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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 [转帖]从《大义觉迷录》看清世宗之文化本位观——兼论有清一代之历史地位及当时士人之境遇by邸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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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从《大义觉迷录》看清世宗之文化本位观——兼论有清一代之历史地位及当时士人之境遇by邸永君

从《大义觉迷录》看清世宗之文化本位观
兼论有清一代之历史地位及当时士人之境遇

清世宗(即雍正帝)乃清代诸帝中颇有争议之人物,盖与其得国之昧、为政之猛有关。然平心而论,其于才华、智慧、谋略、胆识、勤政等方面所表现出之出类拔萃,则历代人君中少有可望其项背者。现仅就其所颁《大义觉迷录》中有关“华夷之辨”的论述,略窥其国学功底的深厚及文化本位观念之进步。而作为历史人物,其思维方法、行为模式无不打上时代烙印;而作为被其口诛笔伐的士大夫曾静之流,其所思所感、所作所为亦难脱时代窠臼。现就笔者学识所及,就上述诸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就正于方家学者。本文所引雍正之语皆引自《大义觉迷录》卷一,故引文恕不再加注出处,以避繁琐。

关于清代士人之境遇与《大义觉迷录》之缘起

我中华自古以文化立国,故而作为文化载体之士人(或曰士大夫)之境遇一直相对优越。孔子有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一方面是在鼓励士大夫应致力于天下大事,但同时也反映出即使在春秋战乱时期,此辈亦衣食无虞,不需为谋食、忧贫而奔波。因此,孔子本人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仍得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孟子之境遇似乎更胜于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转)食于诸侯。正因有此优厚的物质保证,他老人家方能以“善养吾浩然之气”自诩,而一个“养”字便可折射出其生活条件之优越与从容。在上述相对宽松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中华文化迅速走向成熟。此间,法统(政权体系)道统(文化体系)之分野初见端倪。君主与士人各据一端,相辅相成。孔子有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臣子之忠必以君之礼为先决条件。孟子更放言“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即士人有权根据君主对自己之态度进行相应反馈。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之主张,主体意识十分鲜明。可以肯定,此间士人之境遇尚佳,“浩然之气”确已存乎于天地之间也。

嗣后,秦皇之焚书坑儒,汉高之儒冠便溺,给士人心灵蒙上阴影。但其处境很快便因孝武之“独尊儒术”而时来运转。自此,中国正式确立法统、道统二元格局。皇帝据法统而南面称尊,君临华夏;士人倚道统而安身立命,承传文明。皇帝可操利刃而生死、荣辱士人;士人可搦秃笔而臧否、褒贬君主。皇帝授士人以官爵,士人君主以智力。对士人之需求与对历史之敬畏的双重因素使得君主不敢过于骄纵,为所欲为;而士人亦可售才学于朝廷,待价而沽。人主或为寻求智力支持而礼贤下士,如刘备之三请诸葛;或为不留千载骂名而强压怒火,如曹操之不斩弥衡。士人或为保持自然天性而辞官高蹈,如陶潜之采菊东篱;或因注重享受生命而放浪形骸,如杜牧之江南落拓,由汉至唐,士人之地位虽有沉浮,但基本稳定,中华文化于稳定中走向昌盛。

有宋一代,国势衰微,然士人之地位却升至顶点。宋代诸帝以“不杀士大夫” 为圭臬;而士人则以“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相标榜。君臣坐而论道,相互砥砺,面对北方纷至沓来之强大政权的数波冲击与重压,于风雨飘摇之中将两宋皇朝支撑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并于文化科技领域多有创获。国人引以自豪之四大发明中,即有三项成于此间。宋朝士人最为自信,竟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豪言,足见其心志之高远。然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外有强邻,内有隐忧,终致回天乏术,江山易主。宋亡之日,士大夫多拼死相报。陆秀夫舍生取义崖山携帝蹈海于前,文天祥杀身成仁柴市引颈就戮于后。“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士人以视死如归之悲壮回报宋代诸帝之厚恩,中国士人之黄金时代亦在血雨腥风中草草结束。

大哉乾元,四海归一。然人分十等,士人居九;以武立国,斯文扫地,孟子所言竟成谶语。朝廷视士人如草芥,士人视朝廷如寇仇。然好生恶死乃人之天性,士大夫只能苟延残喘,困而修德,以待时运之变化也。

元廷倾颓,明朝建立。而士人之黄金时代并未因中华“光复”而再现。太祖强化君权,贬斥孟子;仿前朝之故事,待士人如仆役。致使有明一代,二百余年间凄风苦雨,地暗天昏。殿陛之上,大臣有廷杖之危;衙署之中,命官有寝皮之儆。法统之威日增,而道统之尊渐弱。虽有争礼仪之血溅丹墀,东林党之不畏强暴,然士大夫浩然之气已成强弩之末,日见衰微。终有明清易代,“天崩地解”。

清承明祚,入主中原。诸帝皆聪明天纵,独揽乾纲,法统之威直线飙升;而士人却无可奈何,不敢言且不敢怒,道统之绪被荡涤殆尽。君臣之间已由宋代之坐而论道,经明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此时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而士人仍有些许持传统所赋予之所谓道统惯性,对清廷之合法性提出质疑者,遂有雍正时曾静之案。

曾静持发轫于孔子之“华夷之辨”,视清廷为禽兽,是欲挟道统之余威,促法统之更迭。雍正乃雄猜之主,自忖士人无缚鸡之力,若以利刃斩杀之,其胜不武也;再者,自忖夙兴夜寐,焚膏继晷,学得经纶满腹,绝不稍逊于曾静等草莽腐儒。于是,乃绞尽脑汁,索遍枯肠,撰《大义觉迷录》并颁行于天下,对士人进行文化围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就内容而言,《大义觉迷录》似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运用儒家经典中之成论批驳曾静辈运用“华夷之辨”对清廷合法性之质疑,即使于今人看来,亦属高论,不乏妙笔;而后一部分则属自我表白,喋喋不休,旨在消弭当时朝野对其夺嫡篡位之“谩议”与腹诽。对后一部分,历代学者多有“欲盖弥彰”之诮,相关论述洋洋大观,故而兹不赘述。本文拟就其前一部分内容展开分析与探讨,以体味雍正文章之老辣,国学功力之精深,以及观念之进步。

二、雍正帝之“文化本位观”

众所周知,任何一代人皆须生活于不可选择的历史环境之中,只能用当时所能获取的知识进行思考,只能依托于既得之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在历史之惯性体系内运作。因此,任何一代人均不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所谓“进步”者,只是相对于当时之人而言。因此,评价历史上某人某事,必当以其所处时代之背景为参照,又必当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为准绳。就清代而论,民族大融合之大势无法阻挡。满族君民上下学习中原文化蔚然成风,至雍正时期,就满族整体而言,已基本完成了文化主体的转换。尤其是皇族子弟,因有执政之需求,朝廷于培养历练方面用心颇力。 作为“潢天贵胄”,必当禀赋绝伦,因而深深懂得此理:欲令汉人心悦诚服,则必须对汉文化有精深理解与把握,对汉文经典烂熟于心。从雍正帝所引用之中国历史典籍即可证明其国学功底之深厚,其有云:

上谕: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怀保万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协亿兆之欢心,用能统一寰区,垂庥奕世。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

吕留良之辈所依托之道统,是经过数千年承传演变而深入人心之庞大思想体系,道统之核心即儒家学说。而儒家之鼻祖孔子乃“华夷之辨”之始作俑者。由此而论,吕留良辈颇为主动;雍正帝若以“华夷之辨”有碍于己而蔑孔,则势必会引起人神共愤而陷入被动,则只能是“顾左右而言他”。首先回避种族上满汉之别,利用其已掌握之政治优势,强调“天下以有德者居之”这一在同一文化体系内之前提下方可应用之命题,予以敷衍,以求变被动为主动:

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乂万邦,天心笃祐,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

乃逆贼吕留良凶顽悖恶,好乱乐祸,俶扰彝伦,私为著述,妄谓“德衰以后,天地大变。亘古未经,于今复见。”而逆徒严鸿逵等转相附和,备极猖狂,余波及于曾静,幻怪相煽,恣为毁谤。至谓“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诗》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以其亻替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义,故声其罪而惩艾之,非以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狄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

在此处,雍正引用孟子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之当时所有读书人皆耳熟能详之名言,猛力反击曾静之辈之“种族文化论”,显得颇为巧妙。而“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之论述,乃过人之高论也。足以表明在其心目中,东北广大区域历来即属中国,只是处于边境地带而已。就中原朝廷而言,国势强大,则得以统驭,而朝廷式微,则暂时游离,因而得出结论:“华夷之辨”甚嚣尘上之日,正是国势衰微之时;而华夷一家之际,则必有天下一统之局。其有云:

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獫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依托《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命题,利用其已统驭天下之政治优势,强调:既然失德则失天下,而德天下者必有德也。其有云:

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圉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论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音,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

对于吕留良等“将夷狄比于禽兽”之煽动鼓噪之言,雍正以因对深谙中华文化之自信,斥之为“禽兽不若”。表明其于民族问题上之文化本位观:

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等论,是中国之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自詈乎?詈人乎?

用现代语言阐释之,其观点可诠释为:认定某一民族群体是否野蛮,要依据其文明程度,而非仅看其发祥地及血统,且要在动态中考察问题,而非一成不变。此乃近于科学之态度也。

认真考察中国历史之进程,透过表面“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纷乱,可以获知一个规律:任何执政柄者皆有其历史使命,即维持农业社会所必须之稳定与秩序。判断一个朝代之统治是否成功,其首要标准乃保持社会之正常运转;而结束战乱重建秩序,则符合民众之根本利益,必然受到支持与拥护。雍正深明此理,其有云:

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

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愚民,现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肆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

雍正对因统治者虐待民众而引起民众之仇恨表示理解,对中原之人对由边地民族而入主中原者之轻蔑心理甚明于心。鉴于此,他十分强调满人接受孔孟之学,“亲被教泽,食德服畴”,以求在情感上缩小与汉人之心理距离,增强认同感。其有云:

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

这里所云之“中国”、“外国”并非当今意义上之中国外国,而是用春秋战国时列国之意。他依据文化本位乃区分中国历史上中外之标准的思路,对元代统治予以极高之评价,并对清代入主中原之合法性深信不疑。其有云: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复。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述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于心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

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侜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只获罪于我国家而已。

此等险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锧,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窃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馀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叠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不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

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

雍正娴熟运用中华文化体系之伦理观和业已取得之君位优势,倚君臣之大伦,挟天命之盛威,将法统之强力推至当时时代之顶点。相比之下,曾静辈欲凭借道统与之抗衡,诚以卵击石者也。自此道统之绪更衰,细若游丝。为打击士大夫心灵深处之孤傲本性,清廷绞尽脑汁,对士人既杀且辱,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暂留其性命而征服其灵魂,令其到各地宣讲《大义觉迷录》,开“现身说法”之先河,可谓“出奇料理”之高招。雍正对曾静辈之围剿,乃打击摧残士人身心之具体且生动之体现;而曾静辈之遭遇,便是当时中国士子可悲可怜境遇之缩影。

三、对有清一代及清世宗历史作用之评价

人类社会历史之发展乃渐进之过程。任何一代人皆理所当然地无法克服和避免时代之局限性。

前已述及,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农牧文明。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之重要阶段,牧业文明乃农业文明之补充,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此种文明有对社会秩序和气候等自然因素之强烈依赖。为适应这种文明形式之需求,中国很早就以政权强大,社会组织成熟而著称于世。为追求农业社会赖以正常运转之稳定和秩序,中华文明体系的价值观不惜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而效率低下又被与此相适应的是生产和生活节奏缓慢、效率低下、生产周期漫长之现实需求所允许。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以及异常庞杂之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呈层次化、网络状分布,其触角遍及各个领域、角落,唯最高统治者能够控制其弛张;辅之以成熟的道德伦理体系,使得这种文明体系对社会动荡的承受能力极强。一般而言,小规模、低强度之社会冲突在低层次的政权管辖区域内即可解决,而使局部的动荡不会引起全国性的秩序失控。只有在内忧外患交织、社会矛盾积累到社会网络实在无法承受时,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才会总爆发,即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即便如此,经过短期动荡对社会能量的释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得到调整,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很快就会建立起新的王朝,恢复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秩序。而新王朝必须在旧王朝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在历史的惯性体系内运作,文明体系理所当然地得到延续。这就是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不是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而是为适应新的形势、新的社会环境而有所调整的产物。中华文明体系一直在这种适应与调整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中华文化之源头乃炎黄文化。回溯其发轫之时,正值满目洪荒,文明初启。而炎帝与黄帝分别代表着南方、北方的中心部族。炎帝神农氏无疑是上古时期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部族的首领。其发祥地在长江流域。而黄帝轩辕氏为北方草原游牧渔猎部族的首领。炎黄二部通过战争的方式合而一。游猎部族勇猛尚武,故而黄帝能大败炎帝于阪泉;而农耕部族文明程度相对较高,故而其文化成为主体。这种二元归一的特点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格局,规定了方向。农耕文明以其具有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和较为复杂的社会分工,担当着中华文明主流的角色;而牧猎文明对农耕文明不断予以补充,注入活力,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在中华民族生存空间之内,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生产方式之部族,即游牧部族和农耕部族,其分界大约在北纬四十度一线。二者既相互依存,又辄生芥蒂。农耕部族为抵御游牧部族的侵扰,不惜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起绵亘万里的雄伟长城,但双方联系万难割断。无论是汉武帝之“北击匈奴”,还是后来之“五胡乱华”;抑或是蒙元之“铁马金戈”,还是朱元璋之“驱除鞑虏”,两大部族在上下千年、方圆万里的广阔时空里一次次重演着拉锯战。在此过程中,两种不同类型之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北方游牧部族的优秀文化成分不断被吸收、消长,融入中华主流文化体系。

经济文化层面依存源远流长,也就预示着制度层面的归一势在必然。上苍似乎一直在呼唤、等待着一个既谙农耕、又通牧猎之民族横空出世,以完成将两大部族合而为一的历史重任。历史选择了满族。满族先世虽长期偏成东北一隅,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族人农牧双全,兼擅渔猎。当其把握契机,挥师中原,定鼎北京,君临华夏以后,以其特有的对两种文化内涵的颖悟,从全新的视角,用独创的方式观察、处理民族问题,终于完成了将两大部族融为一体的历史重任,使万里长城永成陈迹。可以说,清代是将农牧文明合二为一的关键时期。因此,清代尤其是其前期,曾为中华版图之奠定、中华民族之形成创下不可磨灭之功绩。

至雍正时,清廷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凡八十载,繁荣昌盛之局面已初露端倪。满族上下着意继承并发扬深深根植与中华文化土壤中之人治传统,靠培养制度之创立,加之族人天资与勤奋等因素,造就出一大批治世雄才,终于得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辉煌之顶点——康乾盛世。其间,皇帝倚其过人之雄才与精力,操控庞杂强大、无所不在之统治网络,伸缩弛张,得心应手,顾盼自雄;而亿万苍生则匍匐于强权之脚下,虽衣食无虞,然一日数惊,苍凉气短。“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忧贫谋食而已矣。倘若孔老夫子再生,必深以为恨。漫漫长夜,星月无光。这是为所谓“盛世”出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雍正恰恰介乎于康熙、乾隆两朝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地位十分重要,而透过《大义觉迷录》,略窥其纵横捭阖、妙笔生花之雄才大略,再透过曾静辈被强权玩弄于鼓掌之间之悲凉心境,体味当时士人心境之灰暗与无奈,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也。

然而,或许是因为“时代局限”,或许是缘于内心崇敬,抑或许是对后世唾骂之恐惧,雍正尽管对孔子之“华夷之辨”颇不以为然,但他毕竟还是克制住雷霆之怒、虎狼之威,未敢对圣人有半句微词。以其国学功力之深厚,可断定其知必当知晓《论语》中所录子贡之名言儆语:“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后世之人对雍正私德、人品多有攻讦,但从其未敢贬斥孔圣之角度言之,至少表明其做事仍有法度,尚未在“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的不归之路上走得不是太远。倒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诩的某些人,“欲自绝”,“不知量”,对孔子极尽攻击诋毁之能事,到头来反招其辱,落得遭世人窃笑之下场。

综上所述,雍正所撰之《大义觉迷录》,虽充斥“惟我独尊”之霸气,亦不乏强词夺理之狡辩,然其信奉文化本位,崇尚儒家学说,并尝试以对话之方式与士子进行辩论,堪称难能可贵,在历代封建君主中属空前绝后之举。而士人仍欲挟道统之余威促法统之更迭,则属天真幼稚、不合时宜之蠢动。为国势之强盛、版图之扩展、生齿之日繁,我们必须付出三缄其口、万马齐喑之代价,这是那一代甚至多少代中国士子梦魇般的经历。颇可令人庆幸者,如此之时代一去不复返矣!

(资料来源:《满族研究》2005年第2期)




如水中月,须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无此水,终无此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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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h0909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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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发表于: 2012-01-28   
潜水多时,见该文,真真真好文。“清世宗(即雍正帝)乃清代诸帝中颇有争议之人物,盖与其得国之昧、为政之猛有关。然平心而论,其于才华、智慧、谋略、胆识、勤政等方面所表现出之出类拔萃,则历代人君中少有可望其项背者”--吾谓之最切中之评语。想世宗所受教育,经年阅历,古往今来,少之又少。 (突然记起当年日本皇太子妃的经历,据报道,其整个国家有类似者仅7人而。) “ “华夷之辨”甚嚣尘上之日,正是国势衰微之时;而华夷一家之际,则必有天下一统之局。”--世宗的华夷之辩是看一遍佩服一遍,思辨之巧妙,论述之精当,堪称一绝,绝少见出其右者,妙哉。(想起一元论二元论时,始从源头立论,再无可驳之处)。    
再说点题外话,世宗颁觉迷录,确是好料理,只是时间稍稍提前了些,如果当世绝大部分人都有受相关教育,定不至于累其多年的后世毁誉。其学识之高,稍配些如其子的街头智慧,想必会少受很多苦,可若真如此,就少了些赤子之诚了,叹之。
另,我读世宗之书,诗,文少,但有一件,信其人之赤诚。常观“阅心集”,少诗多文,其中立意,绝非沽名钓誉阴险奸诈之徒能集如此些文,甚仰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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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danfq 离线
今天是情人节;前几天一直陷入停顿的文终于在这两天又有了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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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发表于: 2012-01-30   
强顶1楼啊!说出了N多“四爷党”的心声啊!四真的是有赤子之诚、至情至性、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甚至,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思想认识,不仅大大地背离了他的阶级属性;而且与他对西方和外部世界的认识一样,远远地超越了他的时代一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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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乔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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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发表于: 2014-09-10   
不喜欢孔子,就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游走于各诸候国摇尾乞食的糟老头子,中国还竟然被他的那些个狗屁对圣人之言束缚了N千年,想想就闹心。不喜欢,真心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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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l 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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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发表于: 2014-10-15   
有空總是喜歡回來多了解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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