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贴]山海关战役评述

1、前言
一六四四年旧历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城，首都沦陷、皇帝自杀，从而标志着明帝国的灭亡，大顺军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广大疆域，统治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以及湖北、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当时中国的四大势力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占据辽东之大清政权、拥有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之南明政权，以及正入蜀的张献忠之大西政权。



就当时的形势看，大顺是最有可能统一全国的政权，庞大的军力足以威慑其他三大势力，从北京城接管过来的、完整的帝国中央政府官僚可以用来迅速稳定国内局势。



然而，接踵而来的山海关战役，即清军和大顺军的第一次战役改变了大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李自成入京到离京，短短四十几天内，大顺的优势迅速转化为大清的优势。



大顺的溃退似乎比昔日明帝国的溃退更快，一六四四年李自成踌躇满志的迈入北京城，意欲君临天下，到了一六四五年，李自成率领的数十人竟在九宫山受到当地武装的袭击，李自成不敌身亡，大顺政权的速败比昔日速胜更令人惊讶。



后世保存下来关于李自成及其大顺政权的记录几乎都是其敌人书写的，无论这些历史记录者怎样客观，也无法改变他们将李自成当成“寇”的立场，不免颇多诬蔑之辞。



我们知道，历史就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这里还有另一个潜台词，是：历史是由知识分子来书写。对于大顺政权，无论是明帝国的遗老遗少，还是清帝国的坚定拥护者，都不会抱有好感，加上大顺政权的作为没有争取到知识分子的支持，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出现公正评价大顺政权行为的作者。



山海关一役，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相当重要，此役确认了是大顺还是大清来取得中国的统治地位，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影响，但有关山海关战役的记录却颇多自相矛盾，又有含糊不清的地方，李自成在入京后做过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其动机何在？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投入了多少兵力？大顺军为何会失败？这些问题虽有不同的解释，但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则试图整理前人的总结和分析，给出一个基本答案。主要参考《南明史》、《明末农民战争史》、《明史》、《清史稿》、《清史编年》、《清史纪事本末》、《新版明史》、《洪业》、《罪惟录》、《清史讲义》等资料，对山海关战役进行一个基本的理顺和澄清，对于史料中互相矛盾，目前又缺乏有力证据的地方，则继续存疑。



2、山海关战役概述
此战役的基本事实时间表如下（综合《清史编年》和《明末农民战争史》对照）：



1、阴历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阳历1644年4月25日，大顺军攻入北京城。



2、阴历一六四四年四月十日，阳历1644年5月15日，吴三桂据山海关袭击大顺军消息传至北京城。



3、阴历一六四四年四月十三日，阳历1644年5月18日，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大顺军出兵京城，兵锋直指山海关。



4、阴历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阳历1644年5月26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并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开始进攻山海关。



5、阴历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阳历1644年5月27日，清兵赶至，于中午出击，大顺军溃败。



6、阴历一六四四年四月三十日，阳历1644年6月3日，在北京城的李自成举行了称帝仪式，次日清晨离京。






综合来看，山海关战役最大的变数是吴三桂及其五万正规军。在前期，吴三桂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将山海关防务交给了李自成派去的明降将唐通，并赶赴北京城，于途中遇到北京城逃亡出来的父亲的小妾和仆人，获知父亲受刑后，改变了主意，返回并重新夺回山海关，向清借兵讨伐李自成。后世极其戏剧化吴三桂的这一行径，用他的爱妾陈园园被李自成夺走，来解释吴三桂的反戈一击。



后人总结李自成山海关战役失败的经验，战略上，主要对吴三桂没有行之有效的拉拢，有了吴三桂，则宁远、山海关稳如泰山，加上吴三桂的五万精兵，大顺军的军力当在清军八旗以上；战术上，往往会提到战机稍纵即逝。其一，在得知吴三桂反叛大顺时候没有迅速出兵、其二，从北京城到山海关只需五天路程，大顺军却花了七天时间，还拖延了两天才正式进攻。直接导致的就是清兵及时赶赴战场，扭转了战争局面。



这些事后的分析，虽然和本文要探讨的山海关战役详细过程无关，却不可不提及，很多细节如果史料语焉不详，又或者莫衷一是，自相矛盾，则需要通过整体的考虑来分析那种说法更加合情合理一些，并参考前后确认的事件，予以判断。才更加可信。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广泛存在于各种史料之中。目前对于此役资料进行整理，有许多疑点尚待澄清，但最主要的两个核心问题是：



1、山海关的防务情况。



2、大顺军在山海关投入的兵力。



这两个核心问题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疑点，都是环环相扣的。

3、史料的分歧和判断
首先讨论山海关的防务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很多疑点：吴三桂是否接受过李自成的招降，何时接受的？明降将唐通是否接管过山海关的防务？如果确认以上事实的话，什么原因导致吴三桂的降而复叛？吴三桂是什么时候重新夺取山海关的？



根据《洪业——清朝开国史》的叙述。



首先是“李自成争取吴三桂的投*，吴三桂经过谨慎考虑，决定进见大顺皇帝，他将大部队留在了山海关，自己启程前往北京，在行至永平时，遇到了家中的一名小妾和一位仆人，并得知了父亲的死讯，从而立刻返回山海关。”



接下来“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唐通大败，退回永平。李自成又派遣白广恩前往增援，5月10日，唐、白联军再次大败，吴军洗劫永平。”



按照《洪业》的说法，吴三桂是打算投诚大顺军的，但山海关还没有交到大顺军手上便即刻返回了。《洪业》的作者没有指出以上过程的资料来源，但这种描述和国内所有的记录不太一样。



《明史》提到“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



虽然《明史》没有详细说明经过，但既然有“疾归山海，袭破贼将”的文字，则足以证明大顺军曾经接管过山海关。



根据其他资料显示，接管山海关的是明降将唐通及其率领的八千士兵。



《南明史》提到：顺治元年六月，山海关总兵高第“为钦奉令旨恭报挑过兵马实数仰祈睿鉴事”揭帖（原件藏第一档案馆，）中明确讲到“伪镇唐通”调取关镇马匹贺关门兵丁“投顺流寇”，高第上疏时距山海关战役不过一个多月，完全可以证明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并且又证明了吴三桂、高第等辽东、关门兵将确实一度投降了大顺政权。



于是大致可以认定，吴三桂接受过李自成的招安，李自成派遣唐通接管山海关的防务，在吴三桂返回京城的途中发生了变故，吴三桂收到的消息促使其重返山海关，并决心联清抗顺。



有关吴三桂夺回山海关的时间，史料显示似有疑问。



《清史编年》一方面提到阴历三月二十七（5月3日），“吴三桂驻兵山海关，袭击大顺守兵，兵乞师于清”。另一方面认定阴历四月初十（5月15日），“吴三桂据山海关袭击大顺军的消息传至北京”。



从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到消息传到北京城，这期间相差了十二天。按理说吴三桂降而复叛，山海关防务被取代，这样重大的消息，唐通又立即派人告急北京，却用了十几天才传到，似乎不太可信。（唐通显然没有延误军情，否则也不会在山海关战役继续参战，并在大顺军撤离北京后，继续被委以重任。）



但《清史编年》究竟把是吴三桂夺山海关的时间弄错了，还是把消息传到北京城的时间弄错了呢？



考虑到大顺军从北京出兵山海关的时间是在阴历四月十三日（5月18日），到达山海关的时间在阴历4月19日（5月24日），开战时间在阴历四月二十一日（5月26日），“消息传到北京城的时间（5月15日）”更加吻合后续事件的发生，至于吴三桂夺取山海关的时间当在阴历四月十日的前几天，而不是阴历三月底。



《明末农民战争史》也有类似《清史编年》的记载，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消息十几天才传到北京的疑点。



在李自成迟迟没有理会山海关剧变期间，虽然有白广恩和唐通残部联军进攻山海关的说法，但以不到白唐联军不过两万兵力去做此无谓的军事行动，实在难以明白李自成的动机。



其实，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吴三桂夺回山海关的时间，就是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书信，吴三桂在重新占领山海关后，自知无法力敌大顺军，派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持书乞师于清，这封书信是多尔衮在阴历四月十五日（5月20日）于翁后收到的。



可惜手头上没有这方面资料，无法做进一步分析。






其次是李自成投入兵力问题。



根据官方记录，大顺军投入的总兵力当在二十万。《明史》和《清史稿》的记录是一致的。



《明史》曰“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



《清史稿》则提到“自成率众二十馀万，自北山横亘至海，严阵以待。是日，大风，尘沙蔽天。睿亲王多尔衮命击贼阵尾，以三桂居右翼，大呼薄之。风旋定，贼兵大溃，追奔四十馀里，自成遁还燕京。”



而采用清代官方记录的《清史讲义》与《清史编年》也沿袭了这样的说法。但非清政府官方的说法却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



《洪业》认为，李自成率领的只有六万士兵，还不是其最精锐的部队；《南明史》认为，李自成占领北京时的兵力十万余人，出征山海关仅留下一万老弱病残守北京；《罪惟录》认为李自成参与山海关战役的不过六万左右。



《洪业》和《南明史》都注意到了清官方的数字，《洪业》解释说“清初著作者为了强调在与大顺义军作战时清军的战术巧妙，夸大了李自成军队的规模，声称在这次战役中李自成投入了20万人。”《南明史》则根据山海关人佘一元《山海石河西义冢记》的说法，战役中“凡杀数万人，然所杀减多胁从及近乡趋迫供刍粮之民，非尽寇盗也”（又见于康熙八年的《山海关志》），认为“（清政府）除了夸大外，还把征发的民夫计算在内。”



另外还有一些间接证据，《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只是这类肉眼的观察可能*不住，例如骑兵的体积可能会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数倍于步兵。



至于清军和吴三桂方面的兵力，史料倒是没有太多差异。



吴三桂所率明军约为五万，可算是精锐部队，后来又征集了数万乡兵。



清军方面，全部可战之兵约为十万。《大义觉迷录》中雍正上谕曾说过：“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八旗兴衰》则提到“1644年，清朝可用于征服中原的278牛录中，包括壮丁和旗兵，可能不超过十二万人。此外还有蒙古120牛录，约2.4万人；汉军165牛录，3.3万人。”



多尔衮带去投入山海关战役的士兵约为七、八万。《清世祖实录》提到多尔衮“率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剩下的两万士兵用于防守沈阳等地。



总的来看，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军当在十二、三万左右，李自成若只有六万士兵，似乎不能在多尔衮没有赶赴战场之前，使吴三桂陷入苦战；李自成若有二十万人马，数量上应该还是对多尔衮以及吴三桂联军占有绝对优势，不至于迅速溃退。



如果将李自成投入山海关的兵力理解为十万左右，征发的民夫数万，被清夸大为二十万也不无道理，还可以解释能够战胜吴三桂的五万正规军，却溃于联军的十来万。只是这样的考虑纯粹属于为解释现象而凭空设想，同样不妥。



4、大顺的军力追踪
如果局部的史料不能够论证明事实，而不妨从更广阔的层面加以分析。清官方所修的《明史》记载李自成军“籍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是和北京城“二十万”相辅相成的，如果能够掌握李自成自从崛起到没落的所有军事事件并加以整理，也许可以证明清官方记载的故意夸大。



于是我追踪了李自成从崇祯十五年真正崛起到顺治二年的失败之行军打仗的事件，试图勾画出李自成的总兵力和大致分配情况，但很遗憾，并没得到明确的证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李自成复出进入河南的时候，兵力相当有限，不过数千人。通过不断的和其他起义军联合，才形成上万的规模。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虽然兵员数万，但真正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左右。在接来下的攻打开封时，根据《守汴日志》，当时李自成的全部力量也仅仅是“精兵三千，胁从之众不过三万”。



既而，罗汝才和张献忠闹矛盾，率领部队和李自成军联合，后来革、左五营也加入了李自成的联军，大大增加了起义军的实力。到崇祯十五年的时候，联军主力号称有四十万。但真正的精兵应该不过四、五万。



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控制了河南大部分地区，并开始派遣地方官吏，起义军内部本身也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以内部残杀的手段来实现的，罗汝才和革左五营的领袖贺一龙被李自成杀害）。



崇祯十六年，起义军改襄阳为襄京，建立了中央机构，并改革了兵制。建立了所谓“野战五营”。主要措施是，一，把部队划分为担负攻城野战的五营和镇守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的地方军；二，授予各级将领以正式的职称。



李自成被为“流寇”，“寇”虽蔑称，但“流”却是不得已的事实，鉴于明帝国的强大军力，农民军不得不转战四方，在运动战中保存性命。在当时，建立根据地无异于自寻死路。而到了崇祯十六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李自成则调整了战略。



《绥寇记略》记载“其次则分地以定卫帅。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烧夷之，无意守。既渡汉江，长驱入荆，念天下莫予难者，谋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渐以及于汝宁。而增置卫帅十有三人。襄阳者，贼之腹心根本地也，设襄阳卫，左、右威武将军高一功、冯雄，各领三千人为久戍（原小字注：又有杨彦昌守襄阳）。荆州，襄之上游，设通达卫，用任光荣为制将军，配以六千人守荆州。”



也是说明了李自成攻入襄阳后的战略调整以及原因。



从那个时候起，起义军开始号称百万。



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从数千残兵扩张到百万大军，不能不说李自成有相当的才能和运气。



揣度百万大军的主要来源，无非是破产农民；而真正有战斗力之精兵的来源，还应该是长期跟随李自成、罗汝才、革左五营等久战之士兵。相比身经百战之宁远明军，有着“过万不可敌”优良传统的建州铁骑，战斗力上仍然是不如的。



由于人员的急剧增加，这些军队的整合绝非易事，只是因为李自成的节节胜利，很多内部矛盾、潜藏的危机才没有暴露出来。



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攻占西安，建国大顺。



这个时候，即使是所谓百万大军，因为占领的地盘过于广大，大顺军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分兵驻守，以至于应付不过来。



由于李自成大军的转移和集中东渡，湖北四府则有白旺约七万士兵驻守，受到了左良玉约二十万大军的袭击，李自成遂派袁宗第及其所辖右营的大批部队进行增援。顾诚在《南明史》中批评李自成这个分散兵力的举动，直接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利。



李自成主力东渡黄河，直逼北京城，一路上也是广泛的派遣士兵占领地盘。现在想来，如果谨慎考虑到清军的战斗力，要取得确认的胜利，当布置至少三十万兵力，十万精兵与之决战。如果只就战斗力来衡量，大顺军六万尚且难以击败吴三桂，二十万也难抵抗多尔衮和吴三桂联军。



山海关一役失利后，按理说，李自成还有不下于百万的实力，广大的地盘。完全可以组织有效的反击，但奇怪的是，在清军约八万军力的追击下，大顺军似乎“畏清如虎”，在山西的抵抗相当薄弱，几支抵抗部队都不过万余人，李自成自己则径直逃回了西安，不久又逃到了襄阳。



在襄阳，这次李自成从西安根据地带来十三万士兵，和留守襄阳的白旺部七万，共二十万。其余的大军几乎没有发挥过作用，不是失去了联系，就是凭空消失了。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的大军似乎凭空消失，而所谓精兵也不堪一击。与山海关战役之前的声势浩大判若二人，其关键就在于：明帝国的灭亡绝非李自成的强大，而是自身的溃烂。李自成不过顺应时势，几乎建立了新的王朝，却没有把握住上天赐予他的机会。



所谓“百万大军”，在得势的时候足以耀武扬威，吓唬别人，在失势的时候，却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派不上用场。李自成起义初期，只有千余人马时，几番濒临绝境，仍凭着坚强的意志东山再起。到起义后期，大军所至，无不披靡，一旦当上了皇帝，却经不起一场败仗了，人啊，还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想来，那百万大军的真假似乎也不重要了。

5、大顺与大清——战略的较量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大顺政权达到了其起义生涯的最颠峰，环顾天下，已然再无敌手，于是忍不住仰天长笑。就像暴发户一样，因为太轻易取得了胜利而狂妄自大，自以为手握百万大军，加上几年来几乎百战百胜，完全没有把争夺天下的竞争对手当一回事。相对大顺的轻敌大意和骄傲自满，满人的处心积虑和精心准备就格外明显。



多尔衮大军在山海关及时出现、清兵对大顺军的毁灭性打击、清廷迅速稳定北方政权、以及对投降的明帝国文官武将之有效驾驭，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清楚的显示：大清在战略层面的策划与实施之高明远在大顺之上。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也是大清以较弱的实力而能够战胜大顺的根本原因，而山海关一役，正是大顺对决大清的关键，也是双方战略实施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一战开打之前，胜负就已经决定了。



首先看大顺方面，在进入北京城后，丝毫没有集中兵力和清兵作战的想法。清廷在1644年3月6日，即李自成宣布建立大顺政权才二十七天，即派使者带了一封信到西安，提出“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李自成收到了这封信，但没有答复。或许是认定建州和明帝国的战事是他们之间的仇怨所造成，与大顺朝无关，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接管了吴三桂的宁远军，建州不敢妄动。这或许也是李自成派遣唐通及其八千人马接管山海关的动机，显然八千人马是抵抗不住清兵的。



在北京城，李自成进一步分散兵力。特别有意思的是将明降将和降兵调离原来的防区，如黎玉田（明朝辽东巡抚）和马科（明朝总兵）率领一万左右士兵，竟然调去四川和张献忠抢地盘。另一方面，还抽调大部分是明朝投降官军南征对付左良玉部，，如任命董学礼（明朝宁夏花马池副将）为淮镇制将军，率领兵马从北京起行到江苏。



李自成的这个行为令人费解，其一，这部分明降将和士兵数量太少，以他们为主力相当奇怪，简直是在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南征和入蜀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其二，还没有正式接管山海关，也没有获得清兵的动向，就轻易的将数万兵力派遣出去，实在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



综上所述，李自成在南征、入蜀和北防三方面都犯下了战略性的重大失误。



再看大清方面。在顺治元年初，即崇祯十七年。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中提到“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清方面于中原局势相当关注，也已经把对手定位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了。



根据《沈馆录》的记录，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就准备西征。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整兵力都进行了新的调整。



在得知崇祯皇帝死后，清方面更是进行了紧急动员。



《朝鲜李朝实录》中，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节谈话后的紧急报告中提到：“（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万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臣问：“”所谓本坐空虚者何事耶？曰：“为土贼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



5月14日，在吴三桂的降书还没有到清朝方面的时候，多尔衮已经率领大军（满洲、蒙古八旗兵员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出发，原计划取道密云进攻中原，5月20日，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信后，才转向山海关。由此看来，即使吴三桂没有背叛李自成，大顺军仍要面临和清兵的决战，只是时间和地点上有所不同，只要李自成保持一如既往的掉以轻心，输掉和大清的第一场战役，乃至发生山海关战役之后的溃退也不足为奇。



事实上，当李自成的部队还在优哉游哉行向山海关的时候，多尔衮的大军迅速推进。



当大顺军包围山海关时，清军才抵达连山（今辽宁锦西县）。吴三桂告急文书至，多尔衮大军星夜进发，越过宁远，进抵沙河地区。



当大顺军开始进攻山海关的那天，清军在当晚终于赶到了距山海关八公里路程的地方。



李自成终于等来了清军参于的决战，也等来了大顺政权的灭亡。



山海关一役中清军的出现绝非偶然，长期战略上，如果清廷不是觊觎中原良久，不会时刻掌握明帝国动向；近期战略上，如果多尔衮大军不是早做好准备西征，并且大军已经出发，绝不会在接到吴三桂书信后及时赶到战场。



而李自成方面呢？近期战略看，在招降吴三桂的事情上犯错，在唐通及八千士兵接管山海关上犯错；长期战略看，东渡的时候就没有对大清引起重视，组织的兵力不够，进入北京城后，兵力进一步分散。即使近期战略成功实施，但因为长期战略的失误，面对清兵的绕道进犯北京城，只怕也难逃一劫。



不过，那已经不属于山海关战役的讨论范围了。



这里再提一句，李自成对明帝国投降过来的文官和武将驾驭能力极差。武将方面，并没有整编他们队伍，而是随意调动，以至于后来几乎全部的降将都叛变到大清方面，给李自成造成了巨大损失。文官方面，几乎没有重用过北京城接手过来的大批官僚，或许也是来不及的原因，最后遗留给了满人，清廷显然充分利用了这些“财富”，大批的人才为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



有关山海关战役的资料，其实还有又见席的《吴三桂在1644年》、彭孙贻的《平寇志》、商鸿逵的《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等，但暂时收集不到，于是先写此小文，有待更多史料来补充、更新，或者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