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戏说怎能当真乾隆曾骂纪昀是娼妓

来源:潇湘晨报

　　公元1736年，即清朝乾隆元年，一位名叫孙嘉淦的“言官”(左都御史，负责劝谏皇帝、弹劾百官)给初登大祚的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奏章，奏章中说：世间的万事当盛极的时候一定是危机存在的时候，但并不十分明显，不被人察觉，而一旦发现，就积重难返、无可救药了。这中间有三种习惯是要不得的，“一曰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二曰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三曰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曰喜小人而厌君子也……”(1)
　　
　　很显然，这份奏章的主要意思是提醒乾隆要防止习惯于听歌功颂德的话、习惯于看谄媚拍马的举动、习惯于接受别人的讨好逢迎以及由此带来的讨厌君子而喜欢小人的弊病。尽管这位言官冒着生命危险“逆龙鳞”，可后来的事实还是不幸被他言中了；那位刚愎自用的乾隆皇帝根本没有把孙嘉淦的谆谆告诫放在心上，他自诩聪明绝顶，能明察秋毫，“三习一弊”断然不会在他身上发生。然而，当清帝国出现了一时的繁荣之后，这位皇帝就开始有点飘飘然了，欣然陶醉于自己的“功业”，自封什么“十全老人”，从此建功立业之志渐忘，骄奢淫逸之心骤升。表面上歌舞升平的清王朝正如曹雪芹《红楼梦》中所讲：“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
　　
　　像乾隆皇帝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并不少见，西汉时期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意孤行，穷兵黩武，使大汉王朝盛极而衰；开创了唐代“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到了后期，宠信奸佞，荒废朝政，使藩镇悍将的势力迅速膨胀。最后“渔阳颦鼓动地来”，他宠幸的杨贵妃也只能落个“婉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的悲惨下场，而一个强大昌盛的李唐帝国从此陷入兵戈扰攘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帝王并非平庸无能之辈，应该说他们还都有安邦治国之才，可为何总是不能跳出这样的历史窠臼呢？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三习”所致。他们在前期还能够励精图治，谨慎小心，还能做出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受到一定的拥戴，正如古人所恭维的那样，“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局面，慢慢地也就听不得不同的意见，看不惯有违自己意志的行为了，而且会变本加厉，对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乃至置其于死地。
　　
　　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乾隆皇帝先后六下江南，共消耗白银2000多万两，当时身为翰林院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的大学者纪昀实在看不过去，曾委婉地将江南百姓民不堪命，难以承受经济上的重负告诉皇帝。你猜这位乾隆爷怎么说？他把这位学者着实一顿臭骂，他说，我不过看你学问上有点根基，才给你个官做做，这其实不过就像娼妓一样豢养起来罢了，你居然敢议论起国家大事！吓得纪昀再也不敢言语了。

这个乾隆真是不知道说他真好了,竟然真样骂大臣太过分了,乾隆就是太喜欢歌工颂德,受不了他