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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当然，《四库全书》的内容也有不足：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挖改。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布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何在？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弘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人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如何呢？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如何评价《四库全书》？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专家话《四库全书》

1. 历代名家评《四库》
　　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前无古人的连体文化工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及其目录，在其问世二百多年来，还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综观历代名人对它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毁誉纷呈，但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概括起来，可分成五个时期。
　　一是乾隆、嘉庆时期。由于《四库》成书于这一时期，参与编纂《四库》的学者大多仍健在，更由于《四库》的“钦定”性质，加上当时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人们心有余悸，因此对《四库》以及《四库提要》“不敢置一词”，妄加评议，“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
　　二是道光、咸丰以后。此时清朝已度过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呈现出衰败气象，文网渐疏，士大夫乃敢稍稍议论。其时学风也为之一变，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学”兴起了。首开风气的龚自珍说：“本朝自有学，非汉学。……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由于四库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又是汉学思想的结晶，故龚自珍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此而发。稍后魏源也不满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批评纪昀“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著名史学家夏燮之兄夏炯也批评四库馆臣“不知体要”，认为“四库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这些批评反映出道咸以来汉学的日趋衰落和学风的转变。
　　三是清末民国时期。张之洞在督学四川时，从学子治学的角度，大力推崇《四库提要》的功用，认为诸生只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也大力推崇《四库》，认为这是清政府在文化事业上“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事”。同时，他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充分肯定《四库》的“辑佚”之功，认为《四库》“其书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著名史学家陈垣也高度重视《四库》的文献价值。1920年他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彻底清查，并将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与《四库提要》对照，发现不少差异，首次提议将文津阁本提要汇集影印，以供研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鲁迅则从政治角度对《四库》提出批评。他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可见这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趋势。
　　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著名学者余嘉锡穷数十年之功研究《四库提要》，为《四库提要》辩证。他深知《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指出：“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此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五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新时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宽广的胸怀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对《四库》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季羡林指出，编纂《四库》，“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这也是事实。鲁迅先生虽说过这个问题，称之为‘四库残书’，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到了今天，几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四库全书》还是有用的。”它的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查起来方便，二是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而此一时期人们对《四库》的批评，主要是就禁书、改书而言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任继愈指出：“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为《四库全书》“正名”：“无论如何，《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2002年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李瑞环指出：“《四库全书》汇集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优秀典籍，其门类之全、内容之丰，令世人叹为观止。应该肯定，清王朝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保留是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狭隘心理，由于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也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所限，《四库全书》既不全也不准，一些该收入的重要著作没有收，一些著作收入时作了若干改窜或删除，一些著作收入的不是最好的版本，造成了这部大书的历史遗憾。”李瑞环对《四库》的评价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共同心声。

　　总之，《四库》问世以来，人们对它毁誉纷呈。时代不同，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评价也就各异。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对包括《四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给予正确的评判。

专家话《四库全书》

1. 历代名家评《四库》
　　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前无古人的连体文化工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及其目录，在其问世二百多年来，还没有哪部书像它这样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综观历代名人对它的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毁誉纷呈，但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概括起来，可分成五个时期。
　　一是乾隆、嘉庆时期。由于《四库》成书于这一时期，参与编纂《四库》的学者大多仍健在，更由于《四库》的“钦定”性质，加上当时文字狱的恶劣影响，人们心有余悸，因此对《四库》以及《四库提要》“不敢置一词”，妄加评议，“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
　　二是道光、咸丰以后。此时清朝已度过如日中天的黄金岁月，呈现出衰败气象，文网渐疏，士大夫乃敢稍稍议论。其时学风也为之一变，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学”兴起了。首开风气的龚自珍说：“本朝自有学，非汉学。……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不足概服宋儒之心。”由于四库馆是汉学家的大本营，《四库提要》又是汉学思想的结晶，故龚自珍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此而发。稍后魏源也不满四库馆臣之好讥弹宋儒，批评纪昀“不喜宋儒，其总目多所发挥”。著名史学家夏燮之兄夏炯也批评四库馆臣“不知体要”，认为“四库诸公竟专与宋儒为怼”。这些批评反映出道咸以来汉学的日趋衰落和学风的转变。
　　三是清末民国时期。张之洞在督学四川时，从学子治学的角度，大力推崇《四库提要》的功用，认为诸生只要“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知学问门径矣”。梁启超也大力推崇《四库》，认为这是清政府在文化事业上“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事”。同时，他还从文献学的角度充分肯定《四库》的“辑佚”之功，认为《四库》“其书采自《永乐大典》者以百计，实开辑佚之先声”。著名史学家陈垣也高度重视《四库》的文献价值。1920年他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彻底清查，并将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与《四库提要》对照，发现不少差异，首次提议将文津阁本提要汇集影印，以供研究。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干将的鲁迅则从政治角度对《四库》提出批评。他指出：“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可见这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呈现了多元化趋势。
　　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著名学者余嘉锡穷数十年之功研究《四库提要》，为《四库提要》辩证。他深知《四库提要》的学术价值，指出：“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此一时期对《四库》的评价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斗争的烙印。
　　五是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在新时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宽广的胸怀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对《四库》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季羡林指出，编纂《四库》，“乾隆的政治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编纂者在个别地方有所删削，这也是事实。鲁迅先生虽说过这个问题，称之为‘四库残书’，也不能说毫无根据，但是到了今天，几百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了《四库全书》还是有用的。”它的功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查起来方便，二是保留了一些如果不搜集在一起就会散佚的古籍。而此一时期人们对《四库》的批评，主要是就禁书、改书而言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任继愈指出：“说到禁书，这实际上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莫不为之，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完成之后，亦皆有之。……至于删改典籍，这恐怕也不是乾隆一个人的专利。乾隆从政治需要出发，对许多文献进行删改，其实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这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做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为《四库全书》“正名”：“无论如何，《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文化伟业，迄今为止，她也是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2002年在《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李瑞环指出：“《四库全书》汇集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优秀典籍，其门类之全、内容之丰，令世人叹为观止。应该肯定，清王朝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整理和保留是做了大量有益工作的。但由于清朝统治者的狭隘心理，由于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也由于当时技术手段所限，《四库全书》既不全也不准，一些该收入的重要著作没有收，一些著作收入时作了若干改窜或删除，一些著作收入的不是最好的版本，造成了这部大书的历史遗憾。”李瑞环对《四库》的评价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时期学术文化界的共同心声。

　　总之，《四库》问世以来，人们对它毁誉纷呈。时代不同，角度不同，认识不同，评价也就各异。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对包括《四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价值，给予正确的评判。

2.《四库全书》的查阅与文献检索

　　纂修于清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以下简称《四库》），集我国古代文献典籍之大成。据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时统计，《四库》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有论者仔细统计，文津阁本《四库》共计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为3466种，如把卷首附录补遗等计入卷数，共计81305卷。作为文史工作者或中华文化爱好者，面对这样一个卷帙浩繁的文化载体，掌握查阅和检索的方法，无疑有着重要的工具性价值。
　　了解《四库》的编纂体例和书籍分类，是查阅该书的基础。《四库》所收之书，由当时所能搜罗的政府固有藏书、公私进献遗书和《永乐大典》辑出之书或临时加入之书等数千种书中选出。所据版本有敕撰本、内府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以及临时加入敕撰本。此后再依据钦定的收录标准原则，详定分类、校对、重抄或撰写提要等方法，部勒成一个整体。其分类方法继承了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为四部分类法的部称。《唐六典》云：“书有四部，故分为四库。”《四库》将各种书籍别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各部下再分若干类，类下细分为属。群经及小学之书入于经部。经部下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其中的礼类、小学类又各细分为六属和三属。纪事之书或考辨史体、评论史事等专书入于史部。史部分正史、编年、记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十五类，其中诏令奏议、传记、地理、职官、政书、目录类各细分所属，共二十六属。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者入于子部，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其中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小说家又细分为二十四属。集部收诗文词曲、散篇零什等书，分楚词、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其中别类、词曲各有细分共十一属。

　　《四库》以各书内容配隶所部类属，循实归类，不是泛就书名。四部、四十四类、七十属的划分，再配以该书凡例中所详列的编列各类各属各书次序的七种规则，由各知识单元组成的整个知识体系清晰可见，特征鲜明。作为《四库》的相伴产物，《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无疑为文史工作者查阅《四库》相关典籍资料提供了便捷的线索。《总目》规模200卷，成书于《四库》纂修前后，刻成流传于乾隆末年。该书是我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官修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和解题书目。《总目》所著录之书，除《四库》收录之外，存目书籍有6793种，93551卷，合计著录书籍10254种，172860卷，基本反映了18世纪以前我国古籍存世的概貌，对后世学人搜罗资料、浏览阅读下籍有着重要的指南价值。如该书“凡例”中所示，此书对收录和存目的书籍，不仅简要介绍了作者籍贯、朝代、官职、著作等情况，还评论作者的人品气质，治学倾向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总目》作为我国古代标志性的目录学著作，历来受到后世间学者的重视。《总目》是查阅《四库全书》等中国古籍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文史工作者在读《四库》原书之前，已略知概貌，可享受按图索骥之益。值得指出的是，《总目》分合书种标准、著录书卷数与《四库全书》存有岐异之处，如经部?易类，《总目》卷六，《楚蒙山房易经解》（清晏斯戤撰），《四库》原为《学易初津》（2卷）、《易翼宗》（6卷）、《易翼说》（8卷）三种书收入。又如，《总目》在书名、卷数、成书时间上与《四库全书》的不合亦有存在。《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钦定外蕃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总目》作《钦定蒙古王公表传》。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重新影印出版，极大地方便了那些想直接翻阅该书的读者群。此影印本不仅包括四部：经部236册、史部452册、子部367册、集部435册，还包括了《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附补遗及索引）1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附抽毁书提要及索引）5册，另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暨索引》1册，读者可由所附1册的目录及索引，方便地查出需找书目的所在册数及其页码。此册所刊凡例，非常详实地介绍了文渊阁本《四角号码索引》以及第三部分《补遗》及其索引，为已经知道著者或书目名的读者查阅此书提供了方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四库》问世以来，有关《四库》目录学、考证学、校勘学以及档案史料研究等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就检索书籍来说，也出版了许多。值得观阅的有：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处魏鲁男编、翁独健校订、1932年印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⑵1933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附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角号码索引》；⑶于炳耀编《中英文四库全书索引》；⑷杨立诚编《文澜阁书索引》,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排印本；⑸陈乃乾编《四库全书总目索引》，1926年大东书局《四库全书总目》附印本；⑹《四库全书目录索引》，上海古籍1989年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目录索引》订正重印本；⑺陈垣《四库全书撰人目录》；⑻《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⑼杨家骆编撰《四库大辞典》，此书多次补充或改名，有多种版本；⑽范志熙《四库总目韵编》，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韵编》及中华图书馆排印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明检查表》。以上索引类书籍对读者来说，各便其用，要在得其要领，熟练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