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雍正在西北兵败这件事上，完全是自取其辱。打仗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而雍正在这三个方面均不占优势，首先说天时，时值六月，天气炎热，不利于大军出师，当时鳌拜的孙子达福劝谏雍正所“六月溽暑，大军水土不服，不宜兴师”，张廷玉这个马屁精拍马屁说，六月宜兴师，在《小雅》上有记载的，小气的雍正却说是你达福自己畏溽暑，可以用卤汁灌之，不接受人家的建议，还侮辱人家，达福再谏，雍正却说如果我派你做傅尔丹的副手，你还敢推迟吗，拿自己的谕旨堵人家的嘴 ，真没人君风度，可怜的达福，只能出自祈祷于明堂。此一败也

再说地利，雍正在这点上也不占优势，与准部作战，一路途遥远，军需粮草需要从内地运输到大西北 ，看看雍正用的筹备军需，运输粮草的都是些什么人；二清军对准部的地理形势也不熟悉，清军大热的天，千里跋涉，大军水土不服而人家以逸代劳，此二拜也

最后是人和，首先雍正负有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责任，用的大将军是傅尔丹，据记载傅尔丹颇有大将风度，然而却少智谋，也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轻信降兵之言，中敌计（真丢祖宗费英东的脸），岳钟琪称称其为一武夫，傅鼐也曾私底下对雍正说，傅尔丹眼高 手低，志大才疏，难堪此大任。有个岳钟琪攻城略地虽不如其前任，年糕，但比傅尔丹却绰绰有余，雍正还猜疑人家，另一方面葛尔丹父子又颇为英明智慧，当时的诸蒙古藩王台及多为其所用，肯为其效命，君臣一体（这个词或许不那么恰当），此三败也。

本来中国官场派系、党羽之风犹胜，到了清朝，再加上各种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在里面，尤其是满人与汉臣的猜忌，就使得皇帝在任用人才的问题上，愈加复杂，纵观康熙一朝，六部核心以及封疆大吏更换频繁，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但是怡王为什么会做这种自误之举?不就是因为他的上司是雍正吗.他怎么敢不这样小心翼翼的

君臣齐合作才最有用,清朝一代,听到最多的是主子和奴才,(想起雍老四那个暴雷的请安折子了"奴才马咯率子达三恭清主子万福万安").而不是君和臣,这是很悲哀的,封建社会走到这个地步,不断加强做臣子的奴性,都成奴才了,跳过担君之忧只一味努力做好保证自各食君之禄道路广阔平坦之工作,这怎么能有士大夫的出现?

今天心情好。

 

再问悠悠一个小问题，我一直想不通的是，如果归咎于有清一朝无士大夫参政，致使皇权专制丧失了活力和制约，但是比较那些仗节死义的明臣和明哲保身的清臣，前者并没有把国家治理得更安泰。至少我自己认为，明末的失败多半是由于文官集团已不能为明皇所用，反成掣肘。你们讲过这个问题，或者有过定论么？

 

士这个阶层很奇怪，不事生产，却参与政治，制造各种的文化理论，控制着整个国家的舆论走向，就像我们在BBS中清谈一样，有多少是真正有益的有用的呢？

刘统勋还是不错的，有古大臣风。

这只能说明

没有人比13更了解44的喜好的习惯

即使是13推荐的人也不例外

13欣赏他们，但他们毕竟不是13

代替不了13

亲亲偶的13啊~~~~~~~~~~~~

偶又回来为你歌功颂德了~~~~~~`````

呵呵，看到悠悠从头开始一直愤慨了很久了。就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其实会不会是之前大家把他们想象的太完美了，所以越是残酷的现实就越不能接受。尤其像悠悠说自己一边气一边花痴，真的好可爱！呵呵

其实在我看来，自古以来为官之道一直如此啊！哪个也免不了照顾自己的门生，哪个也少不了举荐自己的亲属，这些。。。。。。似乎是哪朝哪代都会有的事情。所以。。。。。。是不是放在四和全人的身上就会让大家很难接受呢？ 或者，是不是因为悠悠太正直了，所以接受不了官场之中会有的阴暗面呢？

其实，就像白菜姐说那篇费扬古奏葛尔丹之死的奏折之中所奏之事不是在起居注里老爷子也有撒谎的嫌疑吗？

所以，虽然是古人，虽然也都算是名垂千古的人，但是，他们百年之后在回头看来，他们也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人就一定会做只有神才不会做的事，这样想的话，是不是悠悠会觉得舒服些呢？

丹津同学和策凌是刺猬的很,否则也不会后来把赛音诺彦分出来了,而且土谢图汗部当年被额鲁特准噶尔部追的到处跑,这事现在大家都记忆尤新,是谁拿着土谢图汗部的弓箭当"贡品"跟清廷示威啊.既然不敌准噶尔部,当然不会委以重任,而级别低于土谢图汗,和丹津平级的策凌被重用,更是在刮土谢图的脸面,遇到这事,策棱就跟那会孟良固的张师长喊"看在都是国军份上,拉兄弟一把吧",丹津是冒死前进啊,还是冒死转进呢?

能用火器打老虎不等于能打人，哈哈哈。这点我们先要讲明，打虎是打猎，完全不能说明“军事上”的表现。实战军事经验十四也未必比十三好，十四也没打过仗，也许西北的贝勒台吉们认识得比较多，哈哈哈。十三筹划后勤很厉害啊，战争前期的粮草准备很充裕，很好。

岳被掠牛马而已，因属下得罪查郎阿家奴，查郎阿将其参奏，皇帝本来疑心重，对岳生疑（五格不就是去监视岳的么，五格此人曾被年羹尧参劾，因为年在西宁前线要他增援，他却迟缓不到，西宁几被攻下，但年案的规律是，只要是年参劾的，皇帝就都认为是好人，五格不识字，但很会巴结怡王，主子奴才叫得很亲，所以竟获重用），因此将岳下狱。我虽对岳的人格颇感不齿，但雍正的决定无疑是太过草率了。（岳在年案中也受到影响，李如柏，戴铎都告诉过皇帝岳是年的干儿子，蔡珽年案后还在皇帝面前说过岳的坏话——岳在年案中隐瞒蔡的罪行，事后因此又参劾蔡，向皇帝表忠心。岳在年案中以打击其他“年党”的方式向皇帝投诚，皇帝曾说过“岳的父亲和年一向不和，年总是打击陷害岳，想陷岳于死地”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年是岳家的大恩人，在岳的父亲目盲后，救助岳家于水火，并亲自提拔了只有一个捐来的游击出身的岳。所以这个谎言，或者是岳告诉皇帝的——这说明他是一个小人；或者说是皇帝自己编造的——这说明皇帝也有小人心肠，反正是有一个人在无耻谰言。鄙人宁愿相信那个小人是岳，因为某人爱声名，而我爱某人。）

年案雪藏和降职很普遍，但罢官和流放更是普遍，因政治风波而胡乱进行军事行动的后果更更可怕，比如周瑛等，因皇帝不再相信年糕的属下李凤彩，周瑛等，年和周主张驻藏，而皇帝有类似青春期少年一样的逆反心理，本着年主张的一定是错的原则，不惜把驻藏官兵撤出，导致五年西藏大乱，清军花费一年时间二次进藏。在雍正朝，真正会死的人并不多，最糟就是被关到死牢里，很久后还会被放出来。文人如汪（参与过作战计划的幕僚），查等被年隆案牵连就比较惨，但也只是死了几个人，大多子弟就是被流放。年案中大量下层官员被牵连，因为年羹尧从康熙五十九年，就在陕甘人事上大换血过，这些官员都经办，参与过许多军事行动，但多遭贬斥，比如管理河道运输的金启勋，无论多么紧张的条件下，都保证了物资不匮，而金因为是年所荐，所以立遭贬职，一度下狱，河道交范时捷的兄长范时绎管理，但范时绎与皇帝走得很劲，还为他看管过十四，个人能力就很成问题，对准战役前期，范河道误工，而且运输物资过期不到，给前线带来很多困扰，皇帝怒而将其罢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与军事相关的很多职位，上到统帅，如岳，下到运输，如金，因政治风波，而在人事上的遭遇频繁更迭，乃至用人不当，这是兵家大忌，皇帝有时的表现简直像精神疾病中的偏执症状，令人难以理解。年案中甚至曾因作战勇敢受过奖励的士兵也被建议到京供讯，他的老仆人傅鼐在年案中说不要株连无辜，并为隆科多的儿子岳兴阿开脱了几句，也因此获黜，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他自己也说要“除恶务尽”，这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的行为。

至于年羹尧的哥哥，一个吏政上昏庸，财政上糊涂的公子哥，兼领江南最富的各种职位长达十年，并兼领内务府总管，全国最高检察院院长，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年案中并没有第二人有这样惊人的好运，不涉年案的人中也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好运，他的富贵有他自己的原因，请勿将此人与其它真正为国效过犬马之力而仕途多蹇的将官相比——不能比，不好比。很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