化方面,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要收视率嘛~~~
所以书虽然在排行榜上居高不下,我也是没有兴趣买来看的~~~调子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