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对广东、福建的治理中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对此略作介绍。
一、解除闽粤海禁。
雍正终止出洋禁令是有一个过程的。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下令禁止民人前
往南洋贸易，使沿海一部分出洋贸易的百姓失掉了往昔的职业，以致衣食无着。对此，广东、
福建官员看得很清楚，雍正登基不久，两广总督孔毓珣即呈奏折，建议取消出洋禁令。当时，雍正从封建统治者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思想出发，认为解除出洋禁令虽然可以解决部分人的衣食问题，却不利发展农业和社会的稳定，他特别担心居留海外的民人归来后会怀有不轨之心策动反叛，因此仍然坚持“海禁宁严毋宽”。雍正三四年间，福建灾荒，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报，福建地窄人稠，百姓无田可耕，以致很多人成为盗贼。他说，要想社会安定，就要给百姓谋生之路，而出洋贸易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海禁一开，富者为船主、商人，贫者当头舵、水手；一艘船就可解决近百人的生路。雍正反复权衡利弊，于五年三月原则上同意了解除海禁的建议，命令广东、福建两省大员商讨具体办法。与此同时，沿海民人开始渐渐出洋贸易。雍正经过与闽、粤督抚和朝中一些大臣反复商议，至雍正六年十月制定出《出洋贸易规则》。归纳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船只的出口与入口都应按规定期限办理，出口船于每年四月提出申请，进口船于九月造报；二是对粮食的出境作了严格限制，规定中等船只可带一二百石，大船只能带三百石出海。这个规则的制定，意味着湾禁的正式开放。此外，雍正朝对出口货物也有很多限制，除一些军需物资，如炮械、军器、火药、硫磺外，还有大米、豆麦以及红、黄色的绸缎。雍正九年又规定，铁器也不准出口。这些繁琐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外洋贸易的发展。但是，海禁之开，扩大了民人谋生手段，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二、严格外商贸易。
雍正时期，西洋和南洋的商人来华贸易均至广州，据档案统计，每年来华商船总共约十几艘。清政府每年所收关税，大约在二三十万两之间。总的来说，商船不是很多，贸易量也不是很大。但雍正屡次强调，对外商要“严加约束稽查”。为此，对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清政府制定了十分严格的管理措施。对于外船停泊的港口，起初规定一律在广州市郊的黄埔，后因距省城太近，于雍正十年改在澳门停泊：对于外船所带炮位，均由中国官方起卸保存，离去时发还。每只船到后，都由中国派兵看守，只限其商人与中国的行商贸易，其余水手只能在船上等候，按例由粤海关派员进行征税和验货。与外商贸易无关的中方人员，也一律不许进入外商船只。而且，外国商船必须在当年的十一二月份信风来临时离去。在广州，与外商进行贸易的商人，称为“洋商”。他们之间有类似行会的组织，俗称“十三行”。这是沿袭明代的旧称，实际上并不止十三家，雍正时就有四五十家。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用其中的六家垄断与外商的贸易，并代粤海关收税。广州之外，澳门也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一个聚集地。雍正二年规定，澳门西洋人的船舶只限于现有的25只，不准再添造，防止其扩大贸易；无故到澳门的洋人，令其随船离去，不许在当地居住；在澳门的西洋人要向粤海关交纳赋税。清政府还在澳门设有驻军。这些可以说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具体表现。需要指出的是，罪恶的鸦片贸易在雍正时就开始出现了。雍正六年，广东官员奏报说，闽、粤洋商以药材为名贩卖鸦片。为此，雍正曾下令，严堵货源。总的说来，雍正出于对西洋人的警惕，在广州、澳门两地对外商采取的防御措施，目的是把外商活动限定在清朝法令管束之下。
三、钦定洋人居地。
这里所谈的，是雍正把西洋传教士驱逐到澳门、广州的问题。康熙时，全国已建立天主教堂约300座，教徒近30万人。为了防止西洋人传教煽惑人心，康熙晚年曾多次下令禁止传教。雍正继位后，继承了康熙禁止天王教传教的政策。雍正元年十二月，根据闽浙总督满保的奏请，勒令各省将有特殊技艺并愿赴京效力的西洋人送到北京，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省天主堂全都改作公所，并要求用半年时间完成：在禁教命令执行过程中，西洋人戴进贤请求不要把他们全都赶到澳门去，雍正经过与两广总督孔毓珣商议决定除在澳门之外，西洋人还可居留广州天主教堂。驱逐西洋传教土的政策，在他执政期间一直得到贯彻执行。驱逐西洋人到澳门、广州，是对欧洲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活动的一次臣大打击。各省大小数堂，一时间尽数拆毁。西洋人樊国梁曾感叹：“从来中国圣教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实际上、雍正指定洋人居地，把他们集中到澳门、广州，其目的是防止西洋人深入内地传教，影响民众思想，破坏封建秩序，因此，所采取的是防御性措施，而且对洋人的限制和管束是很有节制的。
四、大力推广官话。
官话，指的是北京话。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语言悬殊，尤其是广东、福建二省的方言与内地差别更甚。雍正在召见内外臣工时发现，闽、粤两省的官员往往口操“乡音”，“不可通晓”，这些人在京经过礼仪训练尚且如此，若调赴他省，又怎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处理日常政务。雍正认为，宫民上下言语不通，必然要用胥吏代为传递，于是“添设假借，百病丛生”。为此，他命令“闽、广二省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有司教官，遍为传示，多方训导，务使语言明白，使人易通”。而且，“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更改”，为此，在广东、福建二省的各郡县普遍建立正音书院，教授官话。闽、粤二省的乡试也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亲自面试（口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听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雍正在闽、粤推广官话的做法对于促进中国语言规范化，加强南北方文化交流，客观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这一有远见的举措没有被他的继承者坚持下来，后渐至废弛。道光以后，广东、福建的正音书院已荡然无存，而在科举考试中对于掌握官话的要求，再也没有郑重提出过。
（作者李国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邮编1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