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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王权力之性质经过上述怡王在雍正年权力范围的罗列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极为肯定的结论，即怡王在雍正年间的政治地位，是毋庸置疑仅次于皇帝本人的，不但明显的高于被许多乾嘉以后士人视为“贤相”的张廷玉、鄂尔泰，也大大高于“权”名昭著的雍朝贵戚隆科多、年羹尧。其所处地位，十分明显的，离其上的皇帝更近，而离其下的办事大臣更远，这种情况，在主弱臣强的时代极易出现，但放在个人权力欲望至为强烈，皇帝政治素质颇高，君权空前强大的雍正朝，却显得十分突兀。且其人身系宗王，以此身份掌权，最为顺、康以后诸帝忌讳。以此，欲探讨其事所以然的原因，我们首先要来分析一下怡王在雍朝权力的属性为何。
（一）与传统相权相比较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且无同列匹敌的政治地位，在洪武以来无相的时代里，面对强势、勤政的君主，怡王的存在，确实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其既拥有议政权，以辅助皇帝决策；有拥有行政权，办理日常政务；且参与军政并在秘密的信息沟通同期到重要作用，就此来看，似乎已经具备了秦汉以降至明初宰相的性质，连怡王死后，雍正帝与他的诔文中，亦有“秉中权”、“摄总司”之类专门形容宰相的词语。[1]而事实上，怡王所有的权力性质，终究与传统相权大大不同，其相异之处，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1、形式上：未开府、无属僚洪武废相以前，中国的宰相制度大体可分为秦汉时期的三公制，和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其延续与嬗变，都是相当复杂、相当曲折的过程。但不论如何，是独相还是群相，宰相开府，以一个宰相机构作为全国官僚机器的枢纽，维持政务的正常运转。秦汉时常设的丞相、御史大夫，以及管理政务，“录尚书事”的太尉、大将军等都各自开府，且机构日益扩大，如汉武帝时，相府官吏已增至三百余人。[2]其重要官属有司直、长史及诸曹掾属，分职司事，管理中央到地方各项事务。至隋唐，以三省为宰相机构，开元以后，更是在政事堂后设立五房作为宰相会议的秘书机构，完全听命于宰相，大大加强了宰相的决策能力。[3]至宋代，中书门下是宰执处理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金代一度设立三省，不久废除中书门下，政务全归尚书省。元承金制，设中书省为一元化的宰相机构。[4]但不论如何变化，宰相统领宰相机构，督率大量属僚，完成“掌承天子、助理万机”[5]工作，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点。
与之相反，怡王的大部分作为，几乎都是以一己之身完成的，不代表任何机构，极具个体性。且不谈怡王除亲王爵位之外，全无国家正式的职官名号，如汉东平王的“骠骑将军”、李世民“尚书令”、赵光义的“中书令”“知开封府”，其所管事务，皆系使职。即便有所称谓，在中枢方面，亦仅初年的总理事务、此后的议政大臣。办理机务、进言进策，除下交议政处讨论得政务之外，因为其非阁臣，无票拟之责，对于皇帝的影响，全无制度授权，仅凭个人的亲近身份而已。在其负责管理的大量行政事务方面，除具本列名的总理户部事务、总理户部三库、总理水利营田事务，其余更无名头，甚至许多执掌连《实录》《起居注》上也并无记载，只是以亲王身份被皇帝责成办理。
怡王日理万机，却因并无开府属官而事事亲历亲为，随其前往水利营田的陈仪仅就水利营田一项曾向其建议设衙开府，得到怡王赞同并上奏成行，为此陈氏记诗曰：“总理自应开幕府，司存全未设官僚。如山案牍凭谁问？佀水金钱个里销。”并后注：“时筹有总理水利营田使印，委张湘门灿同某护之，而衙署官属未设。各工图册麟集行府，内侍掌之印，所播帑亦不关白，内外俱无统纪，心窃忧之。因弭节宁津，极言其未便，王动容激赏，归朝即奏设水利衙门，分四司以董其事。”[6]所谓“各工图册麟集行府”，不但在出行途中，即便在京中王府，亦是常态，如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文忆乃父时称：“当晓定省之时，每见王考手不停披”[7]，可见怡王有大量的工作，是在家中完成。而且亲自承担文字工作，并无助手，更无类似于传统宰辅的政务属僚。
2、内容上：议、行政二权的形似神非
通过前文史料的证实可知，怡王在雍朝的议政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认真同中国传统的宰相议政权相比，仍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一，由于在形式上，传统的宰相归属于某宰相机构，因此i，根据需要，制定有关政策、措施、用人方案的第一环便是在宰相集团内部集体讨论政事，如唐代的政事堂会议、元代的中枢议政等，进而将结果汇报给皇帝。明清内阁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宰相机构，但在议政票拟权上，仍然与前代相类似。宰相集体讨论政务的小范围会议由首辅主持，一般首辅的意见也最为关键，在首辅势力突出之时，经常成为“一言堂”。而在雍正朝，尽管怡王在皇帝设计的政治体系中，地位远高于阁臣，但由于他本身不列内阁或任何中枢机构，便无法以首辅的身份主持辅臣会议，只是通过皇帝的一纸朱批：“怡亲王、大学士议奏”之类的名目，参与核心政务的讨论，随意性和临时性极强。至于议政王大臣会议，怡王作为雍正的喉舌与其态度的指向标，虽然实际影响力颇大，但仍然只是成员之一，名分上并非整个会议的主持者。
其二，传统宰相，不仅是宰相机构会议的主持者，亦是百官集议的主持者。百官集议讨论国家重大政务，讨论结果由宰相汇报给皇帝，这在清代体现为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会议的形式。怡王有时会奉皇帝特命参与其讨论，并领衔列名，如雍正四年福建总督高其倬的福建船只出洋弛禁议，七年对曾静案件的处理意见等，都以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等共同议奏。但更多的情况下，怡王因并非职官，而不参加集议的讨论活动，便不能对讨论施加影响。如雍正元年七月，直隶总督李维钧奏请在直隶实行摊丁入地，雍正帝表示同意并交给户部讨论，怡王总理户部，自然表示“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承收。”[8]但此事关系重大，为获得更大范围内的公信力，雍正帝又命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怡王未参与其间，皇帝此时在部院大臣中又无具有影响力的代言人，因此在议复的奏本中，九卿会议以“因地制宜”、矜恤“有地穷民”为借口，一定程度上驳斥了摊丁入地的奏议。招致皇帝大怒，严饬九卿会议“依违瞻顾”，下令“仍照户部议行”。[9]
在行政方面，怡王所用有权力的性质与传统的相权差别更大。传统的宰相是全国最高行政首脑，负责综理裁决各种政务。在行政过程中，宰相把政务交各有关部门处理，自己保留监督职权，并不亲自参与，即所谓“总持纲维，不屑细务”，把更重要的精力留在议政定制上，这种方式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宰相理政观念。相反，如果过于事必躬亲办理庶务，则被认为失体。如元人称忽必烈时权相阿合马：“接受司县职分所掌之讼状，亲米盐之细务，今日点仓、明日点库，外示公勤，内蓄奸贪，失大臣之体，辱朝廷之尊。”[10]且宰相特别是首辅，大多不兼领他职，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抬高相权地位，将宰相的名号上官以众多职衔，但事实上他并不会一一去过问那些机构的行政事务。
这一点上，怡王的权力性质又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虽然在雍正八年怡王病逝以前，他在行政方面权涉户、礼、兵、刑、工、侍卫处、内务府、理藩院诸衙门，但事实上真正拥有长官地位的只在于户部，其余各部，只是根据皇帝随时交办的各项任务，协同处理。由于公务涉及，鉴于他亲宠宗王的特殊身份，各部往往在相关事件上俯首听命，故而朝鲜人将其形容为：“十三王，全管天下事，凡干机务，尽许裁决，各寺皆待令其第，胡人畏之，过于皇帝云矣。”[11]但无论如何，怡王并不能像隋唐至明初的宰相一样，统属六部，将其作为具体的办事机构。同时，在办理各项政务时，怡王又参与过于细碎的具体工作，并非“总持维纲”的监督百官行政。
综上所述，怡王在雍正朝所履行的权力，虽然和中国传统的宰相权力相近，都包含议政与施政两部分，但归根结底不是秦汉以来至元代总揽朝纲，履行着监督百官行政意义上的相权，同时，也不是明永宣以后至清康熙年间比较稳定的内阁权力。
（二）与清代其余宗王权盛时的情况相比较在北方民族王朝中，除元代因分封制度而形成的黄金家族内部各成员相对独立的局面，使得中央核心权力组成中少有宗室成员外，大量任用宗室、外戚担任宰相，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如辽代“秉国钧，握兵柄，节制诸部帐，非宗室外戚不使。”金代宰相也以“内属、外戚于国人有战伐之功、预腹心智谋者为多。”[12]清世兴在白山黑水之间，为女真后裔，初设八旗制度，即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与金初勃极烈之制相近，是为宗室近支子弟上层的寡头军事民主。随着皇太极一系列的独尊皇权之术，八旗制度渐失努尔哈赤创建之本意。随之，历经顺、康、雍三朝皇帝的不断努力，宗王权力削剥殆尽，并在此后一蹶不振。直至同光，皇帝幼弱，恭亲王奕訢再任辅政，随之奕譞、奕劻等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到摄政王载沣当政与皇族内阁成立时，清代宗王权力，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清初宗王权力的性质，似可分为以下两点来分析讨论。其一，清初以八旗共治为国本，这一制度在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中，分析的最为透辟。八旗制度的根本，是以太祖努尔哈赤的子侄八和硕贝勒为旗主，以旗下人为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亦有不合，即可易之。以一国尽隶八旗，孟先生由联邦制国体比之，谓之“联旗制”。[13]既是联旗制，八旗旗主，即清初的宗室上层诸王们，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便对国家拥有部分的“主权”，如同现代家族企业中的股东一般。大祖生前，四大贝勒按月分值、治理国政，但努尔哈赤身为家族长老与国家的始创者和最高统治者，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即将传统的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与新兴的建立在等级关系上的权力联结在一起，保证了统治地位的稳固。[14]而此后的诸帝，皇太极由“众所优待而为君”[15]，虽然经过极大的努力张扬君权，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取消了旗主当然的议政资格；仿明制建立六部，行政权收归国家。即便如此，八旗的根本没有变化。议政王大臣会议仍由各旗共同控制，六部承政等职官之上各设诸王分掌。至太宗身后，顺治帝年幼，以叔王摄政，宗王权力臻于极致。
其二，在满洲的社会风俗中，一方面，有着“众妻制”的特点，[16]因此，所谓嫡子的概念，并不明确，众妻所生子于妾生子的差距较嫡子为小。在宗法上，宗子的家长地位和小宗的依附地位就体现的不如汉族政权那样明确。于是，继立的君主没有天然的宗法上的权威，八旗宗王在意识上可与其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在入关前，均为继承制度上还保留这兄终弟及的残余习惯。皇太极身后出现是否立皇子上的质疑，就体现了这一点。而八贝勒共治国政的本身，也表现在继承制度上兄弟间民主的继嗣权利上。[17]这样的背景下，宗王继承帝位的可能性加大，他们权力的性质，相对于在为的皇帝权力，独立性颇强。
以上两点，在顺康时期，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制度上，八旗共治的传统，随着数次重大宫廷政治斗争的结束，在顺治帝一统上三旗后，名半存而实全亡。康熙年间所实行的越旗选派都统，使得本旗王公对于旗务的干涉能力，大大下降。各旗和各旗王公的独立性削减殆尽。至雍正朝，皇帝大力倡导“化主为君，化家为国”，整顿旗务，由康熙朝的以宗王跨旗籍管理旗务，直以亲郡王为都统，将宗王完全臣属职官化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参与诸王数量甚小，亦只称“议政大臣”而已。意识形态上，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不断影响，并最终根深蒂固，嫡庶混淆或是兄终弟及的观念被完全摒弃，宗法上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在这一背景，比较怡王与清初诸王的权力性质，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怡王的权力，与清初八旗共治条件下诸王的天然政治核心地位不同，是由现任皇帝付与的，完全依附于皇权。
虽是如此，但与乾隆以后的理政诸王相比，怡王在雍朝时的地位，仍旧显得十分特殊。清末宗王势力的重新崛起，是机缘于新一轮的幼主临国，但与清初显赫的宗王政治相比，性质已经完全不同。这一点，从礼节和称谓上便可清晰的显现出来。康熙二十七年，大学士王熙会议时仍向康亲王杰书等人跪语政务，康熙帝得知，始行禁止。[18]却只禁会议行跪，不禁私礼。因此，至雍正朝，即便权重如隆科多，身系皇舅，亦需向甥辈诸王行单膝跪礼。[19]而至清末，则礼仪大变，《清稗类钞》载：“同治乙丑，诏罢恭之军机处议政权，并撤去一切差使，然自此以後，屡有亲贵执政矣。至亲王秉政时之称谓，向例，亲王、皇子与大学士相见，行半跪礼，称老先生，如兼师傅者，或称老师，自称或门生或晚生。恭既议政，於是向之以老先生、老师称大学士者，遂一变而为官称，如称李文忠为李中堂，左文襄为左中堂，而大学士之对於议政王，则自称晚生矣。及光绪时，醇亲王载沣又呼李文忠曰少荃，是尤非尊重大臣之意矣。”[20]由受跪礼而转向行半跪礼，其身份之下转则可明见。
怡王所处的时代，正在此二者之间，是为宗王权力至上而下滑落到底端，开始进入平稳期，却并未形成制度全面约束的时代。因此，他的权力是突兀的，既不同于清初，也不同于清末，而是有其独有的时代特点。乾隆以后，从政的宗室贵族逐步官僚化。诸王多任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职，蒙宠者如载垣、端华者，任领侍卫内大臣。清末权贵如奕訢，先后担任过都统、内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神机营大臣等等；醇亲王奕譞任都统、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神机营大臣、御前大臣等等，均以职官名号为头衔。事实上，若在清初看来，以职官系统的称谓加于处于“家族天下”中的皇家核心成员头上，即便是“领侍卫内大臣”这样的极品之官，也无疑是对其身份的贬抑，因为“宗亲贵位”，不应以臣僚之职冠之。[21]相反，到了清末，诸王却以获得国家官员身份为荣，这是宗王地位降低一个侧面的表现。这种以宗王为职官的情况，正是从雍正朝开始的，他分任部分宗王为都统[22]，开此先河，至道光朝，“王爵兼都统者过半”。[23]诸王的地位由八旗旗主降为管理旗务的都统，其对皇权的弱势可见一斑。而怡王在雍朝，前文已经明晰，并未任一有职官名称之职务，所办政务，全部以亲王身份，为临时使职。即便在户部、三库，亦是如此。相对于乾隆以后带有职官身份的从政诸王来说，更近似于顺治以前的诸王掌部务者。因为其在户部长达八年所膺的“总理”之名，是乾隆以后君主所不能容忍的。[24]由此可见，怡王之于雍正皇帝，仍然被视为有些传统意义的“宗亲贵位”，而非彻头彻尾的臣僚。
无论是中国传统的相权，还是以清初“家族天下”状态下的宗王权力，无疑都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历史上无数次的宫廷政治斗争，都为这种威胁作了极可信服的注脚。在清代皇权走向顶峰的雍正朝，这两种权力无一例外都已经不存在，代之辅佐皇权的，是怡王个人所承担的这样一种权力--由皇帝随时付与，通过议政、行政、军务、信息传递等不同层面，渗透到国家核心政治的每一个角落里。不从属于任何一个专门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团队为之服务，离皇帝更近，而离百官较远。怡王身为宗室亲王，他所代表的却并非宗王的利益，反而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抑压宗藩；作为首辅，却从未像历代权臣那样对抗皇权。他的权力，归根结底，是皇权的组成部分，但来源并不是像历代主政的权相、宗室、外戚、女主、宦官那样通过扩张自己的权力得来的，而是雍正帝出于自一次次将自己的权力分割出来的，且这种分割，能时时在雍正帝的控制范围内。当然，即便如此，分割皇权，仍然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若非特殊的时代背景，若是换一对君臣，这种情况也是不能成行的。即便成行，也是要出现问题的。其间的原因，是我接下来所要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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